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论书籍》：我力图呈现的，是认识我自己

我毫不怀疑，自己经常谈论的话题，若是交给相关领域的权威来谈，会得到更充分也更真切的解读。我在此处写下的试笔，纯属天性自然流露，而非后天习得的才能；倘若有人指出我因无知犯下的错误，也并非是在针对我本人，因我几乎不能向任何人，包括我自己，保证我的论述定会确凿无误；对这一点，我甚至谈不上满意。如果有人前来寻求知识，怕是找错了地方：我向来不以知识自我标榜。这里悉数是我的幻想，我借此力图呈现的，并非如何去认识事物，而是认识我自己：这些事物，终有一天将被我在无意中领会；又或许从前我曾有所体悟，那时命运曾带我抵达一些地方，一切曾清晰明朗，但我再也无法记起。我是读过一些书，但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因此，我无法向读者保证任何事，这里所能展现的，只有此刻我的知识累积到了什么程度。我所言说的内容本身不值得期待，重要的是我讲述它们的方式。至于我所引述的格言，读者可以留心我选出的语句，是否能使主旨变得更加鲜明。当我发现自己言语贫乏、才智尚欠，因而无法很好地表达我的思想时，便会请旁人代我表述。我使用引言，重质而不重量。若我只想做出旁征博引的姿态，其数量恐怕至少是现在的两倍。除极少数句子外，它们绝大部分出自古代名家笔下，这些作者无须我介绍，他们早已广为人知。我把其他人的推理和创意移植到我的土壤里，与我的行文融为一体，有时甚至故意隐去原作者的名字，就是为了避免鲁莽冒失之辈对我的作品妄下评断。这类人无论读到什么类型的文章都要大肆批评一番，对那些还在世的、年轻的、不用拉丁语写作的作家更是毫不手软，好像世俗作家就该被所有人议论，世俗作品的立意就一定会很平庸似的。

我希望他们自以为指着鼻子羞辱我时，实际上是在攻击普鲁塔克；还希望他们错把塞涅卡当成我来咒骂从而引火烧身。我要把自己的不足隐藏在先贤的名望里。若有人拥有明晰的洞见、仅凭语言的美和力量便能捕捉到风格上的不同，从而看穿我的把戏，那会令我感到欣喜。我生性健忘，始终没能做到根据出处将引言分门别类。但在衡量过自己的能力后，我很明确地感知到，我的土壤不配开出我移栽在那里的花朵，它们如此馥郁芬芳，即便奉上我曾收获的全部果实都不足以换取。

如果文章中存在思绪混乱的段落，或掺杂着虚妄、堕落的言辞，而我对此毫无察觉，或者呈现它们时未曾留心，那么我必将对此负责。错误常常逃过我们的眼睛，但若已经有人清楚指明，我们却依旧视而不见，这便是判断力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在不具备判断力的前提下掌握知识和真理，反之亦然。我甚至觉得，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具备判断力最美好也最可靠的证明。

除了命运的偶然，没有其他长官负责编排我的这些篇目。种种幻想在脑海中纷沓而至，我将它们全部积攒起来；有时它们成群结队地出现，挤作一团，有时则晃晃悠悠地到来，排成一列。我希望别人看到我的步伐是自然平常的，即便有时会失序也无所谓。我任凭自己跟着感觉走；但这不是说我此刻想探讨的主题就可以被忽视，盲目轻率地谈论它们也是不被允许的。我想对事物拥有更完备的认知，却不愿因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我的计划是从容悠闲地度过余生，而非继续生活在辛勤劳作里。我不愿再为任何事绞尽脑汁——包括知识——无论它多么珍贵。我在书中只想找到一些可供自娱自乐的消遣。如果我还想继续钻研什么，大概只有能教会我认清自己和看破生死的知识：

