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我希望“经过这场搏斗而不损毫发”

直到今天，性社会学仍然只是社会学的一个小小分支，性的研究是学术界的边缘化议题。20世纪80年代，这个学科刚创立时，曾引起一番波澜。今天的人也许无法想象当时的剧变。作为中国创立与推广性社会学的领路人，潘绥铭自80年代踏足这一领域以来，逐步搭建起了性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

从“初级生活圈”概念的提出，到“全性”的语义讨论；从新世纪之初四次全国总人口的性调查，到数次深入“红灯区”的田野研究，潘绥铭的学术人生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性革命的推进历程深度镶嵌。2014年，潘绥铭正式退休了，几乎从公众视野消失。2019年他回顾自己的研究生涯，写下学术自传《风痕》。“顾名思义，就是一阵刮过去的风，一小段行将逝去的历史，仅仅是为了留下痕迹，留下史料记载。”

这本书近乎细致无漏地梳理了该领域的关键议题，潘绥铭在书中极其坦诚地分享了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以及在不少章节末尾都留有伏笔，披露了许多值得研究但尚待开垦的问题方向。尽管部分推论如今看来已不那么新潮，但却是中文世界为数不多的集中收录。

他承认自己这一代学者在学术训练上不如晚辈规范，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但钻研精神和从实践中总结分析绝对是他的强项。书中体现出了老一辈学者对社会文化富有穿透力的解释与洞察，以及对当今社会现实持之以恒的深度关切。在与性社会学互构的三十年学术生涯中，有很多动人的细节。这些都是在学术日益走向书斋化的今天，真正需要复苏与召回的失落精神。

追求知识，只能由知识来启动

很多人都问过潘绥铭，你是怎样开始研究“性”的？这类问题若出于善意，背后假设多半是，敢于在那个年代开先河研究这个问题，需要过人的勇气或者某种来自个人生活的启迪。若是心怀叵测者，这个问题的言外之意就是，世界上有那么多学问可做，那么多问题可研究，为什么你偏偏要研究性？

《风痕》的开篇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怎么开始研究“性”。潘绥铭的答案非常朴实：无心插柳。他在书中鼓励学生“研究始于兴趣”，提到自己的研究却是“入手在于可能”。1981年，刚进入学术领域，他两眼一抹黑，凭直觉撞开了性研究的大门。

潘绥铭出生于1950年，因为就读的中学是男校，加上动荡且压抑的外部环境影响，基本生活在“无性文化”里，并没有比一般人更早的意识觉醒。在他看来，这种经历在他们那一代人里太寻常了，和他日后研究性社会学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那么多必然性或者弗洛伊德主义，因为压抑只能产生躁动和盲动，追求知识只能由知识来启动。”

读中学时，学校组织他们去看一个控诉旧社会的电影，同学们都哭了。潘绥铭当时刚开始学习拉二胡，听出了这个电影的配乐是《江河水》。这首如泣如诉的二胡独奏，他自己一个人拉的时候也经常哭。于是他产生了一个疑问：“我和同学们究竟是因为看到旧社会的苦难才哭了，还是被二胡独奏给催哭了？”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想法，他没敢告诉任何人。后来他再想起这件事，觉得这大概算是一种质疑精神，或者批判性思维的萌芽。这种直觉正是他和社会科学的缘分。

1981年，潘绥铭以同等学力考上了东北师大历史系研究生。经历了长期的学业中断，重获学习机会的他求知若渴。在世界古代史和宗教史中，他偶然接触到一些人类早期性风俗与性文化，大为震撼。在大量阅读历史、思想史著作后，他发现几千年来，人类关于自身所争论的几乎一切重大哲学问题，都最突出、最集中地反映在性的方面。精神与肉体、自私与无私、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与死，都与性有关。“正是在这里，孕育着多学科渗透与交叉的最优结合点和人类认知自身的最佳突破口。”

潘光旦1946年编译的《性心理学》于1986年再版时，费孝通在此书的后记中写道：“中国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局面正在通过开放和改革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科学与民主已成为群众性的要求，历来成为禁区的‘两性之学’将能得到坦率和热情的接受。”这就是潘绥铭起步之时的学术背景。

1985年，他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号召青年教授开新课，他报了一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正式开始性社会学的研究生涯。1987年，潘绥铭从历史系转到社会学系，创立和推进了性社会学这个分支学科。

开设“外国性观念发展史”这门课在当时算是石破天惊之举，而且排在本科生的必修课中。第一届学生中有很多不好意思上这

门课，骂老师“脸皮厚”。潘绥铭想了一个应对办法：强制脱敏。“我总是在第一堂课就狂轰滥炸，把人类性行为的一切细节通通倒出来。否则听课的人一周受一次刺激，就根本无法听其中的学术了。”

