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印度的“中国通”这些年越来越少？

在印度，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曾活跃着一批“中国通”，他们汉语流利、有中国留学经历且比较懂中国。这得益于两国政治互信和经贸需求增强，代表人物包括狄伯杰、墨普德、海孟德，和出任过印度驻华大使的康特、顾凯杰、班浩然、罗国栋等人。其中，罗国栋是现任印度驻华大使，狄伯杰和 墨普德 都是尼赫鲁大学教授。不过，这批印度的“中国通”多为50后，与年轻一代之间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

上海纽约大学历史教授、环球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沈丹森 认为，印度的中国研究，包括汉语教学，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对许多印度学生来说，这也是没有前途的领域。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林民旺 告诉《环球时报》，印度“中国通”呈现越来越少的趋势，根源是他们的发展受政治外交影响大，声音和影响力都受到限制。

有印度学者认为，有关中国的讨论，似乎越来越被国际关系和安全领域的战略界人士和机构所垄断。“南亚喜马拉雅”网站发文评论称，印度战略界人士不乏退休公务员、外交官、军官、国际关系专家、记者和评论员等，他们的声音激增，使关于印中关系持续紧张的报道越发引人注目。尽管人们的兴趣如此高涨，当代印度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研究依旧不足，明显缺乏精通中文和进行严肃研究的专家。

2020年，印度的中国史学家阿鲁纳布•戈什接受采访时表示：“印度绝大多数中国问题学者都不会中文。”据了解，尼赫鲁大学从事中国研究的硕士和博士课程中，均没有语言要求。语言限制使印度对中国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他国家的学术成果，尤其是英语国家，这种依赖使印度研究人员常被西方模式和偏见所误导。

《环球时报》记者在尼大留学期间关注到，该校国际关系学院的印度学生几乎不了解中国，他们的中国历史知识仅限于儒家思想、《道德经》等，他们的课程并不涉及语言学习，大多是从印度角度出发讲如何处理对华关系。正如狄伯杰所说，“如果不会中文，不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是无法理解中国内政外交思路的”。

目前，在印度进一步发展中文教育主要有两大障碍：一是由于语言差异带来的客观困难，包括机构有限、教师不足、教材陈旧等；二是印度政府设立了诸多不合理的限制，阻挠双方教育人员对客观困难的改善。2007年，北京大学与尼大签署协议共建孔子学院，但由于印度政府拒绝给中国教师发放工作签证，项目迟迟未能正式启动。与此同时，比起中国大陆教师，印度政府更愿聘请中国台湾地区的教师。这种“要中文，不要中国”的矛盾态度，反映了印度对中国的戒备和防范心理。

专家认为，印度的中国研究领域非常缺少年轻人，尤其是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的青年学生。中文系学生通常取得学位后，就会迅速从学术领域转向全职经济活动，比如翻译或做企业等。此外，在高等教育津贴及奖学金方面，印度政府支持力度不够，这导致即使有学生感兴趣，也很少有人有财力继续从事研究。

除了中国研究和汉语教育受阻，印度媒体对华大打舆论战、塑造民众负面的对华认知，也妨碍印度人更多、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德里作为印度首都，反华、排华氛围更为浓厚。不过，总体来说，希望赴华旅游、学习、工作的印度人还是不少的，对中国好奇、感兴趣的印度人也很多。

印度中国史学者 坦皮 认为，目前中国不仅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在这个关键时刻，无知对印度来说并非福祉，对中国的有限了解肯定会产生误导。印度的当务之急是消除对华认知障碍，以实现印度中国研究的进步和更务实的未来。

印度 印中友协 本地治里分会 秘书长达斯对《环球时报》表示，总体来说，“中国通”对于印度对华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复杂且多方面的。部分观察人士认为，一些“中国通”可以在印度对华政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有助于促进印中对话和相互理解，也有助于促进两国经济文化合作。但也有一些人认为，部分“中国通”会对印度对华政策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导致印度对中国过于“宽容”，而忽视潜在威胁。近年来，随着两国关系紧张，印度国内相关问题的争论日益激烈，这场争论估计会在未来几年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