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要与万物达成交流，需要破除自我的排他性

王家新的随笔写作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经过90年代社会转型的淬炼，历经三十余年的深耕和积累，发展为“以诗歌为内核”的诗论随笔作品系列。

诗人写诗之余兼事散文写作并不罕见，比如，徐志摩散文浓烈华美的浪漫抒情格调；何其芳《画梦录》的独语姿态与写梦造梦的诗化意象；冯至《山水》对古典山水诗文传统的改写，探索“深切的存在之思”；舒婷在朦胧诗后期转向散文写作，其作品具有一种书写家庭琐事和日常经验的“抒情性幽默”等。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诗人散文写作在“散文热”的催动之下日益繁荣，多种文选和丛书陆续推出，逐渐引人关注。张新颖将90年代的诗人散文概论为一种“困难的写作”，陈超则对先锋诗人散文的写作特点进行阐论。王家新诗论随笔作品属于诗人散文写作范畴，但又具有独特的个人性。

新近出版的王家新诗论随笔系列共分《人与世界的相遇》《诗人与他的时代》《以歌的桅杆驶向大地》三卷，是诗人从《人与世界的相遇》《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没有英雄的诗》《雪的款待》《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在你的晚脸前》等文集中遴选编辑而来。三卷作品集大体按照时间排序，分为读诗札记、诗学阐发、诗歌批评、诗坛扫描、行旅交往等随笔性文字，可视为诗人个体的精神自传。三卷内容以诗歌为中心，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当代诗人在诗歌世界中的艰苦跋涉，有关他个体诗学的建构方法、诗人使命感的形成与世界的相遇以及通过翻译诗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构想。

“为诗歌而工作”：个体诗学的方法论与整体观

诗评家霍俊明在《“诗人散文”丛书》总序中为“诗人散文”申辩，强调“诗人散文”并非等而下之的诗歌下脚料和衍生品，诗人写散文的“最终动因在于他能够在散文的表达中找到不属于或不同于诗歌的东西。”王家新诗论随笔所要表达的正是与诗歌提纯式的抒情歌唱不同，但又与诗歌紧密相关的个体诗学建构。这也是诗论随笔中“诗论”的内涵，是个体诗学的核心，而“随笔”则是建构此核心的特有方式。

王家新的诗论随笔最早被放入上世纪90年代“诗人批评”的问题域进行讨论，被纳入“一种体验与感悟式的、‘只言片语’、随笔式”的批评方式而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作为个体诗学的方法论，王家新诗论随笔进一步凸显出个体承担诗学的形成。

个体承担的诗学开始于对艺术本质的发现。王家新从卡夫卡的工作深入认识到一位作家与艺术本身之间的隐秘关系。在这位“作家中的作家”身上，王家新洞悉了艺术家的命运，即“一个人如何舍弃个人生活而以语言来承担一切的艰巨历程”。卡夫卡在文字中倾情的投入、生活的损耗和献身为一个看似“怎么都行”的时代树立起严格的尺度。“为诗歌而工作”的信念起始于王家新与冯至诗文的相遇。冯至的诗文不仅给予他寂寞的高中时代巨大的抚慰，还将知识分子诗人的担当精神以诚恳、质朴和严肃的方式传递过来。在40年代严酷的时代环境下，冯至以自己的方式深刻“介入”现实，担当起自己的艺术信仰。除了现代诗人冯至，帕斯捷尔纳克等俄苏诗人的影响也至为重要。普希金诗中“自由的元素”、阿赫玛托娃苦难经历中“没有英雄的诗”、曼德尔施塔姆“献身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学意识、帕斯捷尔纳克笔下代表良知、勇气、信念和耐力的日瓦戈医生共同组成艰难时代中“承担者”的精神内涵。

个体承担的诗学不仅体现在精神维度，也体现在艺术维度。或者说，如何在个人写作中实现诗歌精神和时代召唤的双重完成。王家新在《当代诗歌：在“自由”与“关怀”之间》中通过对谢默斯·希尼《1969年夏天》的解读，在“诗歌艺术的内在规定性”和“生存与文化困境”的拉力中重塑一种“诗歌的纠正”：“一方面是对‘介入’文学的规避，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某种‘纯诗’风尚的修正。”这种诗学观念有效地消解了介入现实和追求纯碎的“二元对立”模式，将当代诗歌引入更为宽阔的精神领地。

相较于《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触发广泛共鸣的精神强度，诗论随笔对个体诗学的建构显得深入曲折，一种自我对话与争辩出现在反复的拉扯中。在自我对话之外，王家新在诗论随笔中更多地与“他者”对话，向“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学习。叶芝、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策兰、米沃什等处在精神的“血脉循环”中。与“血脉循环”对应的是叙写论述的多重深入，比如对叶芝进行多声部重唱式介绍与阐论，协同诗歌、随笔、翻译、讲演、访谈等各种文体的全方位浸入。