我的马汗流浃背、一路飞驰，为的正是抵达那个目标。

我不会为阅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搜肠刮肚。思考一两次若还是没有头绪，便就此作罢。执着难免导致迷失，且浪费大量时间：我是遇事不假思索之人。第一次看不得其解，坚持下去恐怕会更加迷惑。

我不做无趣的事；太过坚定和努力会蒙蔽我的判断，使之变得伤感、疲倦。原有的观点也会在这一过程中消融直至隐没。不妨先收回目光，然后试着重新聚焦：正如别人告诉我们的那样，想要辨别红布的光彩，需要先将视线定格在布料上方，然后从各个角度扫视，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每一次凝刻不同的观感。

要是这本书不能带给我快乐，那就去捧起另一本；只有无所事事的烦闷来袭时，我才醉心于阅读。我不喜欢当代作者的书，古人的作品在我看来内容更为丰厚、文风更为紧致；但我不看希腊作家的书，在我年纪尚浅、仍是学徒的那段时光里，我的判断力和见识还不足以培养出更成熟的品味。

亚里士多德已不再能引起我的兴趣

有些书是纯粹的好看，其中现代作者的作品，如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小说，以及约翰尼斯·塞昆德斯的《吻集》，如果不得不将他们归于此类，我认为都是值得一读的。至于《阿玛迪斯》之流的作品，甚至难以吸引童年时的我。我还要说的是，尽管会显得过于放肆、失之轻率，但对于我这颗苍老、沉重的心来讲，亚里士多德已经不再能引起我的兴趣。奥维德更是如此，他简单流畅的叙事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曾让幼时的我心醉不已，可如今我对他兴致索然。

我对形形色色的事物自由地发表着见解，包括那些超出我能力范畴，甚至是我自认为无权管辖的领域。通常，我对一件事的看法反映的不是事物本身的价值，而是在展现我自己的观点。比如说我厌恶柏拉图的《阿克西奥库斯篇》，我觉得这是一部苍白无力的作品，尤其考虑到它的作者是何等人物，但我并不全然相信自己的判断：我还不至于蠢到要去挑战古代名家的权威，毕竟他们的真知灼见曾令我深受启迪。

我宁愿自己判断失误。我责备自己、怪罪自己：是我太浮于表面，没能看透事情的本质，又或者是我在以一种错误的眼光看待问题。我想，对于判断力来说，只要没陷入杂乱失序的境地就好，若有什么不足，我也一定能充分意识到并绝不会矢口否认。至于观念中所呈现的种种现象，我都想给出合理的诠释，但仅凭表象得出的结论往往过于单薄且不够完善。伊索的绝大部分寓言都包含几层寓意和几种不同的理解方式。评注者往往只截取一面，给出一种阐释，尽管符合故事的教益，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只停留在最初始、最表层的印象。还有其他更生动、更本质，也更内在的解读，可他们不曾深入钻研：而这正是我要做的。

沿着我的思路继续前行，我始终认为，维吉尔、卢克莱修、卡图卢斯和贺拉斯是诗歌领域第一流的人物，远在他人之上：尤其是维吉尔的《农事诗》，在我看来已经达到诗歌最完备的境界。相比之下很容易看出，作者当初如果有更多时间，本可以对《埃涅阿斯纪》中的某些段落进行一次梳理。依我之见，《埃涅阿斯纪》的第五卷最为完美。我同样很欣赏卢坎，读起他的书便不忍释卷；比起他的文笔，更吸引我的是作者本身的才华以及他诚恳的观点和精准的判断。至于了不起的泰伦提乌斯，他的拉丁文优美雅致，生动地再现了我们的心灵活动和道德风尚，令人赞叹不已。看到今人的种种行为总会让我想重读他的作品，且无论读多少次，都能发现新的美和意义。

