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弱者哭出声，他们应该被看见

每次和叶檀老师去医院，都会感受到很多未曾有过的震撼。

乳腺癌这个群体，往往被标签化，好像她们的人生只有疾病，病是一切。

但其实，疾病本身并不是真正的困扰，各种难以启齿的内心挣扎，才是伤痛的源泉。

我们接触过的很多姐妹，生病前相夫教子，甘愿牺牲事业，退守家的阵地。

守家顾家曾是她们毕生的心血，一路走来的信仰。

残酷的是，劳作是有形的，但价值却成了无形的。

当她们患上乳腺癌，失去顾家的能力，反过来需要别人的照料时，往往会面临无法承受的剧变。

曾经看到过一个数字，来自深圳癌症协会的一项非正式调查，发现乳腺全切后的离婚率高达40%。

我们没有大数据样本，但实际的感受是离婚，或者名存实亡的婚姻，非常常见。

遭遇疾病折磨，正是需要情感呵护，财力支持的时候，“人财”两空，这种打击，比伤痛更痛楚。

上野千鹤子曾说，为何人类孕育生命和为其送终的劳动被置于其他一切劳动的低位，这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女性主义的课题将永无终结之日。

女性对于家庭的贡献，往往是约定俗成的，很少转化为相应的社会价值，即便转换了也远远低于同水平的市场回报。

当无法兑现的价值，面对需要兑现的现实，留下的也许是一种残酷。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过去了便没法重来。

2023年10月9日，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研究女性经济的权威，她有非常多重要的创建，其中时间对女性的影响，影响深远。

根据一项跨度上百年的历史数据，克劳迪娅教授按照女性出生时间安排了五组女性，最早的一代出生于十九世纪90年代，最晚的一代出生于二十世纪80年代。

通过研究这五组女性的生活轨迹，戈尔丁教授得出的结论是：

收入的性别差距在结婚之后就开始扩大了。

为什么是婚后？

在职场中的应该都清楚，时间对于收入的影响有多大。

根据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时间对收入的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越往后越值钱。这期间，一旦中断，再重启，几乎都要重新开始。

考虑到所谓35岁现象，重启的时间，其实是有阈值的，超过35岁，工作岗位的限制会让重启变得更加艰难。

对于女性来说，如果把收入看成时间的函数，她们往往在最佳时间选择放弃事业，结婚生子，进入职场的时间越来越不确定。

即便开始工作，能够用于工作的时间，也因为顾家，难以和单身人士比拟。

洗尽铅华始见金，褪去浮华归本真。时间可以洗去一切烦恼，也洗去了无法挽回的人生。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儿养女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叔本华曾在《人生的智慧》里面说到，重负本来就是生活的本质，越简单的关系，越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幸福。

经历过癌痛，体验过人生百态，很多乳腺癌姐妹们，都成了无师自通的哲学大师，痛苦哲学的大师。

负重前行，看透生活的本质，然后换一个活法，是很多姐妹们的新选择。

有一个乳腺癌姐妹，从19年到现在，治疗四年，中间复发，现在每天正常上班，自己照顾明年高考的孩子。

她说她要好好活下去，等孩子考上大学，带着父母“走遍天下四处去观赏”。

她说这话的时候，像极了中午云层里的金色太阳，发着光，散着热。

你能很容易感受到，捕捉到，体会到她身上的能量，热气腾腾，舒服极了。

类似的姐妹还有不少，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痛苦，她们都转而选择希望，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把过去的时间追回来，给自己，给自己真爱的人。

其实，不止乳腺癌这个群体，整个30+、40+、50+、甚至60+女性们，在跳出“家”的羁绊，寻找自己的人生。

仔细观察下，不难发现，城市里网约车、骑手……之前男性为主的工作，越来越多长发翩翩的身影。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的调研发现，全国女性外卖骑手中，有七成是30岁以上的女性。

其中41到50岁占17.3%，这里面甚至有1.5%的女性群体年龄在51周岁以上。

这些工作，很是辛苦，但辛苦背后，是一种解脱。

汕头大学的黄梦琪，曾在自己的毕业设立里，与七位外卖女骑手深度长谈。

接受采访的女骑手之一林君，很有代表性。

林君小时候因为奶奶觉得女孩子要嫁人，就没有继续念书。16岁开始打工，做过挑泥土、晒鱼、卖牛肉丸等一系列工作，然后认识了老公。

婚后林君为了照顾孩子，只能在家做一些手工活，一天编织上千个蕾丝菊花，只能挣到几十块钱。

无法忍受枯燥、折磨，她脸上越来越没有光彩，昏暗低沉成了人生主色调。

2018年5月，林君成了骑手，虽然劳碌，但充满阳光。

黄梦琪总结了外卖女骑手群体的用户画像：

要么是长期困在家务里，经常被家人忽视的全职主妇，要么是需要自己带娃支撑家庭的单亲妈妈。

有人说：外卖骑手，困在了系统里。

对于女性骑手来说，尽管系统依旧有约束，可这份工作给她们带来的更多是对自主生活的掌控感。

黄梦琪喜欢记录下女骑手抓住电动车把手的那个瞬间：

她们不止把收入抓在了自己的手里，也把生活抓到了自己的手里。

网约车、外卖骑手、主播、客服等新兴职业的出现，让更多女性有了自主就业、自我选择人生道路的可能性。

这些年，日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熟年离婚。

所谓熟年离婚，就是在一起生活超过20年之后，离婚的夫妇们。

2020年，熟年离婚已经占到全部离婚数量的21.5%，创始历史记录，且仍然处于上升趋势。

日本社会，女主内，男主外的分工非常明确，可以说是泾渭分明，楚河汉界。女人成家，退回阵地好像理所应当。

但这种理所应当的代价是，女性大多失去自我，成为家庭的附属品。如果家庭成员，主要是丈夫，不能认可妻子的付出，不认可妻子创造的家庭价值，对于女性来说，遭受的打击可能是非常大。

长期下去，想要逃离几乎是必然。

过去，家庭价值没有相应的社会体现，日本女性顾虑人生没有保证，大多只能隐忍。但在2006年，有了重大转机。

2006年4月日本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规定：日本女性提出离婚，在财产分割时，最高可得到男方退休金的一半。此项新法一出炉，日本的离婚案激增了6.1%，且95%是由女方提出的。

2007和2008年，日本正式分阶段实施“离婚时厚生年金分割制度”。家庭主妇有了选择权，从此前每月领取66000日元年金，到离婚时可分割丈夫一半的年金。

年金修改带来的蝴蝶效应，一直延续至今，越演越烈。

某种意义上，日本女性是幸运的，在个人努力之外，有了一种社会保证，作为认可，作为补偿，补偿他们失去的时间，补偿他们应得的价值。

上野千鹤子说，她追求的女性主义，不是让女性像男性一样行动，也不是让弱者变身为强者的思想。而是身为弱者也能受到应有尊重。

这是基于现实的理想和追求，不空洞，更高尚。

叶檀老师说，女性朋友都应该有一个意识，无论何时，都要尽可能参与家庭财富的创造、分配和管理，这样才能多一分独立，多一分保障。

创造一个让任何人都能安心当弱者的社会，也许是一个社会性的目标，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此付出自己的努力，让阳光洒满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