从1976年到1985年，中国性文化出现了一个恢复与过渡时期。设计性感的时装、裸体艺术、异性按摩、舞会......曾经被禁锢、打击的各种行为重新萌芽。保守的社会风气很快转向开放。到了90年代初，整个社会关于性的认识、性关系、性表达等层面，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妇女报》甚至首开专版讨论：女性有没有性权利？

在潘绥铭看来，当时能有这样的突破，主要来自三种精神力量支持：以“精神文明”为口号的社会治理力量、以“性科学”为旗帜的自由主义力量、以“人性论”为理由的民间自发力量。

潘绥铭注意到，城市的公共空间里异性之间亲昵行为大大增加。媒体上评论众多，却没有相关的学术研究。当时潘绥铭已经读过很多关于性的抽象思辨和历史资料，他觉得更需要研究的是当下实际生活中，国人的行为具体是怎样的。

研究中国与性相关的问题现状，是他明确的奋斗目标。于是他设计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行为等级” “亲昵界限” “场景等级” 等指标，在北京等六个城市的13个公园进行观察。经过四年的观察，他用数据证明了中国社会对“公然亲昵”的宽容度在不断增加。这是那一时期性文化的历史发展体现。

没有影响研究的，就不算阻力

潘绥铭虽然不相信弗洛伊德的学说，但一直渴望有一天能像他一样自豪地宣称：“没有人像我这样，把深藏于人类胸膛里的半驯化的魔鬼的大部分罪恶都召唤出来，并寻求与之奋力搏斗；也没有人能像我这样，指望着经过这场搏斗而不损毫发。”

“不损毫发”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不过潘绥铭并不以为意。婚姻中的性生活调查、性工作者调查、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这些课题在当时还十分敏感。有人劝他停课，有人质疑他的人品，也有人审查他的身份，关于这些压力和阻挠，潘绥铭在书中几乎没有展开。自己当时研究能力的局限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阻力，所有外部干预只要最后没有造成实际影响，就不必多言。

他也承认，从事性研究的学者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方面，都因为这一背景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经历带来过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他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学生的经历：研究课题在日常聊天或者饭局上被拿来当作调侃的由头；在公开场合介绍他们的时候，总是故意提一句：“他是研究性学的”，甚至要强调一下“他的老师是中国性学第一人”。对这种含沙射影的话，他们多半不理会，如果真的严肃解释起来，也都是对方最后不好意思。

他赞赏自己的学生都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不会轻易被外界的杂音影响。“总的来说，我的学生们在考我的硕士生或者博士生的时候，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一位是从高中看了我的书以后就决心已定。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与别人商量过，更没有向亲友解释过。我把他们叫做铁头男、钢心女，对此深深感激，无以名状。”

20世纪90年代初，大众传媒几次掀起“性学热”，大量介绍相关书籍、历史，讨论当下的现象和热点。潘绥铭的研究自然被广泛引用，但他很快注意到这些传播中的谬误，于是决定帮传媒工作者进行性社会学的科普。对他来说，解决问题永远比抱怨和苦恼有意义。

潘绥铭被采访和报道最多的主要是“卧底红灯区”。他并不想因此吸引眼球，可是很长时间里也无可奈何。“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别扭的状况，因为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来看，红灯区研究并不是我最主要的研究，也不是最精彩的。”

1997年到2010年，他带领同事、研究生，定性调查了中国21个红灯区以及其中的近1400位相关人员。在田野调查中，他倾听过底层女性的艰辛；也被所谓“高档场所”的从业者鄙夷刻薄，只好铩羽而归；有一次还被当成拐卖妇女的头目。这些经历在别人那里也许十分有戏剧色彩，但潘绥铭却从不以此为噱头。“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我投入到红灯区里的那些日日夜夜，实际上只不过是在积累对方法论的感悟，最终形成2007年提出的主体建构论。”

必须平等待人，才能访谈下去

“如果不是和他们相处那么久，接触那么多次，我就无法发现，更无法总结出主体建构论的要义。那就是无论社会对他们如何严苛与不公，他们并不是完全逆来顺受，而是自己不断地构建出自己的生活、世界与意义，也创造出应对社会的自我发展的各种行为逻辑和策略选择，而且获得了他们自己相对满意的生活状况。”这是潘绥铭对做“红灯区”田野调查的深切体会。

1999年他出版专著《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中总结出一种定性调查方法，介于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核心就是深入要调查的社区、群体，和对方相处。这在今天也许是进入田野研究的基本意识，但当时确实完全靠实践才总结出来的。

潘绥铭后来回忆，曾有两位女生要求退出调查，并不是因为她们的观念受到挑战，也不是因为不相干人等的闲言闲语，而是受不了爱莫能助的煎熬，是出于一种道义的责任心。应不应该研究性工作者这个群体，本身就是一个道义问题。具体怎样的做法才是对调查对象负责任，潘绥铭自己也纠结了很长时间。

