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卷第1章《帝国的地理环境》之一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读第三卷的第一章，帝国的地理环境

有唐一代，中华帝国经历的最大变革之一就是对地理空间的重新定义。在其最初的一个半世纪里，大多数人口还生活在黄河及其主要支流渭河和汾河流域。黄河流经西北的鄂尔多斯高原，穿越函谷关以东肥沃的中原大地，流向东北方向的海滨冲击平原，勾勒出自秦汉帝国以来，中国生产能力最强，人口最多的地区。

然而，到唐朝灭亡之际，一切都改变了。旧有的都城遭到破坏，长安和洛阳从此再也没能成为帝国的首都，一直是中国核心地带的西北地区，开始了漫长的经济和生态衰退，逐渐成了穷困而半沙漠化的边缘地带。而中原地区也失去了其作为华夏文化缩影的光辉，及其在人口和经济上的优势。帝国的东北部地区，即今天

河北和山东）则成为一个半胡化的边疆，其中一部分领土与中国分离达几个世纪之久，并成为后世非汉族“征服王朝”的根据地。

在这个时代，南方的长江下游流域逐步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人口与经济的中心，那里拥有充足的降水、茂密的植被和便利的水上交通。这个地区在南朝各个分裂政权的统治下，持续发展了四个世纪，在唐朝则成了中国新的心脏地带。

中国古代的心脏地带——关中

唐帝国的政治中心是首都长安及其周边环绕着渭河的关中地区。在历史上，这里一直是秦帝国和西汉帝国的心脏地带。“关中”一词强调了环绕它的山脉和丘陵所提供的天然防御作用。

在秦朝和西汉，朝廷制定的法律和经济政策均有利于关中的发展，而排斥关外的广大平原地带。朝廷用关中本位的方式压制帝国其他地域有势力的大族，很多大族还被强制迁徙到首都附近，从全国征收上来的钱财被用于改善关中的水利设施，使这个地区的生产力最大化，西北地区由此成为帝国早期最肥沃的农业区。

经历了一段历史的动荡之后，重建起来的东汉王朝于公元25年把新首都建立在了中原的洛阳。同时，还多次把投降的胡族迁徙到关中，再加上中央政府无力抵御那一地区的叛乱，导致关中这一原来的帝国心脏地带逐渐被“胡化”，长安的地位从此衰落。

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后，王朝重新定都长安，这主要是因为隋文帝和他最紧密的同盟者都是西北地区半胡化的精英。然而，在关中建立一座首都是困难的，因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当时正不可逆转地向东部和南部移动。向西北输送大量粮食必须依靠重修和连接南北方的运河。这项雄心勃勃的工程计划，把首都和帝国的每一个产粮区连接起来，并以“大运河”之名为世人所熟知。

和隋朝的皇室一样，唐朝创立者也出身于一个西北地区的军事世家，并且同样定都古城长安。然而，在唐朝建立后的几十年里，帝国官僚体系的膨胀和需要供养人口的增加迫使政府周期性地迁都洛阳，因为在那里可以更容易地获得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直到736年，玄宗皇帝的朝廷才正式迁回长安。

但是，供养一个“在重重关隘中”的朝廷，难度不断在上升，这是由诸如砍伐森林、地表侵蚀、沟壑化、水源短缺以及运河淤塞等问题造成的。中国北方的森林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消减，原因是取暖和建筑用材的需求造成过度开发。首都的宫殿、庙宇、官署和住宅对木材的需求特别巨大。首都所在，人口增长，也导致越来越多的木材被烧掉，进一步加速了森林植被的减少。此外，政府试图在西北地区养马，以取代被吐蕃夺走的畜牧资源，放牧导致了本就不多的草场被破坏以及坡地的水土流失。

在函谷关以东，黄河水流放慢，河道变宽，因此挟带泥沙的能力下降，泥沙沿着河床底部不断沉积，致使水面上升，冲破堤坝。即使堤坝越修越高，溃堤仍然频繁发生。在西汉，溃堤的频率每九年发生一次。虽然东汉到南北朝时期，随着西北地区部分土地被抛荒，灾害频率有所下降。但到了唐朝中后期，溃堤频度又骤增到了每三四年一次。这些数据表明，不仅西北的肥沃土壤在大量流失，而且东北部地区破坏性的洪水频发，也带来了巨大灾害。

