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的花园》：她将目光投向自然，投向无法发声的一切

19 世纪末，大批移民从意大利的农业区漂洋过海来到阿根廷，定居在北部的圣塔菲、科尔多瓦与门多萨省。其中一群来到一个名叫萨瓦利亚的地方安顿下来，重新开始他们在土地上的劳作与生活。萨瓦利亚是一个远离首都和省会的小村庄，至今仍然只有五千居民。1946 年，迪亚娜·贝列西就出生在这里。

祖辈的名字与生活都已消失在广阔的历史中。多年以后，贝列西在诗里这样写道：“我没什么传奇可讲 / 也没有那些 / 与刀剑一起 / 抵在健壮马背上的史诗。/ 只有一点故事 / 没有记录下 / 意大利小村庄里的 / 任何名字，树木 / 河流 / 或是耕作之日 / 清晨啁啾的鸟儿 / 它们都遗失在 / 我祖辈的死亡与记忆里。”但是，家族传承与乡村生活在贝列西身上埋下了暗藏的印记：“我在 / 湿润的草原长大。/ 梦与庄园的 / 绿色岩石。/ 我的祖先是 / 雇工与农民。/ 儿时开始 / 意大利、瓜拉尼和克丘亚语 / 就缠绕在我的词汇中。”“我继承了 / 亚得里亚海的光亮 / 和一把大锄头 / 现身在每一个收获的季节”。

在萨瓦利亚，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在鸟类、牲畜和野生动物间，在花草的香气和丰收的色彩中，贝列西的感知温柔地附着在自然万物之上。林间的浅塘、开花的木兰、啼叫的八哥、流浪的野狗，都在她眼中展开无限的生机。六十年代末，她开始徒步漫游美洲大陆，怀着对自然与对生命的热忱，观察和体会每一个天意般降临的瞬间。大胆的冒险滋养了她的写作，1972 年，她在厄瓜多尔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终点与蔓延》，开始在拉丁美洲文学界崭露头角。1975 年，贝列西结束了这场长达六年的漫游，回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定居，并以旅程中的经历为灵感创作了诗集《赤道航船》。

直到最新出版的诗集《爱如死般坚强》，贝列西几乎始终保持每两到三年就出版一部诗集的旺盛创作力。至今，她已经出版了 15 部单行本诗集，翻译了多位英语世界重要作家的作品。随着创作的丰富，贝列西的诗歌逐渐获得国内外的认可。她被认为是阿根廷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更是女性诗歌写作的教母级人物，于 1993 年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诗歌奖，2004 年和 2014 年两度获科内斯基金会荣誉奖，2010 年被授予布宜诺斯艾利斯杰出市民称号，2011 年获阿根廷国家诗歌奖。2012 年，关于贝列西的人物纪录长片《秘密花园》在阿根廷上映。

随着贝列西的国际影响力逐步增大，她的诗集被陆续翻译成英语、 法语、 德语等多种语言出版。在世界各地的诗歌节和朗诵会上，贝列西一次次用柔软温和的声音朗诵她最出名的诗《我建造了一座花园》：“在不对的地方做出对的姿势 /会拆除等式，揭开荒地。/ 在差异中呼求的爱，/如同暗蓝的天空对抗痛苦。/ 风暴的雨幕，在它的怀抱中 / 你抵达最远的岸。”

永恒的花园

关于贝列西的纪录片《秘密花园》从一片绿色的风光开始：三角洲的森林、萨瓦利亚的巨木，缀满花朵的合欢树、布宜诺斯艾利斯街道旁的蓝花楹和墙壁上的草叶。随后，镜头拉向诗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住所，花园里摆满各色盆栽，仿佛藏身都市的一片绿洲。

花园、绿地、鸟类和动物，都是诗人目光的主角。她在散文集《萨瓦利亚，草字头的“萨”》 一书中回忆道：“记得两三岁的时候，一个九月的清晨，阳光照拂着万物。母亲把我叫醒，将我带到屋后。我还记得她的气息，她身上的温度。她轻声对我说：‘我想让你看看春天是什么模样。’她指着鹤望兰，让我感受花朵的芬芳、阳光的温暖和树荫下的清凉。我们在春天的天空下起舞，数十只红额金翅雀休息在一棵尚未出芽的树上。我感到幸福，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在母爱的韵律与静谧中，诗人的命运落下印记，我在心中歌唱。”

