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社区建设：阶段二 1

第二十四章�社区建设：阶段二
个人的故事很有说服力。当个人的故事被讲述并被接受时，信任就产生了。但在自恋文化中，信任很容易止步于此。人们很容易在某个晚上坐下来，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然后，在经历了一段丰富的经历后，带着为世界做了一些好事的错觉回家。对社区的承诺，包括从“我”的故事转向“我们”的故事。和往常一样，这个动作先向下移动，然后向外移动。先向下深入我们自己的脆弱之中，然后向外，以与他人团结一致。
社区建设的下一个阶段是讲述公共故事——一个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故事。有些地方的故事很深厚，有些地方的故事很单薄。我经常去内华达州或亚利桑那州的新郊区，那里尚且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塑造社区的故事，人们可以察觉到当地的这种缺失。另外，最近我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克斯伯勒，这是位于该州西北部的一个大约有3 500人的小镇。该镇81%的居民是白人，年收入中位数为3.5万美元。
威尔克斯伯勒及其邻近的小镇北威尔克斯伯勒，都曾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劳氏百货、美国家具公司、霍利农场和美国西北银行都在此设点营业，另有多家大型镜子和家具制造商。后来，这些企业要么搬走了，要么破产了，要么被收购了。21世纪初，该镇受到阿片类药物泛滥的沉重打击。在威尔克斯伯勒，既没有年轻人聚集的场所，又没有年轻人工作的地方。
威尔克斯伯勒受到了冲击，但令人震惊的是，它仍然有很强的认同感。它有一个清晰的社区故事。
这种认同感，部分来自他们阿巴拉契亚人的身份——有独特的历史性血统，有一种相互残杀和强烈忠诚的传统文化。威尔克斯伯勒的人们，可能互相斗殴与大声呵斥，但如果你作为一个局外人对某个当地人指指点点，他们就会团结一致，踢烂你的屁股。局外人的定义，就是任何不是在威尔克斯伯勒被怀上的人。通过子宫带入或以后搬进来的美国人，一概是局外人。
当地社区的认同感，部分来自他们的祖先在很久以前取得的成就。“我们在威尔克斯伯勒创造了很多很棒的东西。”内特如是说。他刚刚开了一家咖啡店。“这就是我们在威尔克斯伯勒做的事情，从无到有。我们有激情去做这样的事情。”
在某种程度上，社区就是围绕一个共同的故事组织起来的一群人。像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威尔克斯伯勒的人们讲述着一个救赎的故事：崛起、衰落、忍耐、复兴。复兴，一部分是精神上的，一部分是经济上的，一部分是物质上的。
“如何再次创造自豪感？每个人都为此感到羞愧，”当地一位年轻的活动家说，“我们是废弃工厂所在的小镇。我们是幸存下来的小镇！我们有一部创造者的历史。我们就是曾经的创造者。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是共同的项目。社区，不是为了社区而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共同建设。在威尔克斯伯勒，常见的项目是场所营造。我们倾向于认为社会结构是支离破碎的，原因是文化欠缺，或者经济力量正在将一切撕成碎片。但有时，原因就在于没有场所可供人们聚集。威尔克斯伯勒曾经有一个保龄球馆，但已被烧毁，并未重建。今天，作为对这一欠缺的回应，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开设咖啡馆、健身俱乐部、美术馆或酿酒厂，并创造表演场所、青少年之夜和音乐节。
令人着迷的是，这种复苏的愿景，对许多人来说极富凝聚力。作为个人，他们有时会争吵，有时会大惊小怪。一个连贯的社区故事，是另一种新的权力形式。
一个小镇的故事，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形成。当我住在芝加哥时，迈克·罗伊科和其他当地报纸专栏作家塑造了这座城市的民族精神和自我定义。他们将芝加哥的故事根植于远离湖边的族群社区（直到罗伊科变得富有并搬到湖边居住为止）。在一些地方，艺术家形成了社区故事。迭戈·里维拉在底特律艺术学院创作了令人惊叹的底特律工业壁画，他通过四面绚丽的墙壁勾勒出这座城市。几十年来，底特律似乎一无所有，只剩下了它的故事。但这足以让当地人团结在一起，现在这座城市已再次崛起。社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创造故事。