略晚于维吉尔时代的人抱怨竟有人将卢克莱修与之相提并论，我的意见是：这的确是一种不对等的比较；但当我被卢克莱修最动人的篇章深深吸引时，不得不承认这样说确有一定道理。如果仅这一比较就足以令他们气急败坏，那今人将阿里奥斯托与之相媲美，对这种近乎未开化的愚蠢，他们又该怎么说？阿里奥斯托本人又该怎么说？

啊！粗劣庸俗的时代！

比起把卢克莱修与维吉尔并提，我倒是觉得古人有更多可以抱怨的理由：那时的人将普劳图斯与泰伦提乌斯混为一谈。后者如今为人称道、享有盛誉，罗马雄辩之父的推崇可谓功不可没，他总把泰伦提乌斯的名字挂在嘴边，认为他的才华举世无双。罗马诗人的第一判官为挚友所下的定论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今人摘取三四段泰伦提乌斯或普劳图斯作品里的主要情节，就敢创作一部新的喜剧，总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又或者你可以在他们的一部剧作中找出五六篇薄伽丘的故事原型。他们如此依赖素材，恰恰说明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持续吸引观众这一点缺乏信心，因此不得不依托于外物：既然原创的部分不能俘获我们，就只好指望故事情节能带给我们一些乐趣了。这跟我正在讨论的作者全然相反：

泰伦提乌斯的言说方式如此完美无瑕，以至我们不再关心他所探讨的主题，而是为他无处不在的亲切可爱所折服；他简直没有一个地方不讨人喜欢，如同一条清澈的河流，我们的内心早已被他本人的优雅填满，甚至忘记了故事情节的魅力。

我由此想到更多：比如古代大诗人总能避免自己变得矫揉造作，不但没有西班牙文人和彼特拉克信徒那种难以置信的浮夸，更不像后代诗歌作品那样，几乎篇篇都点缀着委婉含蓄的讽刺。没有一位公正的评论家会在以上方面指责古代作者，更不会放着卡图卢斯一贯清新流畅、落笔生花、可谓无出其右的短诗不读，转而去欣赏马提亚尔作品结尾惯有的几句辛辣讽刺。个中原因与我刚刚说过的一样，正如马提亚尔评价自己的那句话：“他无须再做出努力，立意的重要性取代了才智。”

前一类作者不必虚张声势，便能让人感同身受，他们的幽默感随处可见，无须调笑自己；后一种则极度依赖外物，才智不够就需要更多的情节来补足。他们必须上马，因为自己的双腿不够有力。就如同舞会中那些教人跳舞的人，因技艺欠佳而无法再现贵族端庄的仪态，便只好以危险的腾挪、杂耍艺人般怪异的动作赢得青睐。有些舞蹈要求身体不停晃动，摆出种种复杂的造型；另一些舞蹈仪式感更强，只需缓步前行，展现真实的仪态和平日里的优雅；对于贵妇们来说，前一种反而更容易做到。我还见过杰出的喜剧演员换上寻常的服饰，以平凡的举止便能展现十足的风趣，让我们开怀畅笑。而新人和技艺平平之辈，只能涂脂抹粉、乔装打扮、靠粗鲁的动作和怪象试图逗我们发笑。

我的这种想法，在《埃涅阿斯纪》与《疯狂的罗兰》两部作品的比较中体现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明显。我们仿佛看见前者振翅疾飞，姿态坚定而高远，始终朝向同一目标前进；而后者只在半空中飞舞，从一个故事跳到另一个故事，像鸟从一根树枝跳上另一根树枝，坚信自己的翅膀只能够应付短途飞行，生怕无法喘息或用尽力气，它飞一飞就得停下来。

这类题材的作品中，我最钟爱的作者便是以上提到的那些。

我希望作者一开始就能说明结论

我还会阅读另一种类型的作品，尽管同样充满乐趣，但从中得到的收获会略多一些，它们能帮助我整理心绪、调整状态，其中最有助益的是塞涅卡和被译成法文的普鲁塔克。他们的作品明显更符合我的秉性：我在书中寻求的知识都被分割成一段段不连贯的碎片，免去了长时间钻研的必要，而这种事情我恰好做不到。就像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和塞涅卡的《劝慰书简》那样，分别是他们最优美且最富教益的作品。阅读前不用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可以随看随停，书的前后篇章也并不衔接。

