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坦荡、自信，努力过真诚的人生” 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钱志熙入川深解李白｜名人大讲堂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陈羽啸 实习生 祖木热提

“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作为我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高峰，李白其人其诗的影响之大，这是人尽皆知的。但对于一个卓越历史人物的认识，有时候也容易有符号化、片面化的倾向，比如一提到李白，就容易过多强调他是一个恃才傲物、浪漫高韬的天才，而忽略掉他也有思想深邃、现实主义的那一面。要避免这些误解，最好的办法是从文本解读出发，客观、完整、深入地了解李白的人生道路的选择、自觉追求理想的轨迹，以及他的现实人生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内在关系。

11月1日上午，名人大讲堂邀请到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北大中文系教授钱志熙入川，作为“李白文化季”第三期讲座主讲嘉宾，深解李白的人生和艺术世界。对李白的现代解读者众，但人云亦云者也多。钱教授对李白的解析，学理深厚，逻辑清晰，冷静客观，见解新颖，令人深受启发。

钱教授的演讲内容涉及李白所处的时代，李白奇特的人生经历，李白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李白的核心艺术理念，李白精神世界的本色、构成与其艺术创造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钱教授还特别提到作为盛唐人物的李白，对初唐陈子昂的艺术继承等。讲李白，往往也会联系到杜甫。钱教授在本场讲座中，也特别提到李白和杜甫唐诗这两座“高峰”之间的一些差异和深度相通之处。

当深读李白已久的钱教授被问到“李白身上到底有哪些卓越的核心品质最令人敬佩时”，他的回答是“在我看来，应该是李白的坦荡，心中一派天真热情，对人不设防，与人缔结友谊，可以毫无保留地赞美别人，这也是很多古代文人的特点，其中李白将之表现得尤其充分。而我们现代，很多人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此外，李白在追求人生和艺术之路上表现出来的执着、自信，富有理想精神，努力过真诚的人生，也是值得今天我们学习的。”

钱志熙教授

李白之为李白

既有中国古代士人的共性，又有大胆直率的个性

李白的诗为何会引发如此宽广范围的共鸣？一个人的艺术境界与他的人生理想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钱教授首先分析李白的人生理想“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共性，尤其是体现他们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一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东西在内。这是李白的诗歌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能够引起普遍而又广泛、深远的人群之共鸣的基本依据。”光有共性还不够，李白之所以是李白，而不是其他人，还在于他有非常独特的个性。“李白是中国古代最富有理想色彩、在表达个人的理想方面最为大胆真率的古代人物之一。”

人需要有理想，同时也需要面对现实。而现实与理想往往并不一致。这种张力也恰恰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动力。李白也不例外。李白的一生，可谓是怀抱神仙、将相的人生双重理想与现实碰撞的一生。人生理想和现实遭遇的交织，构成他诗歌的基本内容。

“正是怀抱奇伟理想而不得实现，使李白精神中的现实内容同样十分有力地生长出来。在漫游、干谒、隐逸、求道，甚至行侠等多种生活变奏的经历中，李白精神世界中的现实内容也在增加着。”钱教授说。

钱志熙教授

李白的人生理想

“独善”与“兼济”像两种旋律一样产生交响

李白有着怎样的人生理想？钱教授援引了他的恩师、著名文学史家陈贻焮先生的一段论述：“李白有多种梦想，侠客、高士、圣贤、神仙。但他最主要的理想，是为帝王辅佐，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后再遂其隐逸出尘，成为高士甚至神仙的浪漫理想。”也就是说，李白企图将积极入世的政治抱负和消极出世的老庄思想、隐逸态度结合起来，既能“独善其身”又能“兼济天下”。

钱教授说，独善与兼济，就像两种基本旋律一样，在李白的人生中产生一种交响。“出现于李白诗中的姜尚、鲁仲连、张良、谢安这些人物，正是作为这两种人生理想的完美结合。李白诗歌中对历史人物成功的塑造，正是根源于他自己具备这种精神气质。”

这种综合型的理想，并不是李白所独有。政治理想与希企隐逸、求仙访道的生活方式的奇特结合，在唐代文人中，尤其是盛唐时代的文人群中，具有某种普遍性。因为从唐初以来，不少寒素阶层的士人，通过隐逸，甚至学道求仙等行为而获致名声，为朝廷在位者所关注、征召者，不乏其人。钱教授说，李白作为典型的“寒素”，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他的神仙之梦的瑰丽与政治理想之奇伟，都远远超过他的同侪，以至于让我们忘了他与时代之间还有一根精神的脐带。”

李白四十岁以后的命运，与玄宗、肃宗、永王父子三人直接相关。他因玄宗赏识其才而召入翰林，却又遇谗放还；又被别有野心的江南之王永王所罗致，并被永王的镇压者肃宗贬谪。李白的生命也陷入一种纠结和矛盾：在高蹈远遁与不能舍弃君国民命、不能完全放弃生平理想之间的纠结和矛盾。这种矛盾情绪，构成李白后期诗歌的一种奇异景观。

“李白晚年的人生，基本上可以看成一个悲剧的经历。正是这种悲剧经历，使他最终与屈原、曹植、陶渊明等人精神相契，并且将人生理想与现实矛盾演绎到极致，从而产生了伟大的文学精神。”钱教授说。

钱志熙教授

李白的生存状态不同于常人

云游四方，“友天下之士”