一个名为BMe的迈阿密非洲裔美国男性联谊会的负责人特拉比安·肖特斯认为，社区叙事包含4个部分，即框架（它定义了上下文）、叙事（我们来自哪里、我们要去哪里）、身份（我们是谁）和行为（定义我们的行为）。社区故事，几乎总是跨代的。它们从一个地方的起源开始，讲述当地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埃德蒙·伯克认为，从不回顾历史的人将无法向前看，将无法规划未来。那些向后看过去的英雄主义和斗争的人，认为自己是欠债的债务人，有义务向后代偿债。“继承的理念，提供了一个确定的保护原则和一个确定的传递原则。”伯克写道，“我们接受，我们持有，我们珍惜我们所得到的，我们享受我们所得到的，并为他人改善我们所得到的。尊重祖先，我们就学会了尊重自己。”
诚实的社区讲述着复杂的故事，涉及曾经犯下罪行和施加痛苦的时代，以及曾经忍受苦难和仁慈广布的时代。诚实的美国故事，得论及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真实的纽约故事，得讲述旧宾夕法尼亚车站的毁灭，以及所有以商业为名被拆除的宏伟旧式建筑。每个社区中，都会有一些事情脱轨，如某种程度上的腐败和不公正。社区中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十字路口，在这里，他们的地域自豪和对不公正的愤怒交汇在一起。
邻居的行为规范
社区成员在走到一起并讲述故事之后，还需要采取行动：走出孤立，编织社区。社区建设，是通过逐个房屋的日常照料行动来完成的。这是由那些采用邻居的行为规范的人来完成的。
邻居不是在孤独中走完一生，而是沉浸在生活中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当地行为和地方传统影响的人。他觉得自己欠下了这笔债务，并很高兴还清了这笔债务。他的工作、家庭和邻里生活并不是相互密切关联的。这些，都是他为当地服务的相互关联的部分。邻居的行为规范，是围绕几个常见原则建立的：
我们受够了。邻居不会等待别人来解决社区的问题。他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正如彼得·布洛克所写的那样：“当公民发现自己的行动能力时，社区中最可持续的改善就会发生。无论是什么问题——毒品、不断恶化的居住条件、糟糕的经济、流离失所、暴力，只有当公民不再等待专业人士或民选领导人出手，并决定他们可以收回他们委托给他人的事项时，改变才会真正发生。在大多数社区持续改善和改变的故事中，这种权力行为都有体现。”
村庄高于自我。好人会为了社区的利益而给自己带来不便，坏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给社区带来不便。
启动关联。好邻居，就是邀请别人过来吃饭的人。好邻居，是会与一位邻居交谈，并介绍街对面的另一位邻居的人。
30年的视野。邻居的时间范畴，是区别于个人的。邻居的行动，并不是为了让明天的当地变得更好。她的行动，旨在使当地从现在起30年后变得更好。她指导的这个孩子，30年后将成为当地的镇长。她正在组织的这个节日，将在半个世纪后成为值得发扬光大的传统。她种下的树，将结出她永远无法享受的果实，将投下她永远无法享受的树荫。
热情好客。罗伯特·弗罗斯特写道：“家，就是当你不得不去那里的时候，那里的人不得不接纳你的地方。”当有人需要帮助时，邻居的行为规范将好客列为第一要事，评判和其他一切靠后。邻居，就像浪子的父亲，他不问你任何问题，就会跑出来迎接你。首先要有恩典和宽恕，然后我们才能想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要怎样才能弥补裂痕。
社区才是专家。邻居们知道，不仅是学校教育了孩子，也不仅仅是警察保护了小镇的安全，更不仅仅是医院维护了人们的健康。这是共同的生活方式。当街景活跃时，人们就是安全的。当健康饮食成为常态时，人们就是健康的。成年人与年轻人交谈和鼓励年轻人时，旁听的孩子们也受到了教益。这是社区的规范和行为。人们在一起孜孜以求，以寻找最好的生活方式。
从小事做起。赫尔曼·黑塞写了一篇名为《东方之旅》的小说，讲述了一群人长途跋涉的故事。他们由一位名叫利奥的仆人陪同，他做着卑微的家务，用他的歌声振奋了整个团队的精神。利奥打理琐事，旅行进行得很顺利，直到利奥失踪。一切都陷入了混乱，旅行也被迫中止。
