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还得做题，“鸡娃”背后的边界感到底在哪里？｜《一激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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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流感再次来袭，许多人在网上反映，自己身边有很多人都出现了感冒发烧的症状。不仅如此，医院流感门诊的孩子们也开始多了起来，牵动了许多家长的心。不过，在照顾子女身体之外，还有一件事儿同样重要，没错儿，就是中国式的期末做题。于是，这几天的医院里，孩子们边输液边写卷子做题的场面上了热搜，网友们有支持有反对，“鸡娃”这个词也再度引发我们的思考。

今天，我们就结合2023年最新出版的，由美国社会学家、教育研究学者希拉里·弗里德曼所写的一本书《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借助书中的100个家庭的案例和数据，探讨一下，所谓的“鸡娃”心理的边界感在哪里？如何才能回归良性竞争的轨道？这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这次输液做题事件的始末及其争论。

这次事件，还要从一张照片聊起。11.24日一大早，一张拍摄于某家医院的照片开始冲上热搜。我们能看到，医院大厅摆满了几排桌子，上面都压满了试卷、课本和文具袋，孩子们有的戴着口罩，有的干脆不戴，可能是怕影响状态。他们弯着腰，低着头，齐刷刷地在做题，认真得很。同时，他们的手背上也无一例外都插着细细的输液针，旁边的输液杆也好像分界线一样，把医院大厅里的桌子分割成了教室的模样。有两位妈妈分别蹲坐在孩子对面和座位旁边，戴着口罩，用手指向卷子，神情疲惫，但还是在坚持。

针对这张照片，央视网在24日早上七点半发布了短评文章，题目是《让孩子边输液边做题有必要吗？》。“以前的孩子们，那可是巴不得借生病的借口请假呢。现在，小孩哥的算盘可打不响啦”。最后，央视网的表态也留了点儿余地，对输液做题表示理解但不支持。

事实确实是这样，现在上学的孩子们，完全换了一个状态，“作业专区”从教室里跑到了家里，然后又跑到了地铁座位上、汽车玻璃窗上、医院的大厅中。2021年电视剧《小舍得》的一句台词就反映了80后以及90后家长们的真实心态，“我们这一代人的困扰在于，将来我们的孩子，很可能考不上我们毕业的那些院校。孩子长大后，收入不如我们，职位也没有我们高，这或许是我们必须学着接受的事实。”这句话放在今天同样能讲到大家的心坎儿里。有一位网友就在央视网评论区留言说：“家长也不愿意啊，问题是落下的课又没人重讲，作业也得完成。”确实是这样，我们虽然不赞同输液做题的做法，但设身处地想一想，身在学校的大环境里，一旦自己不一样了，就会成为人群的“异类”，于是，我们的心里同样充满了矛盾。

那么，这样的现状到底是什么导致的？我想，这不是所谓的“异类”就能直接解释的。

下面我们继续聊聊，当下环境里，为什么父母会产生鸡娃和焦虑心态呢？ 

在具体讨论这个原因之前，咱们还是一起来了解父母们的动机吧。2021年的时候，“鸡娃”这个词语炒得最热，一度登上了“咬文嚼字”杂志社的年度十大热词榜单。那时候最引人关注的，想必就是北京海淀区里，一些家长动辄几百万投资的学区房。当然，这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家长们的选择，可“鸡娃”的主力群体还是那些不愿意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普通家长们。怎么办呢？哎，只能替孩子报各种类型的学习辅导班了。

希拉里·弗里德曼在《一激到底》这本书里，曾引用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分析认为，在文凭影响个人声望与地位的环境里，家长们纷纷意识到，为了让孩子获得文凭做充足的准备是很有必要的。于是，他们也渐渐开始支持一种观念：受保护的青春期里，孩子扎扎实实走向成功的努力上，一切可能分心的波动或独立行为，都会受到压制。“一切为了孩子们的未来”，这不就是现在家长们的写照吗？

结合现状，我们还可以更加具体地感受到父母焦虑的原因。

首先，国内教育市场表现出明显的精英化趋势。说白了，就是家长们的教育意识觉醒了，不管是他们过去的教育错失了机会，还是现在望子成龙的期待，都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力量。最后的结果就是，未来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可是呢，相对应的，那些“更好的”高等教育平台，本身并不会增加足够的名额。那么，一些家长就认为，我们没得选啊，只能拼命挤进去。不光国内如此，国外也有同样的做法。本书提到，2011年，美国一位母亲对一家幼儿园提起了诉讼，认为这所幼儿园毁了她4岁的女儿在常春藤盟校接受教育的机会。作者认为，这样的现象表明，当今的父母，特别是中产阶级上层的父母，对孩子跨过高门槛有很高的期待。而副作用同样明显，严重的焦虑使得部分人成为“直升机父母”，意思就是随时随地空降，过度参与孩子的生活。