理想往往是指引一个人在现实生活的重要指南，正是这种奇伟的政治理想与特殊的追求仕进方式，造成李白独特的人生轨迹，也决定了其不同于常人的生存状态。而这种奇特的人生经历，又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李白诗歌作品的主要内容。

李白在幼少年接受了比较优渥的文化教育与文学修习后，到了青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在临郡漫游，隐居大匡山读书，并且往来旁郡，游历江油、剑阁等地，十八岁时游梓州，从赵蕤学纵横术。二十岁的时候，赴成都谒见时任益州长史的苏珽。玄宗开元十二年，李白二十四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蜀地。

出川后的李白，在荆襄、洞庭一带漫游，后来又来到金陵。至二十七岁时方才就婚于故相许圉师家，定居于湖北安陆，将近十载。但其间，他仍保持了蜀中时已经形成的不断离家出游、隐居山林的习惯。他轻财好施、广事交游，结识文人、侠士、羽客、缁流，其中有司马承祯、李邕、孟浩然等重要人物。“孟子所说的友一国之士，友天下之士，尚友古人，在李白的人生中都做到了，而且是比较自觉、积极地去做。李白以坦荡的胸怀结交当世人物，并且在诗歌里面表现他们。所以，与杜甫一样，李白诗歌也塑造了开元、天宝时代士俗各种人物的群体。”

讲座现场

李白的文学进阶之路

以“复古”来创新，为其天才驰骋开拓空间

李白是个天才，这在历史上早有定评。但一个人要成为古代诗歌史上的高峰，光有天才还不够。李白有着非常清晰明确的诗学思想和艺术目标。

在初唐陈子昂“复古”主张和创作的影响下，李白更明确地提出复古的文学理想。李白想要复汉魏之古、复风雅之古，提倡兴寄、风骨等美学。

李白为何要“复古”？钱教授分析说，从初唐到玄宗开元天宝时期，长安文坛一直是唐代文学创作的中心。虽然开元中期以后，复古的文学风气已经形成，但是从初唐以来延续下来的浓厚的宫廷文学风气仍然存在，甚至李白本人，在天宝初也曾一度充当宫廷诗人的角色。虽然他的宫廷创作并非绮缛之体，而是清新自然为尚，但从主题来看，毕竟属于宫体之流。甚至到了天宝后期，王维、杜甫、岑参等人，仍然对武后、中宗期的雅颂应制的诗风有所延续，虽然在风格上已经有发展，变为温丽雅润为壮丽铿锵之格。这些情况，使李白对其当代文坛存在的弊病有较多的认识，激起其更强烈的“复古”愿望。

在诗歌语言方面，李白提出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理想，以汉魏散直为体，但对六朝诗人们在诗歌语言、意象、造境方面的成就，也充分地加以继承，可以说将绮缛雕琢的作法完全革除了，造成一种极富表现力、与情志不隔的语言风格。

“他的复古并非流于形式，拘于格调，而纵横古今，自由吸取，其精神在于通过复古来实现他独特的诗歌艺术理想。”钱教授说。

在“复古”主张之下，李白在诗歌体裁方面，做出很大的革新。钱教授说，对声律之体，李白并不刻意拒绝。而是以比较自由的态度来使用。他能做到用律而不律所束缚，造成与众不同的声律美。“同时，更重要的是它窥探到齐梁以前诗歌体裁与表现领域的丰富状态，尤其是对汉乐府与南北朝各种新声的继承与改造，完全突破了齐梁时期诗歌体制狭窄、单调的局面，为他驰骋非凡的天才，创造元气淋漓的诗境、变化无穷的风格，提供了一种完全没有羁绊的空间。”

在钱教授分析看来，李白的文学理想与他作为“寒素”文士的身份是一致的。“这种文学复古行为不仅是文学上的向汉魏晋宋寒素风格的回归，而且可视为文学本身向寒素阶层的回归。事实上，汉魏文学，尤其是新兴的五言诗歌，是在较低的寒庶阶层中发生的。李白是典型的寒素，因而也成为这一文学复归寒素的运动中最彻底的实践者。”

在人类性与世界性方面

李杜在艺术上异曲同工

在中国古代文人诗艺术领域，李白、杜甫被公认代表最高的成就。在谈李白的人生理想时，钱教授也提到跟李白并立的另外一座诗歌高峰——杜甫。在钱教授看来，杜甫的理想几乎与李白一样远大，但设想却很一不样。杜甫所言的“置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一种至治的政治理想，可以说是要做一个典型的儒者政治家。而李白则要施其纵横捭阖之术，戡天下之乱。且功成之后，退隐江湖。“这正是道术之士与儒术之士的一种分野。后者是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可见李、杜两人自负之才，正有文武之异、道儒之别。”

李、杜二者有区别，但也有相通之处。钱教授分析说，李白以隐逸求道为体，以帝王辅佐、显身荣亲为用的人生理想，在唐代士人中并非独一无二，但为何只有李白有那么独特的精神风格与行为表现，创作出伟大的诗篇？这跟其有强大的心气有关，“在遭遇各种现实的打击，甚至经过家国巨变的安史之乱这样的时代悲剧之后，仍然坚持不舍，充满真实的信心。而这一点，与杜甫虽在长期颠沛流离之中，仍然身忧家国、一饭不忘，在精神上可谓异曲同工，异途同至。李白所创造的诗歌美，具有一种人类性与世界性。他对近代西方诗人的影响，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则。杜甫诗歌所表现的民胞物与的精神，其对君国与民生的热烈而持久的关切与悲悯，并且从未沉入感伤，同样也是一种人类的崇高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