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40：查禁天主教，驱赶西方传教士

前边三集，我们讲了雍正的迷信思想以及他对佛教和道教的信仰，不过雍正不是什么宗教都信的，对于西方的天主教，他就采取了严厉的禁教措施，将大部分传教士驱逐出境，让在顺治和康熙朝受到礼遇的西方传教士，到雍正朝遭遇了滑铁卢。这一集我们就来谈谈雍正为何要查禁天主教，以及他的禁教措施。

我们之前讲过，西方传教士在明朝就来到了中国，清朝入关之后，一些传教士继续为清廷服务，像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还在宫廷任职，受到顺治、康熙皇帝的尊敬。在康熙朝也发生了“中西历法之争”，就是钦天监官员控诉传教士用西洋历法变乱中国、图谋不轨。但康熙很快发现，汉族官员所编订的历法并不精确，错误很多，因此为汤若望等人平反，继续任用。到康熙三十一年时，清廷还发布了“容教令”，就是康熙下令礼部等衙门经过讨论，认为西方传教士为清廷修订历法、制造枪炮火器，做出了不少贡献，而他们也没有为恶作乱、左道惑众之处，因此容许传教士正常传播其宗教，这表明清朝正式认可了天主教的存在和传播。此后，天主教在全国各地得以传播，教堂也纷纷建立起来，发展迅速，让西方传教士们都认为自己来华的工作至此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谁知道，这个时候罗马教廷却翘起了尾巴，教皇两次派使节来华，向康熙帝表示，清朝臣民如果信仰天主教，就不能再祭孔和祭祖，这与天主教的教义是相悖的。康熙明确表示，这是中国人两千年来奉行的礼义之道，如果反对尊孔祭祖，西方人将很难继续留在中国。同时，康熙规定，凡是留在中国的传教士必须向政府报到并领取永居票，就是可以居住在中国的票证，而他们领票的时候就要声明，遵守早年的传教士利玛窦的规矩，就是认为尊孔祭祖和天主教义并不矛盾，二者可以稍做调整后整合在一起。不肯承认这一前提的传教士就不发给票证，不许留在中国。但罗马教廷坚持强硬的态度，反复强调自己的立场，最终激怒了康熙皇帝，他在康熙五十一年宣布了“禁教令”，表示“西洋之教不可行于中国”，让清廷对天主教的态度从之前的优容礼遇，发展到限制和禁止。不过，康熙末年的禁教政策还是比较温和的，只是驱逐了那些没有领票的传教士，规定凡有一技之长，且愿意留居中国、接受尊孔祭祖思想的传教士，就可以在领到政府颁发的票证之后继续在各地居留，也可以比较低调地发展教徒。据不完全统计，到康熙末年各省的天主教徒已达30万人，拥有教堂、住院300余座，甚至一些满人，比如宗室苏努，他是努尔哈的赤长子褚英的重孙，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四世孙，苏努的子孙都加入了天主教。

到雍正即位之后，对于天主教的态度较其父更为严厉。雍正元年，福建福安的一名生员向知县报告传教士敛财修建教堂，并且教堂中男女混杂，不符合中国的礼教。很快，此案就受到闽浙总督满保的重视，命福安知县在全县查禁教堂，结果引发了教民的反抗。满保下令逮捕了领头反抗的几个教民，并将西方传教士全部驱逐到澳门，宣布禁教。随后满保将福建禁教事件报告给雍正皇帝，雍正批准了满保的请求，并且宣布在全国范围内禁教，限令所有传教士于半年之内全部离境。在京的传教士得知这个消息后，四处奔走求情，希望皇帝开恩，不要把传教士驱逐到澳门，而是准许他们在广东停留。对此，雍正表示：尔等称尔教非邪教，这一点朕是知道的，如果朕将其视为邪教，何妨将京城教会一并拆毁驱逐乎！只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信仰，如果朕派僧道喇嘛赴西洋国传教，尔等何以待之？雍正还表示，你们欺蒙我父亲得逞，不要再指望还能欺蒙得了朕！至于雍正为什么要支持满保的主张在全国禁教，他曾表示，朕对西洋的宗教原无深恶痛绝之处，但考虑到它对于我国的圣人之道并无裨益，所以就同意了众人禁教的请求。但他同时表示，对于这些异域远人，还是要一切从宽，不要对其太严厉，不然显得我大清不够包容，所以雍正最终还是批准了传教士留驻广东的请求。

