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重阳节调查丨“退而不休”的乡村老人们

60岁那一年，顾延锋的人生中发生了一次最重要的转变，从打工的建筑工地回到太行山深处的村庄里，他面临着一次新的选择。30多年前，他走出大山，30多年后，他回到村庄，名义上在建筑工地“退休”了，但没有退休金，100多元的农村养老金，不足以支撑“退休生活”。他需要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只是，留给他的选择并不多。

在中国，和顾延锋一样，需要选择的乡村老人，还有很多。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农村老年人达到1.21亿，农村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比城市高7.99个百分点。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即将到来，但是大部分农村老人还不能悠闲地度过晚年，他们有人和顾延锋一样，在外务工多年，年老之后回到村庄，有人在家种了一辈子地，最终成为乡村产业的雇工，等待着干不动的那一天。这些“退而不休”的乡村老人们，他们的养老问题需要更多人关注。

就业是乡村老人的第一选择

30多年前，顾延锋背着一卷铺盖，步行了大半天，从山村走到公路上，搭车进城，进入了建筑工地。那时候，干一天能赚30块钱，比大山里务农赚得更多。30多年中，他去过广州、北京、上海，走过许许多多城市，盖过许许多多楼。一直到60岁的这一年，建筑工地不再要他了，才回到村里。

顾延锋会盖房子，老家的房子虽然不大，但盖得很漂亮，黄墙青瓦，符合古朴的太行山民居风格，屋里却窗明几净，放置了各种现代化的家具。这处新房子，耗尽了顾延锋不多的积蓄，他面临着新的选择，找一个就近的、不那么辛苦的工作，获得一份收入，维系他和妻子的老年生活。

在江苏水乡的一个小村庄里，65岁的顾春恩，每天早晨五六点起床，做好一天的饭，装在饭盒里，然后带出家门，和村里的其他老人一起，到附近的农田中，开始为流转土地的老板工作。十多年前，她家的地就流转了，她则在流转土地的老板那里打工，现在每天可以赚100块钱左右，76岁的丈夫，则在邻村一家养殖场打工，工作忙的时候就住在养殖场。

在乡村，60岁以上的农民就开始领养老金了，但除了少数经济发达的地区，大部分地方，老人们每个月只有100多块钱，远不足维系他们的日常生活。即便有子女供养，但大多数老人仍然会选择再次就业，或者依然在土地上耕作。

在江西吉安，72岁的罗玩山和妻子两个人，种着10多亩地，他的儿女都在城市打工，收入不高，很难给这对老人太多帮助。夫妻俩不但要自己生活，还要照顾90多岁的老父亲，以及一个正在上学的孙子。

罗玩山家10多亩地中，有一小半是水田，种着水稻，分成零散的小块，最小的只有两三分地。夫妻俩都种了水稻，但这个位于江西的丘陵小山村，机器很难下地。靠着一双赤脚，一架板车，镰刀、锄头，他们用这些最传统的农具，在土地上年复一年地耕耘。即使年过七旬，依然如此，几十年的劳动生活几乎没有变化。

老人最关心的还是养老金

为了了解更多乡村老人的真实老年生活，2021年5月，40多位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在全国5省开启了一场特殊的调研。他们用两年的时间，了解乡村发展的真实情况，而老人，是他们接触最多的群体。

在东部一个乡村，调研的学生们遇到了一对80岁的老夫妻，第一次见面时，两个老人刚刚从地里回来，他们种着三四亩地，妻子还会接一些计件付酬的加工活儿。

常年在乡村调研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张艳霞，见过许许多多乡村里劳作的老人。她告诉记者，乡村的养老金普遍比较低，所以，老年人从事农业或非农工作，是他们自我养老非常重要的一环。

即便那些没有养老压力的老人，也不会完全放弃工作的机会。尽管许多人呼吁让乡村的老人也能够真正退休，但乡村老人自身，大多没有退休的概念，“但凡能多赚一点儿，还是会去工作和劳动。”张艳霞说，“其实这也是中国老人普遍的观念，他们对家庭、子女的责任是无限的，为孩子买房、成家，照料孙辈，绝大部分老人都会觉得义不容辞。”

