泷田洋二郎：下午3点就收工，边拍边剪完成《我爸没说的那件事》

由泷田洋二郎执导，韩庚、张国立主演的电影《我爸没说的那件事》已于11月3日在内地上映，该片改编自辛酉的短篇小说《闻烟》，讲述南方小镇一户世世代代以传统工艺“冰晶糕”传家的百年世家，由于秘方传承而引发的父与子之间不可言说的家族故事。

日本导演泷田洋二郎之前凭借2008年的《入殓师》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这是他执导的首部华语作品。虽然会有少许的文化差异，但对于电影中的人物关系、情感表达，中国和日本有文化共通的地方，甚至这更像一个日式故事。2018年，该片杀青不久后，新京报曾对导演泷田洋二郎做过一次专访，5年后，电影正式上映，新京报再次对话泷田洋二郎，请他讲述执导首部华语电影的诞生过程。

制片人觉得原著小说和日本影片《入殓师》故事情绪很像

《闻烟》是作家辛酉于2015年创作的一部一万多字的短篇，三天时间写完。故事中的柳见三、柳庭深、柳闻烟三个主要人物，是以作者本人、作者父亲、作者女儿为原型创作完成的。原著中的百年老店“同顺祥”原型是作者的爷爷闯关东到大连后开的猪肉铺，作者父亲小名“同顺”即源于此。

2015年，剧角映画公司买了短篇小说《闻烟》的版权，开始着手小说的改编。制片人梁巍打算要么花300万找新导演、新演员拍，要么邀请大导演、大演员，控制成本做一部商业剧情片。有一次，梁巍在出差时看了日本电影《入殓师》，觉得故事和情绪都和小说《闻烟》很像，为什么不能请该片导演泷田洋二郎来执导呢？当时身边的同事都觉得，这像是天方夜谭，对方可是拿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导演。

几经辗转，剧角映画联系到泷田洋二郎。“能参与到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和中国电影有一个沟通的窗口，这种尝试对我来说是新鲜的、有意思的”。泷田洋二郎欣然接受了这个项目邀约。

泷田洋二郎表示第一次看完小说《闻烟》后，“没有任何违和感，不如说这是一个更日式的故事”。在日本，传承了好几代的工艺匠人，和小说中的柳式家族一样，也都面临着传承无人的现实问题，这种现状在日本也很常见。

包括柳庭深这样的父亲形象，泷田洋二郎在日本也认识很多这样的职业匠人，他们的做事风格不是手把手细致入微地教给后继者，而是让对方自己慢慢领悟，多去观察，慢慢“偷”学。对于职业匠人来说，学艺要经历必要的修行和时间的积累，这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泷田洋二郎和几位中方编剧一起完成了剧本的改编工作，其中也会有一些本土性的设定存在文化差异。比如故事中只有男性才能被记到柳式家族的族谱里，对于泷田洋二郎来说，就有点难以理解，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就不需要解释这个事情。泷田洋二郎表示，“这里面有一点比较暧昧的，中日文化可能稍微有点差异的部分”。

原著故事中的“冰晶糕”，是作者虚构的一种糕点，泷田洋二郎曾问过原著作者辛酉“冰晶糕”大致的样貌，辛酉给导演看了一张猪皮冻的图片。泷田洋二郎说，因为是虚构的，要从头去落地这个东西，围绕着糕点的设计，团队讨论了很长时间。“当时参考了一些资料，比如有来自日本传统的和果子等食品，在京都、金泽这样的历史城市里还保留了很多这样的素材，怎么能够将食物拍得又好吃又诱人，确实找了很多素材，用什么原材料，做成什么样式，是花了点时间”。泷田洋二郎说，电影中观众看到的整个制作工艺，还有最终出现的冰晶糕的成品，都是美术指导孙立的设计。

拍摄打光和演员走戏等细节要做到专业

制片人梁巍最早就提出，《我爸没说的那件事》的创作团队由中方和日方合作组成，日方幕后团队几乎为《入殓师》原班人马。从制片人角度看，梁巍觉得如果只把泷田洋二郎导演一个人邀请来，因为工作方式、工作环境不一样，没有办法保持创作上的统一性，必须将他的整个班底一起邀请来。

与导演多次合作的摄影指导滨田毅，还有多次与知名导演北野武合作的灯光指导高屋斋，也都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而中方团队这边邀请到了美术指导孙立，张艺谋导演的御用剧照师白小妍等。

2016年，整个团队开始在全国勘景。对于取景地的要求，导演泷田洋二郎想找一个有着独特文化和历史感的地方，一定要离城市比较远，不能沾染太多都市气氛，有很多自然风光。

