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朱一龙“发疯”值不值1亿

时间是1987年，27岁的先锋作家余华写下中短篇小说《河边的错误》；版权几经流转，终于在35年后的今天，被四次闯入戛纳电影节的90后导演魏书钧改编成同名影片。

该片上映3天票房破亿元，猫眼预计票房达2.92亿元，豆瓣开分7.7，斩获第7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最佳影片”等奖项，这些亮眼的表现在今年国产文艺片领域可谓首屈一指；加之网络上关于余华、魏书钧及主演朱一龙的映后互动和采访言论频上热搜，《河边的错误》大有破圈之势。

尤其是宣传语“没有答案，不如发疯”，更是惹来一众网友的深度共鸣。《河边的错误》究竟在“疯”什么？又为何而“疯”？

壹

六次死亡事件，让“朱一龙”发疯

余华说，当初张艺谋要改编《河边的错误》，与他讨论四天，未果，转而改编《活着》，丢下这个2.5万字的小说。

并非张艺谋才拙，而是原作所呈现出的迷离、混乱、癫狂乃至精神病似的呓语，与他气质不合；但对于“作者型”导演魏书钧来说，却是丰富的养料，诚如“影帝”张译的评价，是余华小说提供的土壤肥沃，魏书钧才得以施展拳脚。

从左至右：朱一龙、魏书钧、余华，图据视觉中国

只是这块“土壤”是形式奇诡、充满隐喻的先锋文学，对普通观众而言，不太友好。但魏书钧还是找到一个切口，能够在这个叙事迷宫中创造一条引领观众进入故事的路径——那就是本片一共出现的六次死亡事件。

电影的背景设置在1990年代的江南小镇。寡居的幺四婆婆在河边被杀。刑警队长马哲负责侦查案件，却被无法言喻的真相不断拨弄，逐渐陷入混乱与谵妄，甚至分不清现实与幻觉。

幺四婆婆是所有死亡事件的起源。她丈夫早亡，孤寡多年，养鹅为生。几年前，收养了一个疯子。疯子经常用她牧鹅的鞭子打她。婆婆非但不抗拒，反而很享受这样的“虐待”。余华小说提到，“他打我时，与我死去的丈夫一模一样，真狠毒啊！”说这话的婆婆，脸上洋溢着幸福神色。

同时，影片的人物表演还有一种“性暗示”。婆婆寡居多年，是疯子让她感觉“活着”。她渴望鞭打，甚至死亡。而疯子用砍柴刀“成全”了她。这是本片的第一次死亡。

婆婆死后，有人来过河边，并留下痕迹。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马哲必须调查的嫌疑人。

其中一个是诗人王宏。他有一段不能见光的恋情。像“师生恋”或“婚外情”，总之是禁忌，他只能掩藏。随着调查深入，这段恋情无所遁形，随后王宏的尸体便出现在河边。

王宏曾指出在河边见过一个大波浪发型的人。马哲顺藤摸瓜找到附近工厂的理发师许亮。他三十多岁，未婚，曾因“流氓罪”入狱七年。马哲的闯入，揭露了他誓死守护的隐秘——他有异装癖。如今，秘密见光，他自杀未遂后，又专门找到马哲，在他面前坠楼而亡。

许亮，王健宇饰

被送进疯人院后的疯子，突然逃走，途遇最初的报案者——一个仿似揭露“皇帝的新衣”的小男孩。随后，男孩被杀。

四次死亡，分别指向有受虐倾向的孤寡婆婆、有违婚恋禁忌的颓丧诗人、异装癖理发师和不被理解及认真对待的孩童，这些死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群中的少数派，甚至是会被那个时代惩罚或训诫的群体。

疯子，由本片编剧之一康春雷饰演

而马哲的身份及行动，所代表的正是规训这些人的力量。但马哲拒绝成为这种代表，他无意干涉或左右别人的命运，只想遵循客观逻辑去完成本职工作。只是他低估了，或者压根没注意到小镇所象征的强大的秩序，导致自己也在逐步成为“异类”：别人穿警服，就他穿皮衣；别人急于求成，他非要厘清每个疑点。

