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08：清朝选秀女的政治深意

上一集我们讲了八旗选秀的过程，能够选中的秀女属于凤毛麟角，多数女孩子在落选之后就回家婚嫁了，似乎对于她们而言，选秀就是走个过场，重在参与。但实际上，我们前边讲过，从前期的各种准备工作、到选秀时给秀女准备的餐食和赏赐的车马费，朝廷每次选秀的花费至少有数万两银子之多，而且是八旗全体动员普查适龄女孩，声势浩大。如果只是为了走个形式，有这个必要吗？各旗只要把出身好的、长相漂亮的女孩送来看看不就完了吗。所以，对清朝的皇帝而言，选秀的意义绝不只是为皇室挑选几个妻妾那么简单，而对于旗人女孩子而言，选秀也绝非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八旗制度特别重视对于旗下人口的控制，八旗男子是三年一比丁，女子则是三年一选秀，都相当于朝廷对各旗进行的人口普查，也是皇帝对于旗人进行掌控的重要方式。男子出来挑甲当兵，跟随皇帝打仗或者打猎，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比较容易被皇帝看到，那女子平常待在家里，身体和精神是怎样的情形就很难得知。因此，选秀女也是皇帝了解旗人女性的一个重要窗口。比如乾隆二十四年选秀女时，乾隆皇帝就发现旗人女子“竟有仿效汉人妆饰者，实非满洲风俗”，因而大为不满，严加申斥，禁止旗人女性穿着汉人服饰；乾隆四十年选秀女时，皇帝又发现“包衣佐领之秀女皆带一坠子，并相沿至于一耳一钳。”一耳一钳，就是每只耳朵上只戴一个耳环。因为旗人女性都是一耳三钳的，就是左右耳上各戴三个耳环，清代前中期的宫廷画像中都能非常清楚地看到后妃们都是一耳三钳。而当乾隆看到包衣秀女变成一耳一钳，觉得这无疑是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与“满洲风俗”严重相悖，他还进一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说旗人女子“在朕前尚且如此，其在家时恣意服饰，更不待言。”就是说，如果在选秀女这样公开场合都如此穿戴的话，那旗人妇女平日私服的汉化程度必然更甚。因此，乾隆再次强调服饰与满洲文化之间的重要关联，强调女性不能在服饰上丢失了满人的特点。从乾隆起，清朝的皇帝们都特别注意在选秀女时查禁旗人女性的汉化倾向。比如嘉庆九年，镶黄旗都统奏报，该旗汉军秀女中有十九人都缠了足。嘉庆皇帝当即斥责此举“甚属错谬”，说“一旗既有十九人，其余七旗汉军想亦不免。”不过，嘉庆毕竟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想问题想得那样深，还乐观地认为这一现象应该只存在于汉军八旗，而且是汉军中的下层旗人女孩，因为她们常年住在乡下，所以沾染了汉俗。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在几年之后选秀女中，嘉庆发现“寒素之家，衣服尚仍俭朴，至大臣官员之女，则衣袖宽广逾度，竟与汉人妇女衣袖相似。”由于旗袍都是窄袖的，嘉庆看到旗人官员家的女孩子都衣服华丽、袍袖宽大，显然是更多地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可见他之前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对此，嘉庆皇帝不免慨叹，女人比男人还不好管啊，毕竟男子自己可以看到，女性身居闺阁之中，如果不是选秀女，自己哪里看得到她们的变化。因此，三年一次的选秀女也就成为皇帝难得的检验旗人女性是否汉化的最佳时机，这是选秀女制度在清代中期以后增添的新内涵。通过选秀，皇帝不仅向年轻的旗人女性灌输了皇族的选婚优先权，同时通过对服饰的纠正加强她们的族群意识。一旦发现有汉化倾向的女孩，其父兄及其所属旗的都统章京都要受到严惩。

除了检查服饰之外，清朝皇帝还利用其它手段来加强旗人女性的族群认同。比如强调她们的姓氏。我们以前讲过，满洲风俗，不论男女一般只称名字而很少提及姓氏，即便实录、会典等官方史书，如果不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一般也不提及姓氏，一些影视作品中常常连名带姓地称呼一个满人，比如富察傅恒，其实是不符合历史背景的。由于很少提及姓氏，导致一些满人开始逐渐对自己的姓氏不大在意，或者觉得姓氏比较长、比较麻烦，就干脆改为了汉姓。乾隆二十五年，乾隆皇帝就发现一些旗人把自己的满姓改为汉了姓，比如姓钮祜禄氏的，竟然改为姓郎。这样的行为让乾隆皇帝感到恐慌，他说，“姓氏乃旗人根本，甚关紧要。今若不整顿，必致各忘本姓而不知。”因此，他首先规定今后引见官员时，履历上不仅要写明官员的名字，还要写上他们的本姓；其次在选秀女时，也要将秀女们的姓氏写在绿头牌上，我们上一集讲到选秀女前要准备绿头牌时，上面要写明每位女子的姓氏，这是从乾隆时才开始的。其实，对于旗人女性而言，不仅姓氏提得很少，我们讲过她们往往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宗室贵胄家的女孩统称格格，家里有几个女孩就分别叫大格格、二格格、三格格；普通旗人家的女孩就都称妞妞，大妞、二妞、三妞。平时在自己家里还好，但是像选秀女这样众多的女孩汇聚在一起，都叫大妞、二妞、三妞，那可就热闹了。因此，对于普通八旗女性而言，姓氏不明、名字不清，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到她们的族群认同。从乾隆皇帝开始，在选秀女时强调要写明女孩子的姓氏，虽然还没有要求秀女们都要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姓氏突出以后，钮祜禄氏家的大妞和瓜尔佳氏家的大妞，自然也就好分别了。这不仅有助于区别秀女的出身，也有助于强化她们各自的家族认同，不少之前对姓名都没有明晰概念的旗人女孩，应该就是通过参与选秀的时机才开始对自己家族的姓氏及以及家族背景有所了解的。