唐朝建立的时候，帝国的东北部地区，即今天山东、河北一带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中原地区。因此，在最初的百年里，唐朝在那里建立了两个粮仓用来储存余粮运往京师。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失去了对东北部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不再能从当地征收税粮。另外，东北部地区大规模的职业军队也消耗了当地过多的资源，即使是那些忠于朝廷的藩镇也不能再将大量钱粮上缴长安。

最终，朝廷只能依靠富裕和安定的南方来提供补给、勉力维持。正如诗人杜牧所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

从8世纪中叶以后，一个从西北到东南的、新的地理政治轴心 明确界定出了唐帝国的结构。在边远的西北边塞，朝廷控制的藩镇阻挡了吐蕃与回鹘持续不断的侵袭。而关中地区和都城长安紧邻这些藩镇的背后；再沿着这条轴线看向更远的东南，则是肥沃的长江下游，那里为朝廷和西北地区提供了大部分的粮食和赋税。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稳定结构，即由富有而相对非武装化的南方 来供给和支撑设在战略前方的北方首都。在中华帝国后续的各个朝代中，这个地缘结构始终延续着。唯一不同的是那些后继的王朝都定都在东北部地区而非西北地区了。

东北部、中原和四川

在西晋于316年灭亡和晋室南迁之后，很多留在关东地区的汉人聚族避难于山野中的坞堡，武装的坞堡成了地方权力的主要保障。在那里女人和男人一样习于骑射。北魏的武将中，来自东部的和西部的比例是五比一。这与汉朝时“关中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东北部地区的军事化特征也和晋室南渡后大量非汉族人在此定居有关。在营帐和坞堡中，出身于军事家庭的汉人与契丹等非汉族战士都混居在一起，相互影响。在唐朝开国之战中，唐皇室最强的对手就是出身于东北部一个富裕家庭的鲜卑人后裔窦建德。窦建德曾是乡村首领，他依照讲义气、重承诺的传统侠义精神行事，这也是当时很多绿林好汉共同遵奉的准则。到了唐中期，“安史之乱”后独立的藩镇节度使的崛起也使东北部地区成了长久对抗唐王朝的中心。

黄河中游地区（即今天的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它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也就是传统的“中原地区”。在唐朝，这里经历了和关中类似的遭遇：砍伐树林，水土流失，河流淤塞，农田变成沟壑。“安史之乱”以后，藩镇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节度使们为了供养自己的地方军队，大多拒缴税粮给朝廷，还把更大量的水源截流下来转作灌溉之用。因此，黄河中游灌溉与运输之间的紧张状态持续加剧。

中原地区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次要地位，但始终保有自己文化上的优势。作为历史都城，洛阳享有着帝国非军事首都的美名。它以中国东部文学文化中心的风采，迥异于那座设在关中的、如军事堡垒一般的中央都城——长安。几百年来，学者和诗人把洛阳作为中国和世界真正的中心来赞颂。“中原”一词虽然狭义上指的是洛阳周边，但也能指代整个中国。作为中华帝国精神上的首都，洛阳拥有着长安无法与之匹敌的特殊地位。

四川，是西南部一个群山环绕的封闭地区，对唐朝而言，在经济上，它没有长江下游的东南地区那样重要，但随着7世纪后半叶吐蕃和南诏的兴起，四川成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中心。作为中国南方的一翼，四川始终配合鄂尔多斯高原的唐朝军队，对吐蕃进行钳形攻击。在“安史之乱”中，四川还为逃亡的唐玄宗提供了一个避难的天堂。

但是出入四川是困难的。唐王朝维持了一个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网，以便于帝国内部官员的往来和公文的传送。这些两侧种有树木的驰道由夯土筑成，其中三分之二的驰道从首都通往北方边疆，其余的则通往南方。其中，四川成为一个关键的枢纽，穿过这里的道路把西南部的云南和贵州与帝国其他部分连接起来，并一直延伸到东南沿海。依靠着这些道路和长江水路，四川成为一个富裕的贸易中心，如同诗人杜甫所云：“蜀客多积货，边人易封侯。”

四川以供应贵族女性的精美纺织品而著称，此外还有贵重的乐器、纸张和印刷品。同时，依赖都江堰的灌溉工程，四川也能生产大量粮食，养活相当规模的人口。当然，如同帝国其他地区一样，人口的增加带来的建房和取暖需求也导致了对森林的大规模砍伐。到唐朝，覆盖四川盆地与周边山地的原始森林已经基本被砍伐殆尽，以致农民只得大量种植桤木等速生林来做薪柴。如杜甫诗中所云：“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

