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38：朕亦是释主，笃信佛教的雍正皇帝

上一集我们讲了雍正皇帝很迷信，这导致他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比较杂，不仅笃信佛教，与道教也有很深的渊源。这一集我们就先来谈谈雍正的佛教信仰。

雍正在做皇子时就笃信佛教、修习佛法，并表示自己很有佛性。有记载说在其藩邸附近的柏林寺中有四阿哥的“替僧”，这也是当时有钱人家的一种流行做法，就是自己不能真正出家，就找一个人替自己在寺庙中出家，称为“替僧”，《红楼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是即位后，雍正虽然承认自己在藩邸时，因府第与柏林寺相近，闲暇之时，不时与僧人谈论佛法，但是对于替僧之事，他是矢口否认的，并下令将声称有此事之人拘拿问罪。不过，对于自己笃信佛教这件事，雍正并不避讳，早在康熙朝后期，作为皇子的胤禛，就在自己的府第中举行法会，跟各类高僧论道，而且以他好胜的性格，必然要辩论到高僧们自愧不如、甘拜下风方才罢手。当然，这里面到底是雍正佛法高深，还是僧人们碍于他王爷的身份，留了情面，就不好说了。不过，据说雍正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章嘉活佛的指点和帮助，使他连通好几关，此后雍正也一直称章嘉活佛为自己的恩师。

从另一个角度讲，作为皇子，雍正在九子夺嫡期间大力展示自己的佛学造诣，其实也是一种斗争策略，就是告诉父亲自己很佛性，没有欲望参与激烈的储位之争，取消父亲对他的疑虑，也打造颓然世外的形象。比如胤禛所编纂的《悦心集》当中就收录了一首《醒世歌》，内容是这样的：“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这个听起来和《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格调很相似，传达出雍正对人生以及生死轮回的一种态度，当然这只是他想向外界展示的态度而已。

即位之后，雍正仍然笃信佛教，雍正二年，他在给年羹尧写的朱批中，说怡亲王胤祥见了一个姓刘的道人，这个道人非常有名，年龄已经有几百岁了，他见过怡亲王之后，就说怡王前生是个道士。雍正听说后大笑，说这也是两人，就是老道与怡亲王前生的缘法了，只是你们这道士为何要来与我这和尚出力？就是说，雍正认为自己的前生，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今生也是和尚，那么怡亲王作为道士为何要给自己这个和尚来服务呢？虽然雍正对年羹尧说，这是“闲写来令你一笑”，就是一个玩笑罢了，但是在朱批中给宠臣讲这么一个故事，可见雍正认为自己与佛的缘分是很深的。他还写有一首题名为“自疑”的诗，其中有一句是“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垂裳，就是垂裳而治，意思是当前统治天下人的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穿着僧袍的野僧。我们在上一集中提到地方官把黄河水清作为祥瑞，当时蒙古王公也表示要为此诵经祈福，雍正就说，若蒙古地区由于做佛事而人畜兴旺，那也是受朕之赐，朕亦即是释主。释主一般是指佛教的祖师释迦摩尼，雍正自比释主，可见他认为自己的佛法修行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雍正六年，雍正皇帝在宫中举行法会，召集全国的高僧前来参加，雍正在法会上给高僧说法，还当场收了十四名门徒，其中包括俗家弟子八人、和尚五人、道士一人，其中俗家弟子包括自己的兄弟爱月居士庄亲王允禄、自得居士果亲王允礼、自己的儿子长春居士宝亲王弘历、旭日居士和亲王弘昼，以及其他王公大臣像如心居士平郡王福彭、坦然居士大学士鄂尔泰、澄怀居士大学士张廷玉、得意居士左都御史张照等等，可见都是近亲王公和身边近臣来给皇帝捧场啊！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雍正自己也起了很多居士的名号，比如破尘居士，就是看破红尘的破尘，还有圆明居士，因为他最喜欢居住在圆明园，这个法号倒是比较贴切的。

