历史丨《制造汉武帝》：《资治通鉴》虚构了汉武帝的晚年形象吗？

《资治通鉴》虚构了汉武帝的晚年形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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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笔记 

（一）

历史学家田余庆在1984年发表《论轮台诏》，他表示，汉武帝与太子刘据之间存在着“尚功”与“守文”两条治国路线的斗争，而汉武帝晚年悔悟，由武转文，让汉代政治转为一新。田余庆的观点写入通史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产生普遍的社会影响。但是2014年，辛德勇就公开反对田余庆关于汉武帝晚年政策转向的观点。他指出，田余庆的这个观点主要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叙述。

1、 司马光如何“制造”汉武帝的晚年形象

辛德勇认为，历史学家田余庆错误采信了《资治通鉴》的相关叙述，主要的错误有两点：一是认为《轮台诏》是代表汉武帝晚年政策转向的罪己诏，二是认为汉武帝与太子刘据之间的路线之争，是汉武帝的晚年转向的原因之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征和四年三月，汉武帝在祭拜泰山之后诚恳地向天下道歉，说自己继位以来胡作非为，让天下国乏民困，所以一切有害民众的政策都要废除。田余庆认为，这是汉武帝“ 罪己” 的开端。 但是辛德勇认为，田余庆的结论并不成立，因为从《轮台诏》颁布的背景、内容来看，它只是汉武帝关于西域军事失利之后的布置措施，与治国大政的转向无关。

汉武帝之所以颁布《轮台诏》，并非起于泰山拜祭，其根源要从前一年的西征失利说起。征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大军七万人西征匈奴失利，让汉武帝忧心忡忡，他于第二年颁布《轮台诏》，总结李广利兵败降虏的教训，从而审度双方实力和武备状况，确定先整顿边防、积聚财力，以伺机再战的政策。可见《轮台诏》只是局部政策，并不是朝廷根本性的大政方针。 所以，汉武帝晚年转变政治策略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在他去世之后，汉朝仍然坚持执行他的政策。

辛德勇认为，田余庆还解读了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的治国路线之争，认为两人之间的矛盾，延误了汉武帝早就想施行的政策转向。这就是辛德勇指出的田余庆的第二项错误。

所谓治国路线之争，是指汉武帝与太子刘据之间存在的两条不同的政策路线：汉武帝崇尚武力拓边，而太子则守文宽厚。这是田余庆根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推断来的。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汉武帝习惯严刑峻法，而戾太子温和宽厚。戾太子还经常劝说汉武帝不要动辄开疆拓土，这让汉武帝渐渐心生不满，两人关系也日渐紧张，代表不同治国路线的两种政治势力，随时都有激化的可能。

矛盾激化的结果，就产生了著名的“巫蛊之祸”。汉武帝想废黜戾太子，采用巫蛊作为借口，将戾太子的后援卫氏家族几乎诛杀殆尽，戾太子完全失势。

同年，汉武帝身患疾病，受武帝重用的酷吏江充便说皇宫里有蛊气，是致病的根源。于是，汉武帝派江充在皇宫挖地找蛊，一直挖到皇后和太子的住地，在戾太子床下挖出一些木偶人，还在太子的丝帛上看到一些大逆不道之言。人赃俱在，戾太子走投无路，他杀了江充，发兵造反。汉武帝命令丞相平叛，太子兵败逃亡，最后自杀身亡。

田余庆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认为“巫蛊之祸”的实质，就是汉武帝摧毁以戾太子为代表的“ 守文” 的政治势力，解决路线之争的矛盾，这也是汉武帝颁布《轮台诏》的重要前提。解决了这个矛盾后，又逢征和三年西征失败，汉武帝才下决心颁布轮台诏，顺理成章地转变了国策，力图挽回将颓的局势。

但是，《汉书》关于“巫蛊之祸”的记载，只说因为汉武帝想要废黜戾太子，戾太子起意反抗，最终以兵败自杀收场，这仅是宫闱之争而已。统观《汉书》的记载，展现的只是戾太子为了维持自己太子之位的争斗，并不存在什么治国路线的矛盾。戾太子学习《谷梁传》，也不足以证明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路线不同，因为他根本是为维持太子之位而寻求理论支持。