其次，咱们再来看看选秀对普通旗人女孩的意义。由于秀女中选的比例很低，因此对于绝大多数旗人女孩而言，参与选秀只是走个过场，选完了就回家该干嘛干嘛了。那么，参与选秀对她们的人生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和影响吗？答案是有的。上一集我们提到旗人女孩在成婚前不跪拜任何人的说法，大家还记得吧？有人解释这是由于她们都存在将来成为后妃的可能性，身份会变得无比尊贵，因此不能跪拜他人。虽然我们没能在清代文献中找到有关八旗女子的确不能跪拜长辈的相关规定，也没有见到旗人家庭中是否果真如此的相关记载。但是旗人风俗的确重视未嫁之女。《清稗类钞》记载：“小姑之在家庭，虽其父母兄嫂，亦皆尊称之为姑奶奶”，“而所谓姑奶奶者，颇得不规则之自由。南城外之茶楼、酒馆、戏园、球房，罔不有姑奶奶衣香鬓影，杂遝于众中。”就是说，没成婚的旗人女孩子被称为“姑奶奶”，那自然是“小姑奶奶”了，在家庭中要受到父母和兄嫂的尊重，而且行动特别自由，不能对她们有过多的约束。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说，“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可见，选秀女制度是造成满人家庭未婚女孩地位较高的重要原因。其实《红楼梦》也有不少相关的描写，比如家庭宴会时，三春和宝钗、黛玉等姐妹都可以安坐着与长辈一起饮食，凤姐和李纨等媳妇就只能在一旁站立服侍，生动地体现出旗人家庭中未婚女孩的地位。因此，虽然绝大多数女孩在选秀女当中只是走个过场，可是作为国家制度而存在的这一行为，已经为旗人女孩带来了家庭地位的改变，让她们从小就受到了优待。尽管成婚后旗人家庭的媳妇地位的确比较低，但童年时所受到的优待是不是或多或少有助于治愈一生了？

此外，参选秀女还是旗人女孩开拓视野、展示自己青春美丽和才华的大好机会。清代旗人的分布，大致是一半在京拱卫京城，一半到各地驻防。对于各地驻防的旗人而言，可能一辈子都很少有机会来到京城，即便对于京城的旗人而言，如果官职没有达到一定高度，一辈子也难有进入紫禁城、面见皇帝的机会。但是，相对于普通旗人男子而言，旗人女子则可以通过选秀的机会来到京城、进入宫廷，一睹皇帝的天颜，切身感受到皇家的威严，以及作为一个普通旗人与皇室之间潜在的关联。这很可能是她们一生中参与的最盛大和最高规格的活动，尽管多数女孩被淘汰了，但这个活动在她们一生中留下的印象应该是很深的。

《清稗类钞》记载了镶红旗一名叫长姑的秀女，说她从小聪慧，读书识字、通晓大义。咸丰九年应当参选秀女，但长姑担心父母年老无依，临行前抱着父母痛哭。选阅时，秀女们等了好久皇帝都没来，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又累又怕，开始哭泣，一旁的太监就斥骂说：皇上马上就来了，你们这样是想找打吗！别的女孩子都被吓得不敢出声，只有长姑厉声道：如果被选中，我们就会终身幽禁在这深宫之中，再也见不到父母，这是生离死别啊，安能不哭泣！况且如今太平天国已经攻陷了金陵，皇帝不想着找能干的将领去保卫国土，还有心思在这里强抢人家的女儿充实后宫，这样的皇帝是要亡国啊！我死都不怕，还怕挨打吗！这一番大义凛然的话说出来，把太监吓得赶紧去捂她的嘴，但是已经晚了，咸丰皇帝已经到了，太监只好把长姑绑起来送到御驾前，强令她跪下。咸丰问她是怎么回事，长姑就把刚才的话当着皇帝的面又说了一遍。咸丰听后沉默良久，然后挥挥手说，“汝不愿应选，可自去”，把长姑给放了。这件事情后来传了出去，时人一方面歌颂皇帝的宽仁，另一方面更佩服长姑的胆识。长姑回家之后声名鹊起，湘潭文人王闿运，专门为她做了《今烈女传》一文来歌颂她的气节。后来一个侍郎的儿子，这是官二代啦，爱慕长姑的名节，特下聘礼求娶。长姑作为一个贫困旗人家庭的女孩，在选秀女时展现了自己的胆识和才华，不仅蜚声于世，还得到更好的婚配，这也体现出选秀女制度给旗人女孩带来的影响。

好，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集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