当时制片人带着导演和团队去了浙江的西塘、南浔，江苏的锦溪、黎里，安徽的唐模、渔梁坝、塔川，还爬了黄山，但一直没有找到导演心中想要的“没问题，肯定要在这里拍”的地方。直到2018年勘景的时候，美术指导孙立推荐了云南腾冲，“我觉得这才是我心中想象的符合这个故事的场景”，导演最终选择腾冲作为主景地，昆明则作为城市戏的取景地。

在电影中饰演栓子的演员金盾很早就参与到了这个项目中，回忆起勘景过程中的细节，他清楚记得，当时导演和他的幕后团队就已经开始讨论分镜，如何摆放机位，细致到这个景没法用，因为打不了灯光。他大受震惊，感受到了“这就叫专业”。

拍摄过程中，有一件事让在片中饰演小悦的演员薛昊婧印象深刻。有一天准备拍摄要提前走戏，因为冬天比较冷，薛昊婧当时穿了一件荧光色的羽绒服，走完戏之后，导演泷田洋二郎走到薛昊婧旁边通过翻译低声跟她说，以后尽量不要穿这种颜色的衣服，因为在走戏的过程中，各个团队都在做配合，这样颜色的衣服是会影响到照明团队的准确性。当时薛昊婧还是一位刚入行的新人，在从业初期就遇到这样严谨的剧组，让她受益匪浅。

制片人梁巍也感受到日方团队工作上的严谨，以及对于工作的一种极致态度。片中的灯光指导高屋斋是剧组年龄最大的工作人员，拍摄该片时已经76岁，还爬梯子打灯。因为在日本，打灯是一个专门的工作，灯光指导一辈子就只是打灯，一件事干一辈子。

每天下午3点收工后，马上就进剪辑室

因为是中日双方团队共同参与的项目，剧组有大量翻译工作，梁巍透露，光剧组的翻译就将近十人。一件事情需要双方都确认，就要翻译三次，工作量至少是平时的三倍。

导演泷田洋二郎说，这可能是这种合作形式躲不掉的宿命，必须借助翻译才能完成工作，最开始肯定有翻译过程中漏掉或没有及时把握的东西，但工作始终朝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大方向推进，整个合作过程还是很融洽的。

在电影首映礼上，梁巍坦言，经历过这么多项目，《我爸没说的那件事》是他经历过的团队沟通最顺畅、拍摄效率最高的电影。

剧组多方工作人员也都反馈，泷田洋二郎在片场是一位特别高效的导演，经常下午3点钟就收工。拍摄该片时，泷田洋二郎63岁，但对工作充满活力，电话、邮件无论何时都能够及时回复。早起出工后在片场走来走去，脚下生风，随行的中文翻译总是要小跑着才能追上他的步伐。

灯光指导高屋斋和摄影指导滨田毅两人以“老损友”的口吻说了导演很多“坏话”，比如固执、急性子等，但这样的人恰好非常善于抓重点，工作效率便可以成倍提高。对于这种高效的拍摄，泷田洋二郎表示“靠专注力才能实现”。他觉得，只有集中精力去工作，事先做好准备，自然会提高效率，时间、预算自然也会节省下来。

每一次创作，泷田洋二郎总是期待能够在现场找到新的东西，找到那种瞬间的精彩。为了找到这些，必然要花些心力，在前期不断地沟通细节。“没有这个前提，就根本不要谈后边的结果。而且即使你准备了，也不见得每次都能抓到那种瞬间。必须要做到全力付出，每一个同事我都是这么要求，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每天下午3点收工之后，泷田洋二郎会马上去剪辑室看这几天剪出来的样片。“我今天可以看到两三天前拍完剪出来的素材”，泷田洋二郎说，剪辑是电影创作很核心的一个环节，每次进剪辑室都很开心。

这种工作方式可以让导演及时确认拍摄到的素材，有没有需要重拍的地方，“趁着热乎劲儿还在的时候就可以做修改”，泷田洋二郎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感激的事情，对创作很有帮助。并且，这种一边拍摄，一边剪辑的工作方式，使我们在现场就可以看到一个作品整体呈现出来的大致效果，拍到最后的时候，作品几乎就要完成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采访中，泷田洋二郎还特别提及了中方剪辑师王嘉恒。“他很年轻，很了不起。他是真的懂电影，懂电影本身的节奏，而且他有自己的想法，非常认真严肃地跟我进行碰撞。我特别高兴这次能遇到他，合作非常开心，像他这样的优秀人才在中国真的有很多”。

【对话】

怀念云南菌子锅

新京报：剧本改编阶段，有没有因为文化差异带来一些创作上的分歧？

泷田洋二郎：只要你最后决定下来一个方案就好，但在拍板之前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优秀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不是够好？是不是够吸引人？我想无论在什么样的文化中，可能都要抓到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与其说是文化差异，不如说是你的想法本身够不够精彩。