对有些人来说，工作本身就是“刚需”。城市的人们，往往会认为，空心化的乡村中，照料可能是养老最难的问题。但在乡村，老人们更关心的，仍然是到手的养老金。

在我国，不同地区的乡村养老金差距巨大，在北京，乡村养老金大约在700-800元，而在西南大山的乡村里，老人们则只能拿到100多元。

但尽管很少，有和没有还是有本质的差异。在乡村，这笔数额不等的养老金，多数在老人自己手中，这使得他们有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尤其在失去劳动能力后。“在养老金比较高的地方，比如北京，这笔钱可以保障老人们的基本生活。”张艳霞说。2023年，张艳霞在北京房山、平谷调研时，发现这里的老人生活会惬意许多，一笔能归他们自由支配且保障基本生活的钱，带给他们的，不止是物质保障，更是体面和尊严，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必向子女张嘴要钱。

医疗是绕不过去的难题

但即便是养老金较高的北京、上海，乡村老人们仍然要面对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疾病。

去年9月，57岁的张荣贵突发脑梗，随后被村委会的干部送到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回到位于北京平谷的家里后，瘫痪在床。

在村里，张荣贵勤劳众人皆知，他种树、种玉米，养羊，养鸡，养猪，收入不错，足以保障夫妻二人的生活，儿子一家人在城里上班。

这场突发的疾病，打破了张荣贵夫妻的生活，积蓄花尽，人却没治好。妻子变卖了猪羊，只留了几只鸡，既为筹钱，也为照顾丈夫，她实在没有精力再去管这些曾经支撑着家庭收入的牲畜。

猪羊卖了，树上的果子没人收，地里的庄稼还是靠村里人帮忙收回来，但她无力再种下一季。生活好像陷入了死循环，村里给了他们许多帮助，但很难扭转这个家庭的困境。有时候，躺在床上的张荣贵会突然大哭，甚至一度拒绝吃饭。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因病返贫、因病致贫，一直都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但面对众多的老年人，如何救助，依然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困难老人，始终都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张艳霞说。在我国各地，已经有了许多探索，比如家庭病房、巡诊，但老伴及子女的照料，依然是最主要的解决途径之一。

这和乡村日渐薄弱的医疗服务有关。乡村医疗服务，主要由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承担，但基层的乡村医疗服务人员，同样面临着严重老龄化的局面。而这些老年的乡村医生，还承担着沉重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我国确定的14个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有12项需要最基层的医生参与，这使得他们很难有精力为乡村老人提供足够的医疗卫生服务。老人们生病了，依然要依靠县城以上的医疗机构。但分散的居住状况和遥远的空间距离，再加上独居的空巢生活，让他们并不能总是及时就医。在山东沂蒙山的一个村庄里，一位老人告诉记者，就在3月份，一位独居的老人在家里去世，第二天才被邻居发现，而他的孩子们，离他最近的也有三百多公里。

一老一小的矛盾和困境

在空心化的乡村里，年轻人外出，空巢的老人很难得到子女的照顾。然而事实上，许多老人还要承担原本子女承担的责任，抚养和照顾孙子孙女。

在湘西凤凰县的大山里，吴成和妻子两个人，最多的时候同时照顾着9个孩子，最大的刚上初中，最小的还在学走路。吴成有5个儿子，都在外打工，12个孙子孙女，都是他们夫妻抚养照顾的。他甚至叫不全这些孩子的名字，却把他们一个个养大，送到学校。

在中国农业大学于2016年进行的一项调研中，乡村老人，尤其是偏远乡村的老人，照料孙辈是普遍现象，即便他们自身的精力和体力都已经无法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但责任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卸下。“我们的调查中，最多的一位老人，累计照顾了16个孙子辈。”另一项来自民政部的调查显示，乡村老人最多的照顾过11个孙子孙女，6岁以下孩子最多的同时要抚养4个。

当年轻人进入城市，将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儿童留在乡村，对乡村来说，就会产生巨大的照料缺口。

“一老一小，是乡村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一位乡镇干部说，在乡村治理中，老人和孩子的工作，往往优先于经济、产业等工作。

但这也会造成另外一个矛盾，缺乏产业、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往往缺乏照顾老人孩子的能力，而老人和孩子居多的乡村，同时也很难发展起像样的乡村产业。

2021年，打工多年的郭义生回到河北老家，想找一份附近的工作。但是，他发现，乡村里可以找到的工作极其有限。除了较少的公益岗外，其他大多和农业有关。一些种植大户会雇一些人管理农作物，但需要的人并不多。接受雇佣的，基本上也都是老人。