写作方式的循环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氛围有关。面对“不容分说的、强制性的大一统信念”的流逝，“五光十色、各具其妙的思想和价值学说”随着对外开放而纷至沓来，正在探索艺术新境的青年诗人需要获得内在支持来抵抗现实普遍存在的“悬浮感”。抵抗“悬浮感”和寻找精神支撑属于一体两面，王家新通过诗论随笔建构个体承担的诗学与80年代开始的文学主体性思潮相契合。

90年代，王家新开始通过诗论随笔写作在时代转型中构建个体承担的诗学。诗论随笔以分层叙述和总论阐明的方式成为王家新实现个体诗学的方法论。从整体上看，王家新的诗论随笔又表现出接续古典诗话，发展现代诗歌传统，综合多种文体等特点。

从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看，王家新诗论随笔接续古典诗话传统，又有新变。王家新诗论随笔专注于诗，将“论诗及辞”与“论诗及事”相结合，以诗家的切身之感与翻译诗学的独到体悟论诗话诗，拓展古典诗话的内涵与外延。但又不拘泥于古典诗学讲求感悟的片段形式，常常篇幅宏发，逻辑缜密，具有思辨性和理论性。比如将读诗、悟诗与写诗的经验相结合，评论穆旦、张枣、蓝蓝、池凌云等诗人诗作，还有大量对里尔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策兰等外国诗人诗作的介绍和导读。王家新融汇现代解诗学和文本细读等西方诗歌批评方法，通过随笔文体论诗，回应古典诗话写作传统。

从中国新诗发展传统看，王家新有意发展前辈诗人的诗学建设工作，延续诗人、批评者、译者三者相结合的现代传统，如闻一多的古典诗歌研究，戴望舒译洛尔迦，冯至译里尔克等。学者型诗人、诗人批评家和诗人译诗的现代诗歌传统深刻地影响了王家新的写作道路。诗论随笔是学者型诗人或诗人批评家进行讨论研究的有利工具。比如，探讨新诗的“现代性”问题、当代诗学建设的方向、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诗歌翻译与语言更新等。诗学随笔、诗歌随笔、文学随笔、关于诗歌翻译的随笔、诗学论文、诗学札记等“随意”而记，不限模式和体系，显示出诗人王家新“以诗歌为内核”的工作要求。

诗论随笔是王家新个体诗学形成的独特方法论，又是将创作、批评、翻译结合在一起的具有整体观的有效文体。通过诗论随笔的写作，王家新反思个人创作得失，梳理现代诗学经验，寻找当代诗歌出路，最终形成一种深具历史意识、现实触感而又视野开阔的“有方向的写作”。

“诗人使命感的形成”：漫游世界与对话时代

文学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曾分析诗歌与散文的文体区别，以及诗人写散文的独特之处。针对布罗茨基所言“诗人转向散文写作，永远是一种衰退”的观点，桑塔格指出，“诗人的散文不仅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密度、速度、肌理，更有一个特别的题材：诗人使命感的形成。”通过分析茨维塔耶娃散文的叙述形式，她认为诗人通过散文写作完成日常自我与诗人自我的切换，等待“诗人那个自我的胜利出现”。王家新诗论随笔也可放入桑塔格论及的“诗人使命感的形成”中讨论。与茨维塔耶娃的自传和回忆录不同，王家新的随笔写作更倾向于一种将自我投射入世界和时代之中的漫游与对话，从而在个体意义上形成对世界和时代的见证与透视。

漫游世界并不是名胜景点的观看和游览，也不是美食美景打卡拍照式的“到此一游”。王家新诗论随笔中行旅之作同样是“以诗歌为内核”的心灵记录。参加各种诗歌节、朗诵会、诗歌讲座、文学季或国际写作计划等贯穿行旅之中。英国伦敦南岸诗歌节纪念茨维塔耶娃专场上永恒的女声合唱，希腊爱琴海群岛圆形剧场中热烈的掌声和拥抱，慕尼黑诗歌节之后与德国诗人格林拜恩一同“测量但丁的地狱”等，诗歌活动的主题、氛围、受邀诗人、朗诵的诗作、诗人间的交流等提供了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下的诗歌精神以及灵魂碰撞的现场感。