新京报：影片有很完整地制作冰晶糕的过程，最后呈现出来的冰晶糕特别诱人。拍摄过程中，导演有没有尝一尝，味道如何？

泷田洋二郎：尝是尝了，但是电影里的美食是要用眼睛去“品尝”的，我重视的是用眼睛看上去好不好吃。

新京报：片中你还客串了一个导演角色，这是临时决定的吗？

泷田洋二郎：这不是在剧本阶段就已经定好的事情，确实是到了现场看着气氛比较适合，作为一种纪念。不仅我出演了，整个日本团队和幕后的中方同事都有一些小小的出镜。当然我们不是说故意让大家出镜，而是在不会影响到叙事、无伤大雅的前提下，创作一个能让大家放松的工作环境。可能和大家想象的不同，幕后电影人的演技有时候意外地好。

新京报：你在自己之前的作品中，有过客串经历吗？

泷田洋二郎：我在做副导演的时候，因为没钱，不得不去跑个腿客串一下，但它也会变成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将你的形象定格在画面上，最后留下来的东西会成为一个值得收藏的纪念。但是后来上了岁数以后，会被大家一下认出来，可能会有点出戏，就不太多演了，反而是把其他的同事推到镜头前，让他们去客串、跑龙套。

新京报：电影首映礼上，张国立老师说，他和你同岁，是60岁的“发小”，这次合作对他印象如何？

泷田洋二郎：他是一位演艺经验深厚的演员，工作中他并不是只执着于眼前的事情，或者自己的角色怎么样，总能以一种俯瞰的视角去统揽整个作品、看待每一个决策，同时结合自己的角色，思考怎么能够更好地完成作品。我觉得他跟我是很同频同调的，我也学到很多。

新京报：通过这次和韩庚的合作，你对他感觉如何？

泷田洋二郎：韩庚虽然是一位年轻的演员，但是对于如何去呈现这个角色，如何以一种大家所期待的方式去表达，在这方面他也琢磨了很多，也有很多自己的见解，这两位演员对于工作真的有值得尊敬的地方。

新京报：在云南的拍摄过程中，导演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泷田洋二郎：云南当地的美食真的是太好吃了，太幸福了。我们每天会在不同的餐馆找好吃的，吃了很多少数民族的食物。虽然对我们来说好像都叫“中华料理”，但其实里面种类丰富，学问也很深。还有白酒也品尝过了，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新京报：你的酒量如何？

泷田洋二郎：我酒量一般，但是在中国喝的酒都特好喝。因为开心，所有人在一起，心情好，所以酒也变好喝了。

新京报：日本的饮食可能偏清淡一些，云南的饮食可能口味偏重一些，导演最开始适应吗？

泷田洋二郎：这边确实就像你所说，跟日本和食比起来，味道会强烈一点。但是食材不同，烹饪的方式也会不同，云南饮食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常多元、很丰富的味觉体验。比如，这边会把好的食材亮出来给你看，然后再去处理，直接而热烈。因为我们在片场拍了一天都很累很辛苦，比起那些清淡的食物，这样的味道也许更适合工作之后的胃口。

新京报：因为电影已经拍摄完5年了，现在回想起来，导演第一时间想到的美食是什么？

泷田洋二郎：火锅。云南的菌子锅、四川的麻辣锅，还有北京的铜锅，都很美味。我们当时拍摄正好是10月、11月螃蟹收获的季节，韩庚请我们吃大闸蟹，我们摄影指导吃得太起劲了，手都吃抽筋了。大家都很大方、很开朗，从食物的文化里也能反映出来。

新京报：《我爸没说的那件事》拍得特别美，让我想起一部中国电影叫《那山那人那狗》，当时这部电影在日本上映的时候，也特别受欢迎，不知道导演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泷田洋二郎：我看过，在日本叫《山の郵便配達》，大概是导演40多岁时拍的作品。把景色嵌入到虚构的故事和演员的表演之中，景色也随着人物情感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刻。

新京报：你最近10年作品的产量不是特别高，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题材吗？

泷田洋二郎：我作为导演肯定是想多拍、多创作，但是很多时候总是没有办法顺利地建立起来这样的机会。这次通过这部中国作品，不知道上映之后会不会收到新的邀约。

新京报：最近几年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中国电影？

泷田洋二郎：我本来想看顾晓刚导演的《草木人间》，他们去了今年东京国际电影节，遗憾的是我没赶上。虽然我跟他的拍摄方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提供了一种新的感觉，是一种新的东西。

新京报：能否透露你下一部作品的计划，以及有没有可能和中国电影人再次合作？

泷田洋二郎：关于有没有可能和中国电影人再合作，我觉得还是多去见面，多去学习之后再聊，因为现在很多东西还没有见过，很多人也不了解，所以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名字。关于下一部作品的计划，目前有一个也是中日双方在筹备的项目，日本本土也有一些工作，还在筹备当中，真正成形之后再和大家汇报。当然希望能够忙起来，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