许多年后，其中一个游客偶然进入了赞助这次旅行的组织，发现利奥实际上是这个伟大组织的领导人，而不是什么工作人员。这个故事给我们启迪了仆人领导的概念。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教训就是，社区领袖通常是做“卑微”工作的人，是支持我们的人。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有名，这句话是：“世界的日益繁荣，部分依赖于非历史性的行为；你我之间的关系本不至于如此糟糕，一半应归功于有那么多人忠实地过着隐秘的生活，安息在不为人知的坟墓里。”
最少就是最多。社区是依据其如何对待少数群体来定义的。这些人包括年轻人、穷人、残疾人或过度悲伤的人。让·瓦尼尔为智障人士建立了社区。“我来这里是想告诉你们，这些人给了我多少生命，”他曾在哈佛对听众说，“他们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礼物，他们是希望、和平的源泉，也许他们还能拯救我们受伤的世界……如果我们凝视他们，如果我们忠于他们，我们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罪孽部分地归于自我。相互犯错，恰是将社区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之一。我们都明白，有时我们都是软弱和自私的。我们经常制造连我们自己都会抱怨的问题。
“真正的社区是不同的，因为人们会意识到邪恶不仅存在于社区内部，还存在于自我的内部。”瓦尼尔写道，“除非我们自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否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帮助邻居。”社区是一个痛苦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互相揭露真相的地方。但社区也是一个通过痛苦和分歧来激发爱的地方，正是因为无条件的爱，这些分歧才能自由地表达出来。
乡村契约
乔纳森·萨克斯拉比在他的《我们共同建造的家园》（The Home We Build Together）一书中指出，在《圣经》中，《创世记》中关于宇宙创造的描述只有34节；但是在《出埃及记》中有一段奇怪的插曲，占据了整书篇幅的1/3——成百上千的诗句，全部都是关于建造帐幕的说明。

为什么建造这样一个建筑——有关于梁的长度和所有不同的木材和装饰品的具体说明——需要如此细致的关注？这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还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只是一群受压迫的、截然不同的部落和个人。正如萨克斯所说，“要把一群人变成一个契约民族，他们就必须共同建设一些东西。”一个民族是通过创造产生的，一个国家是通过建设发展起来的。
萨克斯讲述了英国外交官维克多·米什康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初，他试图通过推动谈判以达成中东和平协议。于是，他邀请当时的约旦国王侯赛因一世和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到他家共进晚餐。他们吃了饭，聊得很愉快。最后，他们起身准备离开。米什康告诉他们，他们哪儿也不能去。他们得洗碗。米什康把侯赛因国王带到洗涤槽旁边，把佩雷斯带到烘架旁边，让他们并肩工作，洗涤和烘干碗碟。对于米什康来说，这就是当晚的意义所在。
普林斯·霍姆斯是新奥尔良青年重建组织的负责人。他把不同类型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去建房子。“我们建造的社区，比建造的房屋更重要，”他说，“我们朝气蓬勃。事实上，你可以和一个你从未谋面的人共同筑起一堵墙，共同筑起一堵墙这一事实，创造了一种立竿见影的关联。对我来说，这不算是工作。”
处理共同项目的行为，重新绘制了群体之间的边界，并重新定义了某些人在层次结构中的地位。突然间，一个手艺好的人比高级套房里的人地位还高。在《出埃及记》中，在建造帐幕时，以色列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彼此之间有无言的承诺。他们承诺会把事情做好；他们承诺做好应做的或更多的工作；他们承诺将贯彻建造新东西的意图。