其次，就是就业压力的客观存在。网友们也打趣道，以前没工作，可以拿疫情来当借口；后来没工作，还能说刚毕业呢，不着急；可现在没工作，突然发现好像没有挡箭牌了呢。而这样的压力，孩子们是无法设身处感受到的，于是，在成年人的世界中，深知利害的家长们开始向孩子们倾注巨大的精力，希望他们能避免无法选择的情况。比如当年北京海淀区第一代“鸡娃”王食欲，她一路都是名校毕业，比如考上名校北京四中、导演系第一名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前往伦敦名校留学等，就业自然没有压力。但这些履历的背后，都是老母亲心里的不甘心和高目标，妈妈希望的是孩子能找到大厂的工作，但孩子本人喜爱的却是写作。于是，孩子曾经对快乐出现怀疑，有过躁郁症、甚至差点自杀的坎坷经历。比如在国外打电话的时候，她曾说：“妈妈，我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我控制不住自己这些念头。” 所以，有时候无法选择岗位并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当有一天孩子成长了、觉醒了，却发现自己很难有选择的权利。

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改变阶层现状的无奈。这里所指的群体就不单单是中产家庭了，现在已经蔓延到那些以“打工”为主的低收入群体。他们曾经在工厂流水线和田间地头尝尽了苦头，不愿意让孩子重蹈覆辙。这样的执念驱使下，他们不管钱够不够的问题，就算是七拼八凑，超前消费，也在所不惜送孩子去补习。相应地，压力山大的父母们，自然也不会允许孩子们去肆意玩耍，干学习以外的“闲事”。他们知道孩子累，但心里却有无数个理由来围攻这一个“累”字，坚信有付出就会有回报的定律，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从国家与个人层面角度，谈一谈如何正确认识并改变这种扭曲心态？ 

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鸡娃”的概念。它指的是采取各种培训措施，不停地让孩子去学习、拼搏，也就是俗称的“打鸡血”。培训不是不可取，但一旦过度培训，甚至不惜忽视孩子的身心健康，就会出现副作用。针对这个问题，2021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曾指出，孩子被家长逼迫参加各种校外学习培训，看似是教育问题，实际上是未成年人保护问题。所以，本着保护孩子们的原则，我们需要落实的工作还有很多。

国家层面，对于教育双减政策条文的完善已经取得成效，但基层监督仍然需要进一步落实。家长们鼓励孩子们学习和竞争的行为，本来是正常的，可学校的宣传工作一旦将教职工与学生裹挟到高标准，那么家长们也没办法，会慢慢觉得理所当然。其次，我们也应当努力改善当下的就业环境，对小微企业提供扶助政策，将失业补贴落实到位，向家长所处的圈子里注入新鲜的空气，缓解他们在就业心态上的焦虑。他们的压力减轻了，与孩子们的沟通自然就会多起来。

然后，在个人层面，我们需要注意“良性竞争”与“跟风内卷”的区别。网络上的一些自媒体因势利导，可能会故意渲染紧张的气氛吸引流量，但我们要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我们的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不是寻找各种可能性，让孩子体验个遍，而是要学会用“观察”的角度认识亲子之间的关系。 

就像作者希拉里·弗里德曼在书中常用的一个比喻那样：与其把整个童年看作一个规划，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场自助餐。在自助餐会上，你可以品尝许多菜肴，然后回去取更多你喜欢的菜。我计划用享用自助餐的方式来对待孩子的课余时间：孩子们应该品尝许多不同的东西，这样才能找出他们的最爱。这里用的主语不是父母们，而是孩子们应该怎么品尝。所以，我们要学会在蛛丝马迹的生活细节里，关注未成年孩子的真正需求，而不是说，别人怎么做，我也着急忙慌地跟着做。否则，我们的孩子到了社会上，就会像旅游景点里同质化的礼品一样，虽然身处不同的江河山川，但却不是唯一的存在。

今天的热点就讲到这里，欢迎您关注“热点讲书”，我们与你一起收获新知，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