由于对佛教的笃信，雍正甚至让僧人参与到朝政之中，比如文觉禅师是受到雍正信任和尊敬的几位禅师之一，一直在宫中侍奉雍正，很多朝中的机要事务，雍正都与文觉禅师商量、决策，让他成为皇帝的高参。据说雍正在处理允禩、允禟，以及年羹尧和隆科多的案件中，文觉都帮着出了不少主意。到雍正十一年，文觉禅师年满七十岁，雍正皇帝命他前往江南朝佛，一路上仪卫规制都参照皇室王公的标准来，经过之处地方官都要对他顶礼膜拜，包括年羹尧的哥哥、税关监督年希尧，文华殿大学士、江南河道总督嵇曾筠（音增云）都要对他行弟子之礼。

皇帝这样笃信佛教、重用僧侣，让笃信和崇尚儒学的大臣们自然感到不安和不满，利用各种机会表示自己对此的反感，提醒皇帝儒家思想才是意识形态中的正道。比如左都御史沈近思年轻时曾经出过家，雍正就问他，你一定对佛法比较精通吧，说来与朕听听。沈近思就回奏说：臣少年潦倒，遁于佛门，等参加科举之后，专心于经世之学，以期报效国家，还哪来的闲情去研究佛学呢？臣知道皇上圣明天纵，早悟了大乘之学，但是天下都系于皇上一身，所以臣愿皇上为尧舜，不愿皇上为释迦。就是希望雍正做儒家思想中尧舜一样的贤君，而不是释迦摩尼这样的佛祖，暗示他要学习治世之学，而非空门之道。最后，沈近思表示，自己即便懂得一点佛学，也不敢擅自讲给皇帝听，以免误导了皇帝。这一番大道理讲下来，搞得雍正也不得不点头称是。还有一次，雍正问户部侍郎赵殿最：你懂禅学吗？赵殿最说不懂。雍正就说，不懂也可以谈谈你对禅学的看法啊！赵殿最就把儒家的道理讲了一通，雍正只好对群臣表示，赵殿最是真没有慧根啊！除了温和的提醒和反抗之外，雍正朝还有一些官员明确反对皇帝的推崇佛教。比如我们刚才提到文觉禅师南下朝佛时，地方官员大都趋之若鹜，但也有官员对其进行抵制，比如漕运总督魏廷珍就明确上疏表示：“臣不能从佛法”，表示自己独尊儒术，对于文觉禅师不能以礼接待。雍正三年时，御史钱以瑛奏请下令各地的僧尼都还俗。有的地方官还建议把庙宇改为书院，发展儒学。唐山县令就把和尚都驱逐出了庙宇，把僧舍改为民房，供百姓居住。这一举动把雍正气得够呛，下令把唐山知县拘拿讯问，侍郎留保想为这位知县争取一些缓和的余地，就对他说：那些僧人也都是无家可归的穷人，寺院就相当于是他们的收容所了，皇上爱民如子，是把这些僧侣当做无家可归之人来照顾的。虽然知县仍旧不肯承认错误，雍正可能也怕自己像南朝梁武帝那样落得个“佞佛”的名声，所以在留保的劝解之下也就对知县从轻发落了。

实际上，雍正心里也明白，儒家理论在治理天下当中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所以他尽管笃信佛教，但也明确表示，佛教有补于人之身心，然于治天下之道则实无裨益。就是佛教用来修炼身心是可以的，但不能用来治天下。所以他任用禅师参与朝政的事情，在正史中都是很隐晦的，没有留下正面而明确的记载，学者们都是从一些侧面记载中窥探出其中的一二。况且，依照雍正喜怒不定的性格，对于一个人的信任和重用都很难持久，包括禅师们。比如另一位性音禅师，曾是大觉寺的住持，早年就与雍正交往密切。到雍正登基后，性音表示自己无意于权势，就到庐山的寺庙中隐居修行，四年后圆寂。雍正听说性音圆寂，还追赠他国师的称号，赐予他谥号，将其语录收入佛教教义当中，以示自己对性音禅师的推崇。但是，没过几年，雍正就说，他早就看出性音品性不端，所以自己即位之后就立刻让他离开了京城，而且他的语录也不值得学习，还是将其撤出佛经，他的谥号和封号也被削除。学者们一般认为，雍正对性音态度的改变，有可能是后来得知性音对徒弟们说了一些关于自己早年的秘密，或者是他利用自己与雍正的关系在民间招摇获利而惹恼了雍正。总之，是禅宗大师还是招摇的骗子，归根结底也是皇帝说了算的。

好，这一集我们讲了雍正与佛教的关系，但佛教并非雍正唯一的信仰，下一集我们再讲讲雍正与道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