他的执著使得那些人的隐秘逐一显露，反倒促成了他们的死亡。酗酒、熬夜以及死亡的刺激，使马哲依靠理性建造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被疯子的幻影逼入绝境的马哲，慌乱中开了四枪。四颗子弹，就是四次死亡。子弹在真实世界并未射出；但于马哲而言，他的确开了枪，因为他的枪口曾对准那四个人。

绝望之际，马哲将这一切种种荒诞和癫狂归咎于疯子，于是打死疯子，酿成全片第五次死亡。

与此同时，第六次死亡也在发生——那就是马哲的理性崩溃，使得他堕落成真正的疯子——他的精神名存实亡了。

六次死亡事件，实则就是发生在河边的六个“错误”。种种冤孽罪愆，该归咎于谁？疯子？马哲？小镇？还是不可知的命运？

没有答案。

贰

相比余华原著，影版“发疯”更加极致

《河边的错误》原著被广泛认为是余华“先锋时期”的代表作。他戏仿侦探小说，又为其添加冷峻、荒诞和非理性的叙事陷阱，似一场“等待戈多”般的荒诞戏剧，于颠倒、混乱与疯癫中，讽喻一个时代难以言喻的荒谬。

《河边的错误》，199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

魏书钧的改编，首先致力于还原时代。但不是余华落笔的1980年代，而是魏书钧更熟悉的1990年代。为此，他采用16毫米胶片摄影，在服道化等方面下足功夫，尤其是片中演员，深受余华赞许。以主角朱一龙为例，他在设计造型时，参考了摄影师肖全为余华拍下的一张照片，具体到不同状态下的表演，分寸得当，游刃有余，令余华惊呼朱一龙是艺术家，演什么都没问题。

当然，魏书钧不会等比例复刻小说，也不可能复刻。一些差异化的改编，是必要且必须的。

首先是细节方面。

原著几乎都是断头案，残忍至极。影像则作了让步，将砍头换成刀伤。原著的凶器砍柴刀是直给的；影像则为其设置了一个推理环节，拿各种刀具，在猪肉上测试刀口。原著诗人的对象，遗留下蝴蝶发夹，而影像改成了一盒录音带……

诸如此等，不胜枚举。这些细节的改编，或为呼应时代背景，或为影像便于呈现，或为服务于人物及情节，整体能够看出魏书钧是花了心思。

但这些都是小心思。大心思则是电影的筋骨——对原著人物关系的改造，或者说升级，其中涉及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马哲的上司，局长；一个是马哲的妻子，白洁。

影片中的局长，是工具、理性、力量的代表。他汲汲于集体荣誉，反复要求马哲提交材料评选先进，催促其尽早结案，拒绝其辞职。马哲夹在认同与反抗之间，逐渐成为他所在群体的异类。他的疯魔，离不开局长施加的理性精神压力。而原著中的局长，只是功能性的，要求马哲破案，在马哲杀死疯子后，让他装疯逃避审判，仅此而已。

右为局长，侯天来饰

原著中的妻子同局长一样，偏向符号化，要求马哲装疯，并不参与马哲破案及精神异化过程。而影片则浓墨重彩地让妻子怀孕，通过夫妻交流、拼图游戏、拍家庭孕照、跳舞唱歌等情节，暗示妻子给他施加的感性精神压力，亦是致使马哲发疯的一个元素。

白洁，曾美慧孜饰

尤其是怀孕这个设计，可谓石破天惊。孕妻有10%的概率生下精神残障胎儿，也就是俗称的“疯子”。这10%的可能性，直接指向马哲这个遗传来源，暗示马哲可能从未正常过。

直到结局，马哲杀死疯子后的一年，孩子出生，在浴盆玩水，摆弄玩具的手法以及一个回头，都确凿地证明，这是一个精神残障儿。一个自持理性的刑警，一个被疯子折磨又杀死疯子的人，竟然生下一个“小疯子”，焉知这不是命运的嘲弄？