南方

唐朝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南方稳步成为了中国经济与人口的中心。这一地区的兴盛与当地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有关。在唐代，“南方”这个概念是指长江流域，以及它的四个主要支流的流域，包括湖北、湖南、江西、秦岭以南的陕西、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这一地区多山，但降水频繁，河湖溪流遍布。与寒冷的北方相比，这里作物的生长期要长得多，适合复种。由于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一旦南方引进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排水设施，其单位产量就要比北方高得多。

在唐代，除四川之外，长江两岸的人口和农业集中在中下游。长江中游以洞庭湖和鄱阳湖为地理标志，沿江还有很多小型湖泊和沼泽湿地来储蓄过度的降水。长江的三条大支流——汉水、湘江、赣江都注入这些湖泊。过了赣江后，长江流速放慢，变得十分开阔，以致看不到对面的河岸。江水入海口处的沉积物形成了巨大的三角洲，冲积而至的水一旦完全排干，土壤就会变得极为肥沃。

遥远的东南沿海（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福建省一带），这里虽然多山，但其河谷土地肥沃。不过，这一带人烟稀少。直到8世纪都不受唐朝廷的重视。但因为富有天然良港，东南沿海地区更依赖于渔业和国际贸易。最终这里建立了和日本以及东南亚的紧密联系，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唐朝将要灭亡之际，这种国际贸易变得尤为重要，并且在其后的朝代里越来越受到重视。

西南地区，包括今天的云南省和贵州省。在唐代，这里逐步被新兴国家南诏统一，并在唐帝国和吐蕃之间的外交与军事冲突中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这个区域多山，其低地覆盖着热带丛林。有数十个不同的部族分据当地，其中很多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及至唐朝，“南方”在中国文学作品中，通常都被描绘为遍布着丛林、沼泽、瘟疫、毒草和野兽的危险奇异之地，是众多被贬黜的官员一去不复返的流放之地。虽然在唐代这些意象依旧不变，但“南方”一词所指代的地域范围 始终稳定地向赤道移动。在汉代，这一词语主要指长江流域，到唐末则相当于今天的福建、广东和广西。这一转变反映了几百年来汉人的持续南移，以及他们给当地地理环境带来的改变。

南方主要的环境问题不是干旱和洪水，而是蚊虫滋生的低地过度潮湿，不适于耕种。随着更多的汉人移居当地，他们修筑了大大小小的排水工程，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逐渐把广阔的湿地变成农田。朝廷听任地方的大地主控制这些新开发的农田，只是有时对水利工程提供建议，或为定居沼泽地带的人免税。结果，南方的地主在开发新土地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建立了更大的、生产能力更高的庄园。与北方地主相比，南方地主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更大，这种区域性差异在中华帝国晚期一直着在持续。

长江下游的入籍总人口在唐朝前半期增长了几倍。虽然这些人口数据主要反映了都市的状况，但据此推测农村人口应该也有巨大增长。这种增长只有在更多的土地被开垦为耕地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与此同时，政府对东南地区粮食的依赖日益增长，这是另一个可以表明南方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证据，尽管越来越多的粮食被运往北方，南方地区仍然可以养活本地越来越多的人口。

随着南方成为最重要的粮食产地，稻米也成了帝国主要的粮食作物。虽然北方培育了可在旱地栽培的品种，但稻米生长的最佳环境仍然是南方潮湿的水田。水稻种植的特性至少以两种方式对当时的社会秩序产生了影响。首先，因为水为农作物输送养分，相比于土壤质量，种植的成败更取决于水的质与量，以及灌溉的时机。因此即使在水源丰富的南方，也必须要建造、操作和维护复杂的灌溉工程和水利设施。这鼓励了地方精英勇于创新和实验，并且要求他们具有相当的领导和动员能力。其次，水稻种植要消耗大量劳动力，因此高度依赖农民的勤劳与技巧。保持水深、修整土地、养护水堤等等都需要持续不断的辛苦劳作。其中，插秧最为费力，因为它要求农民对插秧时间和秧苗间距有精确的掌握。因此，在唐代，经验丰富且生产力高的熟练农民对地方农业经济来说价值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