两位作者有关立身处世的绝大部分观点常常不谋而合，他们的命运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出生在差不多同一世纪、都做过罗马皇帝的教师、都来自异乡、都强大而富有。他们的教诲都是哲学史的精华，且都以一种简朴而恰当的方式呈现出来。普鲁塔克始终如一，更为坚定；塞涅卡反复无常、更显多样。后者时刻紧绷、不遗余力地强化美德的力量来抵御软弱、恐惧，以及种种邪恶的欲念；而前者似乎不认为这些罪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不屑于为此加快脚步、提高戒备。普鲁塔克是柏拉图主义者，观念温和而适应社会生活；塞涅卡则是斯多葛主义者、亲近伊壁鸠鲁的学说，因此更加超凡脱俗，但依我看更适合修身也更加坚实。对他那个时代皇帝的专制，塞涅卡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屈服了。我确信他谴责刺杀恺撒的义士并非出自本心，而普鲁塔克自始至终都是自由的。塞涅卡妙语连珠、充满讽刺；普鲁塔克包罗万象。塞涅卡更令人振奋、感动；普鲁塔克更令人满足、最终受益更多。他引领我们，而塞涅卡推动我们。

西塞罗的作品中最合我意也最有帮助的是他的哲学著作，尤其是有关道德哲学的那些。但如果能大胆地表明心迹的话，我会说，他的写作方式在我看来十分无聊而且重复。前言、定义、论题细分、词源辨析占据了大量篇幅；导致最鲜活、最精华的部分被繁杂冗长的铺垫淹没。如果我花一个小时阅读他的作品，然后再试着回想、总结书中的要点和精髓，大部分时候我会觉得一无所获：因为他仍未展开切题的论述，更不曾触及我所关心的重点。我只求自己变得更加明智，而非更加广博和雄辩，逻辑性强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布局谋篇对我无效：我希望作者一开始就能说明结论。

有关死亡和肉欲的本质这类问题，我已经听过太多论述，再去剖析这些概念只会让我觉得无趣：我想一上来就看到能教会我抵御它们的切实可行的方法。语法上的细致幽微、精巧独到的章法结构都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我希望论述能做到开宗明义，直接解决读者最强烈的困惑：西塞罗的作品迂回无力，如同锅边的雾气，盘旋过后便渐渐消散。它们也许更适合授课、庭审、布道之类的活动，毕竟我们总是在这些场合瞌睡，睡上一刻钟醒来后还能接上之前的思路。

无论对错，我们需要像这样有理有据地说服法官才能胜诉；对小孩或平民讲道理，通常要把话说得一清二楚，看是否能奏效；我不喜欢别人想尽办法让我集中注意力，像传令官一样连喊五十次“喂，听着！”。罗马人在宗教活动中习惯喊“注意！”，而我们要说“振作起来！”，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废话。若没有提前做好准备，我便不会前来；不需要用诱饵或调料来吸引我，我完全可以吃生肉的；想用这些铺陈和前菜激发我的欲望，反而会让我感到疲惫、扫兴。

时代的宽纵或许能为我的胆大妄为辩白：我认为柏拉图的对话拖沓而沉闷，极大程度上掩盖了真正的主题。像他这样一个人，本可以有无数更精彩的发言，却把时间都花费在冗长、空洞、铺垫性质的对话上去了，很是可惜。也许是我过于无知，但我丝毫领略不到他的语言的美。

我想要阅读的，是直接运用知识的书

我想要阅读的，是直接运用知识的书，而不是在书中搭建知识。

上述两位加上老普林尼，这一类作者没有任何“注意！”；他们期待读者能做好提醒自己的准备；或者，如果这类言辞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那一定是言之有物的“注意！”，能自成一体。