雍正禁教的命令一下，各地督抚马上在全国掀起了一个驱逐传教士的浪潮，从各地押送到广东的传教士共有先后有八十多人，最后都被驱逐回国。到雍正朝后期，只有钦天监的监正和监副等20余名传教士可以留在北京、帮助编修历法，但是不许传教。而且从雍正开始大规模驱逐传教士起，清朝就确立了严厉的禁教政策，后来的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继续遵行这一政策，导致天主教以及由此带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就此在清朝衰落了。

那么，雍正为何一反父祖对传教士的优容态度，而采取严厉的禁教措施、驱逐西方传教士呢？学者们分析，除了天主教与中国传统的尊孔祭祖思想相冲突外，还包括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我们之前讲过，雍正崇佛，以“释主”自称，甚至让僧人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信佛之人，本身就会对西方宗教当中的一些教义产生怀疑，再加上在华传教士虽然一部分人接受了儒家思想和相关礼仪，但是对于同样属于外来宗教的佛教却极度排斥，提出“辟佛”，就是斥佛教、驳佛理。这让雍正感到非常不满，曾经说过，传教士人数没有多少，几十个人而已，却要攻击其他一切教义，哪里来的这么大的野心和胆量！因此对于佛道思想都比较笃信的雍正皇帝，自然对天主教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其次，有学者指出，雍正之所以这样雷厉风行地禁教，主要原因是传教士以及一些教徒在康熙末年参与到了储位之争当中，并且支持的是雍正的政敌——允禩、允禟一党，这一点是雍正绝对不能容忍的，也是他严厉禁教的重要历史背景。的确，在宫廷任职的传教士们在康熙末年并不安分，积极进行各种政治投资。比如葡萄牙传教士穆经远，来华后在宫廷担任翻译，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担任了耶稣会北京南堂会长，他就利用这些身份极力扩大在华的影响。穆经远觉得当时争夺储位的皇子当中，皇八子胤禩最有实力，因此就与胤禩和他的死党兄弟胤禟走得很近，并且帮助他们进行各种政治运作。比如康熙五十九年，穆经远代表胤禟给年羹尧送去礼物，并游说年羹尧为胤禩和胤禟效力。大家都知道年羹尧是雍正的人，自然会把这些情况汇报给雍正。传教士竟然离间自己的亲信，怎么能让雍正对他们不心怀愤恨。所以雍正一即位，就立即将穆经远发配到西宁，交给年羹尧看管，但穆经远在西宁仍不安分，与允禟继续密谋，还筹建教堂、吸纳教徒，扩大自己的势力，最后雍正下令将其处决。在穆经远事件中，与其说雍正打压的是天主教，不如说他打压的是自己的政敌。

此外，我们前边提到的宗室苏努，也是胤禩的积极支持者，由于苏努的子女都加入了天主教，所以其家族和传教士一起为胤禩奔走效力。雍正即位后，将苏努家族发配到山西右卫，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们对苏努一家多方救助，不仅在其家产被抄时送来一笔救济款，还两次派人前往右卫探望苏努一家。这些行为都加重了雍正对苏努家族以及传教士的反感。但苏努毕竟是宗室成员，雍正曾表示，只要苏努的儿子肯放弃宗教认罪伏法，就可以既往不咎，但苏努的儿子乌尔陈却表示“甘愿伏法，不能改教”。这让雍正深受震撼，说“乌尔陈乃满洲之民，又系宗室，竟弃我祖宗之礼仪，从欧人之戒律”，更别说那些汉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一旦信奉了天主教之后，就从大清王朝的忠实子民，转变为不尊皇帝、不顾法律习俗，而只尊奉天主教的教义和戒律，就是让皇帝失去了对百姓的控制，这不是太可怕了吗！发展到这里，雍正的禁教，就不仅仅是由于传教士支持了自己的政敌，而是西方的神权与清朝的皇权相冲突了。了解到这一点，后世的皇帝也就会毫不犹豫的继续执行雍正的禁教政策，这就是雍正对天主教在清朝的传播所进行的强力干预。

好，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了，下集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