我有时觉得，他们应该把这一刻说得清清楚楚，就像一对新人在婚礼上互相宣誓一样。有时，我认为社区应该组织一个村庄契约仪式。1620年来到美洲的欧洲人，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在该公约中，他们公开发誓要“将我们自己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公民政治机构”。当代的仪式，可能包括一群人互相宣誓效忠，明确他们愿意接受什么类型的项目，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当代的仪式，可能有入会仪式，有共同归属的仪式，有重述的社区故事，有象征共同成员的符号，还有一个神圣的聚会地点。世世代代的人，都可以在那里发表誓言。然后，当然还会有一个派对。

可能性对话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某种东西自然而然地推动着我们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生活，就是一系列需要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如何救助失败的学校？我们如何减少暴力？这些以问题为中心的问题，通常都是错误的。他们关注的是赤字，而不是礼物。
问题对话往往集中在某些时刻——一个学生无法高中毕业的那一刻，一个年轻人犯罪的那一刻，一个人无家可归的那一刻。但现实生活是累积的。一个人在变得无家可归之前，需要经历一系列冲击——失业，家庭关系破裂，也有可能是汽车的问题，或者是交通的问题。孩子要经历一连串的冲击，才会辍学。如果你从生活的累积本质中抽象化，把问题定义为一段插曲，那么你就是在抽象化，脱离了生活的实践。所有的对话，要么是人性化的，要么是非人性化的，而以问题为中心的对话，往往是非个人化和非人性化的。
更好的社区建设对话关注的是可能性，而不是难题。这些可能性问题包括，我们现在站在什么样的十字路口？我们可以一起建设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共同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还有什么才能没有充分发挥的？
可能性对话，是通向成功传记的对话。如果生活开始变得更好，一个人的传记会是什么样子？这样的对话，并不是从一个客观的问题开始的，比如，我们如何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它是从个人问题开始的，比如，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玛丽过上稳定、安全和有保障的生活？当你把成功想象成传记时——一个特定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之上，你就能以非常具体的方式看到通向更美好未来的所有不同因素。你就能看到所有需要建立的关系。你就能看到社会和情感层面也需要得到承认，即使你谈论的问题表面上只是物理性的，比如为无家可归者寻找住房。
不幸的是，现代社会科学家倾向于在统计相关性中思考，而不是在传记叙事中思考。随机对照实验试图梳理出某种输入和某种结果之间不同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经常寻求分解问题。但实际生活既是纵向延展的，又是彼此关联的。现实生活，是在无数种不同的影响中延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影响以无数种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试图将生命分割成不同的因果切片，就好比将一个人视为一颗台球，这是扭曲现实的。我们在谈论自己的生活时往往会理解这一点，但在谈论他人或其他群体时，我们往往会将事情客观化。
可能性对话中的问题，不在于追究谁该受责备吗？对。那我们可以部署什么资产，使我们的社区成为人人互相照顾的社区？我们可以贡献哪些可能还没有在自己身上看到的礼物呢？例如，在丹佛，尼泊尔移民很难融入公立学校系统。凯特·加文是当地社区的关系编织者，她意识到村里的长者是一个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激励、引导和召集力量的来源。因此，她将长者们纳入了学校系统，从而释放了一个尚未开发的社区财富来源。在华盛顿特区，莎伦·墨菲接收难民和其他处于人生低谷的人，但她说，“你来玛丽之家是为了锦上添花。”这就是一种可能性思维。如果你想改变社区文化，就必须进行一场你以前从未进行过的对话，进行一场关于长期可能性的对话。2049年，这个地方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