我也会主动翻看西塞罗的《致阿提库斯书》，不仅因为它广泛记录了时代的重大事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因为能从中窥见作者的真实性情。我在别处说过，阅读时，我对作者本人的心灵和基本观念感到尤为好奇。他们在世间剧场里陈列的是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据此评判他们的才能，却无法探知他们的习惯和人格。

我无数次为布鲁图斯那部美德之书的散佚感到惋惜：能从知行合一的人那里学习道理，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既然布道和布道者不是一回事，那么在普鲁塔克的书中看到布鲁图斯和在布鲁图斯本人的书中看到布鲁图斯，让我感到同样开心。比起战争当天在全军面前的讲演，我更想知道前夜他在营帐中与密友闲谈的内容；比起在广场上和元老院中的言谈举止，我更好奇他在书房、卧室里的一言一行。

回到西塞罗，我同意大多数人的观点，即除了学识渊博，他的心灵并无其他过人之处：他是合格的公民，天性温厚，乐观的胖子大都如此，他也不例外。然而疏懒怠惰、野心虚荣，他样样都有，而且说真的，不止一点儿。他竟然认为自己的诗作值得发表，我不知道该怎么为他开脱。诗写得不好不是多么严重的过错；他的问题在于，他竟判断不出这些烂诗会对他的名誉造成多大损伤。至于他的雄辩之才，绝对称得上无人能及，我相信这种才华也一定后无来者。除了名字，小西塞罗与父亲并无任何相似之处。

督管亚洲那段时间里，他在一次宴饮时发现同桌有几位宾客他并不认识，其中就包括坐在最末端的塞斯提乌斯，大户人家大摆宴席时常常有人这样溜进去蹭吃蹭喝。小西塞罗询问一名随从那人是谁，随从便告诉了他客人的名字。然而他很是心不在焉，不久便忘记了刚刚的答案，于是又问了一次，之后还再问了两三次；这位仆人实在受不了一遍又一遍地回答相同的内容，为了让他彻底记住，决定添加一句特别的介绍：“他叫塞斯提乌斯，听人说他对令尊的辩才不屑一顾，认为自己更胜一筹。”一听这话，小西塞罗大发雷霆，立刻着人把塞斯提乌斯抓起来，当场鞭打了一顿——多么失礼的主人！

即便在那些深思熟虑后依然认为其辩才无与伦比的拥护者中，也不乏一些批评的声音：像他的朋友，伟大的布鲁图斯说的那样，西塞罗拥有的是一种“断裂和错位”的辩才。同时代前后的几位演说家也指责他总是喜欢在结尾处让节奏变得冗长，并经常使用“似乎是”这几个字做结语，使韵律工整。至于我，我更偏爱短促、顿挫的抑扬格律动。有时他会粗暴打乱诗句一贯的和谐，但并不多见。我耳边回响起这样一句：“我宁愿变老以后命不久长，也不想未老先衰。”

对我来说，历史学家是从右手边打来的好球：他们严谨又有趣；同时，我想了解的人物，在历史作品的记载中，往往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鲜活、完整。这类作品，既能从整体入手，也能在细节中展示人物内心状态的真实多样，同时还揭示了形成他内在人格的多方面因素和生平曾面临的种种危险。

我最喜爱的便是那种着力描绘人物生平的历史作家，尤其在于他们往往看中动机胜过事件本身，剖析内因多于外因。正因如此，从各种意义上来说，普鲁塔克是我最偏爱的一个。

我还很遗憾世上没有十几个第欧根尼·拉尔修，更遗憾的是他没能被更广泛地接受和更好地理解。对于这些人类灵魂的伟大导师，我对他们人生际遇的兴趣一点也不比对他们学说思想的兴趣少。