自然开启了诗人对爱与美的感知，并在她写作的旅程中一直伴随着她。漫游美洲大陆的旅程为贝列西带来了崭新的自然风物与奇观，数年后，她回到阿根廷，在巴拉那三角洲租下了一间名叫“休憩”的小房子。房前立着一棵棕榈，周围环绕着枫香树、橡木与桉树，一条小溪从门前缓缓流过。在宁静的三角洲小岛上，植物都顺应着自然的天性。因为居民大多只是夏季来此度假，房前屋后的植物常常无人修剪。而且受三角洲的潮水影响，公园里的植物也不易人工打理，都能尽情生长。

贝列西从这些植物间看到人的灵魂。只要找到合适的环境，植物就会存活下来。就算是外来者和旅客带来的新植物，或是随动物迁徙而来的一粒种子，都有可能在陌生的地方找到自己的位置。诗人从中看到自己，一颗带着意大利血脉的种子，在阿根廷大地上找到合适的土壤和雨水。而自然界中，一切随时都可能分崩离析，也随时会有新的融合与变化，一如人的生命，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贝列西的诗歌、散文和译作中，她对自然的热爱从身边的河流与草木，延展向复杂的世界和仰赖自然而生的人。她诗中的动植物既是对自然的观察与书写，也作为一种隐喻，揭开更广阔的表达空间。自然既是丰富的多维世界，同时也是需要保护的脆弱对象。在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剥削中，在资本主义的掠夺、新殖民主义势力的威胁与暴力活动的影响下，对自然的书写成为一种抵抗与反叛的力量。

她的目光投向自然，也投向无法发声的一切：是庭院里挺立的花枝，从窗户瞥见的一只鸟儿，也是在社会底层困顿挣扎的人，在父权传统里受到压迫的女性。花草成为生命力与反抗的象征，向上挺立着，不顾一切代价地绽放：

这些名叫飞禽、鸟喙、上帝的羽冠的花儿

缚在根上，却想开垦空气

代价是缓慢地流血，以最轻的优雅

在最沉重的质料里

欲望，又或是迷茫的模仿

代价竟是如此高昂

让它们在弯曲的花葶上相信

必须要挣脱，才能用顶端

劈开空气的甜美

植物的歌唱

贝列西开始大量写作诗歌的 20 世纪 80 年代，正是阿根廷女性性别意识萌发、女权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1988 年，文学杂志《女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创刊，贝列西成为杂志的主要编辑之一。《女刊》不单局限于女性主义的视角，而是倡导广泛的平权，反对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性取向歧视和其他任何倾向的歧视，成为阿根廷文学文论与社会思潮结合的典范。

为每一个弱势群体书写，这也是贝列西一直以来的坚定立场。在担任文学杂志主编的同时，贝列西也时常开设自己的诗歌工作坊，为女性诗人的创作与讨论提供一个实体空间。正是工作坊的联结与讨论，推动了阿根廷新一批女性诗人的出现，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阿根廷女性团体“月亮与其她”的建立。

1992 年，贝列西出版了诗集《花园》。从此，“花园”作为贝列西文学写作与意识中最重要的概念。自然与女性在她的诗歌中成为交织的主体，迸发出相似的生机与韧性。

在传统以男性作者为主导的文学书写中，自然与女性处于同样的凝视之下：女性与植物一样，是安静、被动的，只能被观赏和描述。她们都无法为自己发出声音，也无法决定以什么姿态出现在文学作品与叙述之中。同时，自然与女性都被冠以“野性”“野蛮”的特质，成为需要被掌控、征服和驯养的客体。男性中心主义同时物化了女性与自然，而在贝列西的诗中，共同的“遭遇”为二者建立了深厚的联结，汇聚出一条冲破禁锢的道路：

漫步早春

沿着岛上的小径

看树木燃放究极的美好。

流连于形态的绝妙细节。

头戴卷须之冠，

我也是家中一员？

植物即如女性，女性即如植物。贝列西的诗歌并不剥离二者，反对二者之间的相似性，而是以此建立了植物与女性之间的“战略同盟”。在诗人笔下，女性与植物一同茁壮生长，彰显着自己的生命与力量。丰富多元的自然，正是世界需要的异质的美。而花园则成为植物和女性共同的抵抗空间，二者在这里确立起被传统男性视野否认的主体性。