所以，巫蛊之祸中的“治国路线之争”，仅见于《资治通鉴》而不见于《汉书》，在辛德勇看来是不可信的。田余庆曾表示，司马光对史料采择标准严谨可信；但辛德勇认为实际上，司马光存在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的做法。

更重要的是，《资治通鉴》中巫蛊之祸的史料来源是《汉武故事》，而该书是虚构的小说。司马光有选择地组织材料，实际目的是为了针对王安石一派的施政方针。他把汉武帝塑造成晚年幡然悔悟从而改变治国路线的形象，希望劝谏宋朝君王迁善改过。

二、《汉武故事》如何虚构汉武帝及太子刘据的故事

《汉武故事》一书的作者，也是出于主观目的，虚构了汉武帝和戾太子的形象，这就是辛德勇所说的“大建构中的小建构”。

根据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考证，《汉武故事》作者是王俭。王俭为什么要虚构汉武帝和戾太子的故事呢？辛德勇通过分析认为，王俭在《汉武故事》根据当朝宋文帝和太子刘邵之间的历史，虚构出汉武帝与戾太子的治国路线之争，用意还是在于谴责宋文帝的施政路线。

据史料记载，王俭对其母附从刘劭反对宋文帝，显然是有所同情和理解；而对宋文帝政治，显示出严重的不满。汉武帝治国严苛，习惯猜忌诛戮，与宋文帝等刘宋诸帝亦颇多相似之处。因此，王俭借《汉武故事》中的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斗争，隐晦地表现他对刘宋宫廷争斗的严重不满。

根据《汉武故事》中王俭对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故事的演绎，《资治通鉴》又有了“上嫌其能少不类己“的记载，也就是汉武帝嫌弃戾太子能力薄弱，不像自己当年。所谓的不像，本质上是两种治国理念和两条施政路线的分歧。

汉武帝认为戾太子不像自己，这种说法其实是王俭创造出来。王俭在《汉武故事》这样的神仙家著述当中，基于“守文”的政治见解，王俭才依照刘劭的政治主张，在《汉武故事》中塑造出一个与汉武帝持不同治国理念的仁厚的戾太子形象，然后虚构出汉武帝与戾太子的治国路线之争。

如果王俭的《汉武故事》是参照宋太子刘劭的“巫蛊之祸”而创造出来的，那么戾太子是否也像刘劭那样诅咒汉武帝呢？辛德勇经过细致考证，肯定了戾太子的确有诅咒过汉武帝。

三、总结

本书虽然探讨的只是“汉武帝晚年到底有没有施行政策转向”这个小问题，但是却跨越了好几朝的历史：当代学者田余庆的《论轮台诏》，根据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立论；而司马光为了针对司马光等人的施政方针，又选取了南朝王俭的《汉武故事》来写汉武帝；王俭呢，又通过讲述汉武帝父子的故事来讽刺当朝宋文帝政治。这一环套着一环，作者辛德勇也是一步步抽丝剥茧，力图穿透层层建构，呈现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并希望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有益的见解。

总的来说，辛德勇认为司马光出于匡扶时政的目的，将自己都认为荒诞不经的《汉武故事》中关于巫蛊之祸的记载放入《资治通鉴》，从而制造出晚年悔过罪己的汉武帝形象，以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汉武故事》的作者王俭，则根据自身父母参与巫蛊之祸的经历以及严苛残酷的政治环境，构建出一个汉武帝与戾太子的形象。王俭的目的并不仅在于虚构一个汉代的巫蛊之祸，而是通过这种虚构，委婉曲折地指向他所在的时代，宋文帝与太子刘劭之间的巫蛊之变，几乎是汉代历史的重现。这也印证了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书名：《制造汉武帝》

作者：辛德勇

撰稿人：不敏（文学博士，自由撰稿人）

编辑：枫窗

主播：石头说话2017

制作：匀绮工作室

监制&运营:郑涵 孙嘉悦

总编辑:赵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