此外，还有一些纪行记述拜访诗人故居和墓地的经历和感受，如《费尔达芬札记》《纽约十二月》《柏林，柏林》《你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通向内心平静的最遥远旅程——访奥登在奥地利的故居》《“永存我的话语”——彼得堡诗歌纪行》《“我把茨维塔耶娃还给茨维塔耶娃”——莫斯科诗歌纪行》等。回到诗人的源头和终点回顾他们一生的诗歌之路，献花、鞠躬、追思、凭吊，再次让死者回到我们身边，让我们在缺席的审判中审视自身的写作。奥地利故居中桌椅之间的明暗光影构造出奥登“一位伟大诗人的晚年”，科马罗沃寂静松林间永存阿赫玛托娃哀泣的话语，塔露萨接骨木丛中唱响茨维塔耶娃清澈盈盈的金色童年。带有“还愿”性质的寻访是对早年接受伟大作品教育的感激和辨认，从湖北老家到武汉大学，从地区师专到《诗刊》社，从北京胡同到英国伦敦，行旅各地，王家新在随笔中始终怀抱向世界万物敞开的信念，迎接“雪的款待”。

值得一提的是，王家新《人与世界的相遇》并不以世界为重心，而是讲述个体如何与世界“相遇”。“要与万物达成交流，就需要破除自我的排他性而增大心胸的涵容性。”诗意的发生恰是在敞开进入世界的时刻。王家新不仅将森林孤堡、湖泊远山、云雾海湾等自然风景点染浓郁的诗意，也常引述诗句诗篇让所遇之物传递出诗性光辉。比如探访德国图宾根的“荷尔德林塔”，王家新引用荷尔德林和策兰的诗句，使闪耀的涅卡河和咿咿呀呀的Pallaksch一起汇入尘世的荒谬中，一个诗人该如何步入世界？或者说，诗意的发生是否潜在有“疯癫”的危险？人与世界的相遇在身体和语言的双重层面产生神秘诗思的悲剧意味。

与漫游世界获取诗思诗意不同，王家新通过诗论随笔写作与时代形成对话与互文，从而有效观照和把握时代精神。以诗歌为媒介探求时代本质是王家新独特的“介入”方式。比如，通过回顾冯至的诗文调整自身的写作，从比利时诗人扬·米斯基身上发现抵御时代加速度的“饥饿艺术家”，在文化产品的“繁荣”下保持“对隐秘的热情”，在消费社会中做一只拒绝掰开的牡蛎等。面对青年学子的提问，王家新通过剖析谢穆斯·希尼《1969年夏天》与叶芝《1916年复活节》来回答20世纪90年代诗学的意义，通过个人写作与时代和现实对话，承担“自由的神话”和“关怀的神话”之间的全部压力。《一次“特殊时期”的旅行》讲述新冠疫情刚暴发时诗人一家前往法国“避难”。王家新一方面记叙旅途生活中的忙乱，一方面穿插访问策兰、凡·高、夏尔、瓦雷里等墓地、故居，现实、历史、良知、承担的勇气、艺术家的使命等又一次得到“诗的见证”。

诗人与他的时代“对话”并不是条件反射式的直评，而是通过内化和反思，经过艺术化的创造达到阿甘本所言的“同时代”。借助策兰诗歌中的“停顿”，王家新将“同时代”理解为“错位”，以征引历史来回归当下，打破浮于尘世的浅薄和僵化。在《作为“同时代人”的杜甫》中，诗圣杜甫重又回到我们身边，回到诗人的《伦敦随笔》《孤堡札记》《访东柯谷杜甫流寓地》，回到个人命运与民族苦难的相互“目睹”中。

在诗论随笔中，漫游世界和对话时代是一种诗人存在的自我辨认。王家新记录日常行旅和感触沉思的文字并不是我们所熟识的日记，它们从题材选取和表达形式看更似“随笔”，是遂心顺意地挽留生命经验的悟与思，而不是事无巨细地记录生活的琐与碎。这些文字如桑塔格阐述的诗人散文“充满保护诗人的自我的各种规则；绝望的鼓舞箴言；屡述危险、沮丧和失败。”王家新在诗论随笔中不时流露的感激、愧疚、坚守、冷峻、幸福、沉痛、荣耀等印证了桑塔格论及诗人散文的“特别的题材”：诗人使命感的形成。

“创造之手的传递”：从翻译诗学走向世界文学

新世纪以来，王家新致力于诗歌翻译，已出版《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没有英雄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译诗集》等多部译诗集，拥有丰富的诗歌翻译经验。此外，他还开展诗歌翻译研究，形成自己的翻译诗学。

王家新从诗人译诗的传统入手，质疑“信达雅”，破除“原著中心论”，重塑“忠实”和“创造性”间的张力关系，“将‘辨认’的视野从语言层面扩展到文学层面，再延伸至生命与存在的层面，形成了一种具有整体意义和价值的诗学思考。”王家新将这种探索命名为“翻译的辨认”，也有论者将王家新诗学的转变概括为从“承担的诗学”到“辨认的诗学”。从诗论随笔写作的角度看，“辨认”比“转变”开始得更早，也更为持久，或可说在不同文字中耕耘和翻检本身就是“辨认”，如今，葡萄园已硕果累累。