而原著仅止步于马哲将住进疯人院接受治疗。余华更喜欢魏书钧的结尾处理，显然在对“发疯”这一主题的处理上，影版更加极致和深刻。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魏书钧的个人趣味。他在上一部影片《永安镇故事集》中采用了电影嵌套电影的手法，讲述一群人去永安镇拍电影的故事。《河边的错误》沿用此手法，大胆地将马哲的办公地点搬到废弃影院。

于是魏书钧得以用电影的相关道具，来制造另一重梦境，与处于真幻莫辨、虚实之间的主角遥相呼应。比如，马哲在研究证据时，孤身在放映厅看投影。荧幕反射出来的光，将马哲的人物状态逐步显露，仿佛凝视罪案的人，也正在被罪案凝视。

尤为出彩的是马哲的那场梦境，所有受害者一一出现，展示遇害前的场景，场景之怪诞，令人不寒而栗。记录这一切的胶片摄影机，突然着火。遇害者站在一起，纷纷嘲笑马哲。马哲抱起摄像机投河救火，这才从梦中惊醒。

摄影机或为工具理性，着火则是理性的崩溃，那些遇害者的讥笑更像是来自命运的嘲讽。投河救火的马哲，以为从梦里醒过来了，实则，那场梦过后，他越来越疯，早已分辨不清现实与虚妄了。

叁

一部谜题电影，邀请观众一起“发疯”

《河边的错误》是典型的谜题电影。复杂又如迷雾般的故事情节，模棱两可、虚实难辨的人物状态，佐之以梦境、幻觉及幻听等超现实手段，使得本片拥有丰富的解读空间。

关于马哲的发疯，或许是因为被负罪感与虚无感吞噬；又或者从一开始，他就是疯子，影片种种，皆为幻梦。

关于杀人的疯子，也有多种观点。有人称，疯子是圣徒，是天使。婆婆在受虐中感到快乐，疯子为施予快乐，所以杀死婆婆。男孩在玩丢石头的游戏中感到快乐，疯子和他同乐，便用一块大石头丢向男孩。疯子以为自己在成全别人的快乐，只是没想到换来的是死亡。

又或者，疯子真的杀人了吗？影片并未展示疯子杀人的画面。每次有人遇害，都是主观镜头，一把刀晃在镜头前，逐步走向遇害者。这种感觉，像一场VR游戏，仿佛是荧幕前的观众，在完成这场杀戮。言外之意，或在隐喻，发生在河边的“错误”，非疯子之罪，而是更为庞大的“不可知物”的罪责，可以将其解释为时代，或命运。

以及还有很多，将影片的细节及角色，强行对应到某个阴谋，某类艺术或某段历史的解读。这种解读的狂欢，不失为一场有趣的游戏。只是主创不提供答案，观众愿意看到什么，便是什么。

但无论怎么解读，都离不开“发疯”。从小说到电影，究其根本还是在讲一个理性人逐步变成成疯子的故事。

而故事聚焦的“发疯”，也与今日流行的“发疯文学”形成一种对照。适度发疯，或许是一种宣泄方式；过度发疯，则有可能导致精神危机乃至病变。诚如余华在《河边的错误》首映后，谈起“发疯文学”时所言：

“所谓的‘发疯’就是有一种情绪不受控制地自我放大。不要觉得好像已经走投无路，其实你可能只是一种情绪进入了死胡同，而不是人生进入了死胡同。”

《河边的错误》里的马哲，面对命运的嘲弄和理性的崩溃，自以为人生走进了死胡同，所以用极端的方式结束一切。他的“发疯”是小说和电影的必然，但不是现实生活的必然，不要忘记，“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余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