在连绵的太行山里，郭晓明所在的小山村原本主要种玉米，后来种过果树、中药材，但都不算成功。村民们把土地流转出去，可以得到一些收入，但并不多，村集体则几乎没有产业。这也使得村集体很难为老人们做点儿什么，在外的子女可能会提供一部分钱，但日常的养老照料还是鞭长莫及。

照料是需要长期维护的工作

10月13日，上午10点多，57岁的孙夕钦拉动墙上的一个呼叫器。随后，不远处的社区里，响起了铃声，一位接线的工作人员接通电话，询问孙夕钦的需求。

这是一套名为“一呼百应”的乡村公共服务系统，在山东诸城相州镇的一个农村社区中刚刚安装不久。村民通过呼叫器呼叫社区工作人员，而社区工作人员提供送医、购物等各种服务。

孙夕钦腿不方便，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沙发上，呼叫器就安在沙发附近，伸手就能够到。安装一个多月中，他用过两次，一次买药，一次买水，都是拜托社区的服务人员代办的。

在北京平谷，类似的服务也在推动和探索，和山东不同的是，平谷的入户服务，并不由基层组织承担，而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进行。承担服务的社会组织，原本就有家政等市场化的服务功能，因此能更好地实现“一键呼叫”式的照料。

即便如此，这样的服务是否真的能够解决照料问题，也依然需要时间的验证。在乡村，老人越来越多，年纪越来越大，需要的服务也会越来越多，“仅仅一段时间的服务容易实现，但这是一项持续的工作，由谁承担，经费何来……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张艳霞说。

医疗、护理、卫生、陪伴……众多的照料需求中，乡村老人的吃饭问题，尤其是失能老人的吃饭问题，正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山东沂蒙山，86岁的张成礼今年2月份做了一次手术，回家后长期卧床，82岁的妻子照顾他的起居。夫妻俩没有孩子，侄女有时候会过来帮忙，但侄女自己也已经60多岁了，还要照顾自己的孙子，精力和时间都极为有限。

张成礼夫妻已经不种地很多年，家里的支出，主要靠两个人的养老金和低保。对他们来说，生活上的难题比平常人更多，比如做饭，自来水没有通到厨房，而是在院子里。仅仅打水一项，就成了一道难关，侄女每次来，都会把水缸打满，但侄女并不是每次都能及时过来。

养老的城乡差距仍然存在

随老龄化的加剧，养老越来越成为当前社会中难以回避的问题，而公共服务相对薄弱的乡村，老龄化带来的种种困境，正在成为社会发展、乡村振兴必须面对的难题。

“在养老服务更薄弱的乡村，老龄人群的比例却更高，这种城乡倒置的现象，使得我们不得不更加重视乡村养老的问题。”张艳霞说，“应该看到，尽管城乡差距在不断缩小，但还没有真正实现城乡一体，而且，城乡不同的特点，也使得城乡之间，可能并不会完全一样。所以在公共服务中，政策、资金、人力等，应该更进一步向乡村倾斜。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和趋势，要不然，差距可能永远存在。”

和城市的养老金相比，许多地区的乡村养老金，还远不足保证老人的正常生活。张艳霞说，“我国乡村养老金起步晚，起点低，保障水平低，政策调整的及时性也不如城市。比如，养老金的上涨频率和幅度，都远低于城市。而且，区域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大，这就要求政府在乡村的投入方面应该有更大的力度，让乡村的老人获得足以保障基本生活和尊严的社会保障性收入。”

在医疗、照料等养老服务中，分散居住的乡村老人，获得服务的机会同样远低于城市，“养老服务建设方面，政府应该是主力，需要更多偏重农村养老服务的建设。”张艳霞说，“我们其实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包括公共服务的加强、社会力量的培育等，未来还要加大推广和普及的力度。”

养老并非一项孤立的工作，乡村养老事业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张艳霞认为，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许多新的经验和现象正在不断涌现，而这些现象，其实也在不断改变着乡村养老的现状，“在调研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位驻村干部或返乡创业农民，可能会给村里老人带来更多的养老服务，他们可能给村庄带来新的发展思路，甚至可以对接城市的各种养老资源。类似的现象看似是个案，但各种各样不同的个案出现，其实本身也是为乡村发展提供新的经验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