做这一类历史研究，应该不加区分地翻阅各种类型的作品，无论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无论是杂乱的外文还是法文，我们都可以从中汲取多样的视角和丰富的知识。在我看来，恺撒的作品尤其值得钻研，不仅在于其中包含的历史知识，更在于他是如此卓绝超群的人物，近乎完美，甚至连撒路斯提乌斯也难以企及。

与其他作者相比，阅读恺撒时，我难免心存更多的敬畏和尊重，时而被他的豪言壮举和丰功伟绩所折服，时而为他语言的纯净及难以模仿的顺滑流畅所惊叹。而后一点，正如西塞罗所说的那样，让任何作家都感到望尘莫及；我想，很可能也包括西塞罗本人。恺撒就连评价敌人时内心也充满着真诚，以致除了一些用以粉饰阴谋和危险野心的文辞外，我们似乎对他无可指摘，或许还可以责备他太少谈论自己吧。他的人生若只包含他所记述下的那些内容，根本不可能完成如此多的伟业。

撰写历史这项任务

常被交给资质平庸却能言善道之辈

我喜欢的历史作家，要么极为朴实、要么才情出众。前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要添加，唯一的任务就是细致专注地收集尽可能多的史料，不加选择区分地把事件一五一十地记述下来，把辨别真伪的任务全权交给读者。这类作者的代表人物是杰出的弗鲁瓦萨尔，他的作品总是充满着一种最真挚的朴素。若犯下任何谬误，只要被人指出，他就毫不犹豫地承认并立刻改正，甚至连当时的种种流言蜚语都照记不误。这种原始而未经裁剪的史料，任何有深刻历史理解力的人都可以拿来为己所用。

至于杰出的历史作者，则有能力在材料中加以拣选，深知哪些部分值得被读者了解，且能从两种不同的传闻中选出更接近真实的那个。他们在描写王公贵族时，能根据人物所处的情景和自身性格来分析行为动机，并能让对话的内容更贴合人物。他们完全有威望赢取我们的信任、让我们接受给定的观点，但这类作者只占少数。

处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的历史学家，一般只会让我们扫兴。他们习惯把东西嚼碎了喂给我们，自认为有权利评判，并按照自己的想象篡改史实；而我们一旦接受某一种观点，之后再叙述这段历史时就很难避开和摆脱这种倾向的影响。虽然他们也会为读者挑选值得了解的内容，但恰恰是被隐去的某句话、某个私下里的举动能够让读者了解到更多。他们甚至还会因为自己无法理解，或是找不到合适的拉丁文或法文表述，而删去一些奇闻逸事。且让他们肆意卖弄辞藻、铺陈论辩去吧！妄下结论也不是不可以！只希望他们能留给我们重新解读的空间，不要以做出选择或缩减篇幅为由歪曲、删改史料：请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完完整整地转交给我们。

撰写历史这项任务，尤其在我们这个年代，常常被交给一些资质平庸却能言善道之辈，好像我们读史书是为了学习文法似的。这些人既然被雇来做这种事，也就有充足的理由兜售那点闲言碎语，并丝毫不在意文辞之外的事了。他们要做的，就是把在街头巷尾听到的传闻收集起来，用华丽的辞藻包装成优美的文章贩卖给我们。

然而，好的历史是且只能是由那些亲自指挥或参与指挥过重大事件，或至少有幸指挥过其他类似事件的人编写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无疑都属于这一类。由不同的亲历者记述同一主题，即便有差错，也一定不足为虑，或者本身就是一桩悬案。