“我不能否认，像我这样大谈性产业和红灯区的情况，有可能使得她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她们中绝大多数人所需要和期盼的，其实只是像小草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时候，过度的关注可能危害他们现实生活的质量。因此我只能遵守两条古训：在精神上坚持将心比心，在行动上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和她们是平等的。”

他经常以合作者严月莲为榜样提醒自己：从里到外放下自己身上所有光环，甚至“自甘堕落”，不要以救世主的姿态居高临下看待研究对象。不要对边缘人群怀有道德优越感。这样才算平等待人。

“必须平等待人，才可能访谈下去。”这是潘绥铭调查时的座右铭。尊重对方的“隐私屏障”，决不为了自己的研究需要去挖掘对方不愿暴露的情况。为此他也放弃了一些调查机会。

这条精神也被他的学生们传承下来。潘绥铭的学生、山东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副教授王昕说，“示弱”、主动分享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拉近和研究对象的距离。她在自己的田野调查随笔中记录过一个细节，每次想起都会眼眶一热：“结账的时候，她们坚持要付钱，我记得很清楚，那位姐姐说：‘你是学生，你不挣钱，我们虽然挣的钱不算干净，但我们自食其力。’”

在帮助层面，他选择尊重对方的道德观。对方想要的好的生活，往往超出他的想象。“不能只看到他们身上的悲情，忽略了他们的自主选择。”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跟普通人接触多了，你就明白，就算要救国救民，也得他们自己来，不是我来救。”

“最终，我所能找到的存身夹缝是：尽可能多地给她们讲一些预防性病的知识，给几个人不要吸毒的忠告，帮几个人办一些与生意无关的事情，资助一个人回家。此外，我也许是老糊涂了，所以还尽可能地陪她们呆坐、打扑克、逛街、吃饭，哪怕这些对我的研究毫无意义也罢。因为我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她们生活中那深不可测的枯燥、乏味与寂寞；还因为她们中好几个人都说过，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和‘外人’这样对待过她们。”

大众广泛议论的未必是真问题

2014年1月，潘绥铭正式退休了。他说自己已经完全退出学术，开始全新的生活。现在主要的活动是去野外拍摄鸟类，“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出去走路。”写作《风痕》的2019年，他正在帮女儿带孩子。潘绥铭对《风痕》这本书的定位是学术自传，他认为自己的个人生活乏善可陈。“主要为了留下史料，让有兴趣的读者和后学者能够查到，曾经有人做过这些研究。”对于大众传媒给他的称号“中国性学第一人”和“性学教父”两个称号，他不认可前者，说因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对于当下的热点话题，他仍然保持者社会学者的谨慎。有采访问他怎么看“结婚率低”，他回答：“除非是专业的研究者，如果普通人在议论某种‘性现象’，往往并不在乎是否真的如此，往往只是在抒发自己的情绪或者价值观。例如‘结婚率低’，很可能说的其实是‘找对象更难了’，想婚的人可能痛心疾首，不婚的人欢欣鼓舞，离婚的人则喜忧参半。”

他的学生黄盈盈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1999年开始，黄盈盈跟着他进入“红灯区”进行田野调研，现在已经接过导师的衣钵，成为性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黄盈盈开设了一门课“性与性别社会学”。大概每学期都会请他来做一两次讲座。每次讲座结束，他都被一帮年轻学生围住签名。

黄盈盈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们这辈和更年轻的学者在对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性的认识和理解上，不如潘老师那一辈学者，尤其是‘社会洞察力’。” 在她看来，潘绥铭那一代学者很大的一个特点是：接地气。他们能用非常日常的语言把一个现象说清楚，一点都不深奥。

潘绥铭的表达不仅浅白、有人情味，而且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他分享过一个和苍井空有关的小故事。2017年5月，凤凰卫视邀请他去谈女性乳房保健，因为女编导听过他的课，想传播相关的知识。编导事先提醒他嘉宾还有苍井空，问他是否介意。潘绥铭首先关心的是：她懂吗？编导告诉他，苍井空早就是乳房保健的国际代言人了。

“当天在拍摄现场，我送给她一首事先写好的诗，就是‘苍井空君’”这4个字的藏头诗。可是一开始他的经纪人拒绝我与她合影，还是她一把把我拉过来合影，还破例与我专门带去的女研究生也合影。作为教授，我敬她是公益大使；作为观众，我敬她专业上炉火纯青；作为沧桑人，我则敬她不卑不亢坦然面世。总之，我们平等相处，相聚甚欢。”

潘绥铭三十年的学术生涯，显然不只是一阵风，其印迹不仅留在每一位后来者的研究中，也留在他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人的生命里，留下一点活泼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