我在小花坛里锄草，种下：牛至，

欧芹，芫荽。薄荷穗和一丛

会结果的花。不当叙述者

而是言语之外的女神。

照料花园需要关于草木的知识。在这个与亲密的家庭环境连接，同时又伸向原始自然的空间里，园丁通过她的知识培育植物，植物的成长也反映出女性的力量。同时，种植成为写作的隐喻。照料者的翻土、劳作，泥土下敛聚的生机和绿意的迸发，也是女性创作的写照。

或许树木梦想着

野性恣意的花园，在那里

改换秩序，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贝列西的花园里，石头是诗，植被在歌唱。在被男性的权力笼罩的官方话语之外，植物挺立着，不去仿照既成的模板或遵循言说的规则，而是直视自己的本性与初衷。被砍伐、压抑、驯服、忽视的她们，在那里蓬勃恣意地生长。

并蒂双生

贝列西曾说，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三件事分别是教书、内省的写作和诗歌的翻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贝列西的翻译与她的诗歌写作双线并行。借助英语和法语，她翻译出版了包括厄休拉·勒古恩、丹尼斯·莱弗托夫在内的多位英语世界重要作家的作品。九十年代，她更是与厄休拉·勒古恩共同出版了英西双语诗文集《双生，双梦：两种声音》。 这部诗文集收录了两位诗人互译的作品，以及她们交流文学创作、女性主义等议题的往来书信。与这些诗人的相遇要追溯到贝列西20世纪70年代的美洲漫游。旅程中，贝列西来到美国，离开拉丁美洲熟悉的西班牙语环境，走进了他者声音的世界。在一个冶金工厂里，她与两百多位女工一同劳作和生活，鲜活的语言滋养了她的英语。每天晚上，贝列西在一本小词典和一本初级语法书的陪伴下，通过翻译诗歌继续她的学习。

在美国，他者的语言和新的思潮一起向她涌来。对女性写作和多元价值的关注成为她创作与翻译的内核：“在一个由绝大多数男性主导的传统中，我想创建家族与谱系，我想听到女性的声音。”于是，她开始边阅读边翻译丹尼斯·莱弗托夫、琼·乔丹、穆里尔· 鲁凯泽和艾德丽安·里奇等美国女诗人的作品。贝列西的翻译选择也体现出她的人文与艺术关怀，这些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关注女性身份、种族移民、社会暴力等问题。如莱弗托夫的诗中大量书写战争与暴力所带来的人类苦难，并呼吁个人和社群发挥自身的变革力量；琼·乔丹是非裔美国诗人的代表，在作品中深入讨论种族、移民等问题，并推举非裔美国英语的文化意义；艾德丽安·里奇更是美国女性主义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在文学和社会学领域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

1984 年，《回应我，跳起我的舞吧》出版，诗集收录了由贝列西翻译的 6 位美国女诗人的作品。2019 年，同名诗集再次出版，译介的诗人从 6 位增加至 13 位。

贝列西的写作与翻译就像是同一根枝桠上绽放的两朵木兰：“诗歌翻译是最接近写诗的活动，要在全身心投入的宁静中缓慢进行，接收来自非母语的声音和话语。它要求借助自身的感知，为他者思想与情感的水流凿出一条河道。”对她而言，翻译夹杂着背叛的感觉与重铸的喜悦，而且“几乎是一种不可能的活动”。因为诗歌翻译常常要求译者取舍，做出艰难的抉择。但是，在长时间的阅读和与文字的共处中，译者与来自他者的声音建立起一种灵魂的亲密关系。不同国度的女作家在文字里看见彼此，听见彼此的声音，跳起对方的舞蹈。

多年后的文章里，贝列西再次摘录了《回应我，跳起我的舞吧》诗选的序言：

穆里尔·鲁凯泽的一首诗里写道：“如果不是我 / 如果不是你 / 谁来讲述那些日子？”如果不是我，如果不是你，谁在语言和生活中并肩作战？谁来抓住鲜活的记忆？是这些女性，投身在美洲文学反叛精神的浪潮里。[……] 诗集的编选者劳拉·切斯特与莎伦·巴尔瓦在前言中写道：“女性必须学会爱自己，将自己作为理想与神话。第一步是承认自己是女性，并开始发现这意味着什么。”不再有阴暗恐怖的房间，不再有春日午后的自尽。这些女性的声音，热情而深刻，敦促我们以新的方式去过自己的生活。

正是这样的热情与理想，指引着迪亚娜·贝列西的写作与翻译。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热情与理想，才诞生了这本诗集。

本文摘编自《离岸的花园》一书译后记，原标题为《就继续乘着风的轻鞍》，经出版方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