和《翻译的辨认》带有“专论”性质不同，在诗论随笔中，王家新并没有从语言、文学到生命存在的顺序逐层讨论，而是三者混在，相互对话。在诗歌翻译技术上附着个体生命感悟，使人生经验的发生链接诗歌译作的传递，王家新用随笔写作进行诗歌与生命的双重辨认。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诗歌转型的时刻，王家新将外国诗歌的影响视为“创造之手的传递”，波德莱尔、洛尔迦、茨维塔耶娃等对多多、北岛的“唤醒”具有决定性作用。戴望舒、陈敬容等的诗人译诗多年后重又促成一个“新的转机”。王家新同样受惠于“诗人译诗”的传统，冯至、卞之琳、穆旦、袁可嘉、杨牧等的译文都曾在关键时刻给予诗人启示和激励。将翻译作为回报，王家新也加入了诗人译诗的行列。从1991年开始，王家新在大量阅读和研究中持续译介策兰的诗歌，在去国返乡黑暗孤寂的日子里，这盏“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照亮了他。他也以“晚脸、晚嘴、晚词、偏词”等策兰式的颠覆性翻译塑造出“汉语中策兰”。在回顾翻译策兰诗歌的过程时，王家新袒露初阅读的震动和惊异，深入进去后的责任、愧疚与笔力不达，以及最后带有命定色彩的“奉献、献祭和复活”，带有“墨水的诚实”的翻译风格是王家新对诗人译诗传统的回报。

王家新从同代诗人切身的接受状况出发，梳理和发掘中国现代诗歌的诗人译诗传统。他研读和总结前辈诗人的翻译经验和理论，逐渐形成自己的翻译诗学。比如，叶维廉开拓“庞德式的翻译”，回到情景的直述，在“忠实”和翻译的创造性之间构造一种“张力的诗学”；穆旦持守“宁信而不顺”的带有语言异质性的“翻译体”；王佐良依托“整个作品的意境、气氛或效果”锻造出语言的质地与光辉。此外，王家新吸取西方的翻译理论，进一步支撑自己的翻译诗学。比如，美国学者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分析的“归化的翻译”和“异化的翻译”，哲学家本雅明《译作者的任务》提出“纯粹语言”是原作与译作的共同来源，“译作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把纯粹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是通过自己的再创造把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通过爬梳历史和研习理论，王家新总结诗人译诗的经验之谈，并将之系统化和理论化。

王家新翻译诗学的建立还得益于“另一种参照”：欧美诗人的翻译实践。比如，费尔斯蒂纳和波波夫、麦克休对策兰诗歌的翻译，发现策兰诗歌力图摆脱西方“同一性”的美学，形成一种朝向“去人类化”的“喉头爆破音”；策兰通过翻译的断裂和停顿，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进行解体和内凝，完成晚期风格对古典风格的重写；雷克斯洛斯基于“同情、体认、共鸣”对杜甫诗歌的创造性翻译等。王家新考察西方诗人的翻译实践，将语言的双向流通变为多向流通，将“翻译”从语言交流的层面提升到文化互通互补的高度，形成对话与反观并重的世界性视野，从而将诗人多多所言的“两排树”拓展为“世界文学”理念观照下的文明森林。如同歌德眼中的“世界文学”，王家新的翻译诗学立足于诗歌翻译的技术，带入个体生命体验，深入开掘诗人译诗的独特性，将“创造之手的传递”提升到诗歌文明与人类文明相互交流的维度。

将诗歌创作、诗学批评、诗歌翻译相关联

布罗茨基曾说，“当诗人转向被先验地认为是与读者交流的‘正规’途径——散文时，常常出现减速、换挡，以及说明自己和解释事理的努力。”当抒情减速，语言换挡，诗人在散文写作中从事说明自己和解释事理的工作，这并不是诗人写作的倒退，反而是实现文体平等的自觉。“诗人散文”具有独立的品格和价值，不能将它和“诗人写的散文”相混淆。王家新“以诗歌为内核”的诗论随笔写作属于“诗人散文”中的优异代表。王家新通过随笔的形式论诗，将个人的诗学道路如实记录，汇聚创作谈、阅读札记、导读介绍、诗学批评、翻译研究等题材，将专业领域、自我设计、限度意识、历史自觉熔铸其中，不仅充分发挥随笔体的文体潜能，还高度实现诗与思的颉颃。

王家新上大学时曾暗自立下志愿，要做一个闻一多那样的诗人兼学者。他的诗论随笔是将诗歌创作、诗学批评、诗歌翻译相关联的“湿地”，是“为诗歌而工作”的“换气”，在一种高速运转中实现停顿，又将停顿转化为链条中完美镶嵌的一环。也许，“翻译的辨认”从“人与世界的相遇”的那一刻已经开始，这三卷的诗论随笔集不正是对世界、时代和存在的一种“翻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