若由医生记录战争，或学生来描写王公贵族的谋划，我们能从中指望些什么呢？

如果想要了解罗马人在这方面有多么严谨，下述一例便足以说明问题：阿西尼乌斯·波里奥在恺撒的著作中找出了几处纰漏，其产生原因很可能在于恺撒无法对军务事事过问，因而对亲信送来的那些常常没有经过充分核实的情报太过轻信；又或者是他不在时副官代理的事务没有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我们可以从这一事例中看出，追求真相是一项多么精细的工作，想了解一场战役，即便去询问亲自参与过指挥的长官也不完全可靠，甚至亲临战场的士兵也未必能准确说清事情的原貌。除非像司法调查那样，组织证人对每个案件的细节进行充分对质并允许旁人提出异议。真的，我们很可能对自己经历过的事都一知半解。关于这一点，博丹已经讲得很充分了，同我的观点基本吻合。

我不止一次在捧起一本自以为从未看过的新书时，发现其实是数年前曾仔细阅读过的作品，上面还写满了潦草的笔记。面对记忆如此严重的疏漏和衰退，我决意弥补些许，于是不久前，我开始在每本书的结尾处记下读毕的时间以及对书中内容大致的看法。这一习惯至少能提醒我阅读时对作者的总体观感和评价。我想在这里摘录几段。

以下是大约十年前，我在圭恰迪尼作品结尾处写下的评注：“他是位勤勉细致的历史学家。依我看，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了解到时代的真相，其准确性远高于其他任何作者：因为他是绝大部分事件的亲历者，且在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出于仇恨、偏爱或虚荣等心理篡改过事实：他不受约束地对当时的豪杰做出的评价都是真实可信的。他似乎最想展现即兴发挥和思考论证的部分中，的确有一些妙语不断、内涵深厚的段落，但他太过沉溺：既不想遗漏任何细节，又拥有如此丰富广泛的题材，几乎取之不尽，最终变得拖沓无力，像个学究一样喋喋不休。

我还注意到一点，当他对如此多的心灵与行为、动因与决断做出评判时，没有一次提到美德、虔诚与良知，仿佛这些品格已经在世间消失，不再能发出昔日的光芒。对于人的一切举动，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多么高尚，他都将之归因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或仅仅是出于私利。他评价过的事迹不计其数，居然没有几件在他看来是理性思考后的结果，简直难以想象。没有哪种罪恶强大到无人能逃，不是所有人都是坏人；恐怕他本人便是居心叵测之人，因此常常以己度人。”

我在菲利普·德·科米纳书后的评注是这样的：“语言优美动人，质朴无华；叙事纯净、不掺杂质，作者的诚意可见一斑；谈论自己时不虚荣、谈论旁人时不偏私、不嫉妒；论述与劝导的部分，热忱和真理多于精心装点的自以为是；处处流露出的威严和庄重反映出作者本人显赫的家世和广博的阅历。”

关于杜·贝莱先生的《回忆录》：“全力以赴的作者不会不让人欣喜，阅读这类作品总是一件乐事；但不可否认的是，两位作者身上严重缺乏古代同仁——比如圣路易的侍从茹安维尔、查理曼大帝的掌玺大臣艾因哈德，以及晚近的菲利普·德·科米纳——的文字中闪耀的坦诚和下笔的自由。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弗朗索瓦一世反抗查理五世皇帝的辩白书。我不愿相信他们曾篡改事实的主体；但自以为替读者考虑，常常失智地扭曲对事件的判断，把他们侍奉的君主生平的敏感事件一概删去，这的确是他们做的。

比如蒙莫朗西公爵和布里永领主的失宠就没有写，对埃唐普夫人更是只字未提。私密行为可以被掩盖，但对人尽皆知之事，甚至对已经引发广泛社会影响、造成重大后果之事仍缄默不言，这就是不能饶恕的错误了。总之，如果相信我的话，想对弗朗索瓦一世及其时代的主要事件做出全面的了解，还是应该另找他人。在这里所能得到的，是这些曾亲临战场并立下战功的贵族给出的独特视角、同时代一些王公贵族私下里的言行，还有朗热领主亲自主持的交易和谈判，这其中有数不尽的细节值得了解，随后做出的评述也颇为不俗。”

本文选自《阅读的时日》，为其中的《论书籍》一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