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高林：创造欧洲人-现代性的诞生与欧洲文化的形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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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

你是否同意“是人类的需求推动技术进步”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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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文稿

大家好我是高林。我写过书评文章、写过书、做过访谈和播客，还做过视频，但我想绝大多数人了解我还是因为我有一个公众号叫作“青年维也纳”。在这个节目的第一季里，我导读过几本M译丛的书，感谢听友们的留言，有些话让我很感动，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创造欧洲人》。

《创造欧洲人》这本书的作者奥兰多-费吉斯，其实我们都很熟悉。理想国译丛里的《娜塔莎之舞》和《克里米亚战争》都是他写的，这两本书在上一季的M译丛导读里都有，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或听听。

在我看来《创造欧洲人》这本书与费吉斯另外两本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的主题是最宏大的。在这本书的开头作者说，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为什么在1900年左右，欧洲大陆各地开始阅读相同的书籍，复制相同的画作，在家里演奏或在音乐厅中聆听相同的音乐，以及在欧洲所有的主要剧院演出相同的歌剧。总而言之，所谓“欧洲文化”，也就是今天世人心目中想见的那些“欧洲高雅文化”，是如何在铁路时代产生和确立的。

“铁路塑造欧洲文化”是一个听起来有点枯燥、有点过于庞大的主题。但是你看看这本书就会发现，作者构思其实非常巧妙。因为他把这么一个听起来离我们很远的主题，隐藏在了三个彼此不沾边的线索背后！

我们先来看看这三个线索是什么。

和欧洲有关的三个线索

第一个是蒸汽机车是怎么改变和塑造欧洲社会的。第二个是十九世纪出现的欧洲一体化热潮。第三个则是俄国的大作家屠格涅夫和维亚尔多夫妇之间，那段纠缠一生的三角恋爱。

这三个主题是不是听起来一点都不挨着？甚至有点匪夷所思？但如果你看了这本书就会发现，这三个看起来不沾边的话题，其实是被作者精挑细选出来的，它们彼此交织、互相印证，最终它们还会融为一体，点明这本书真正的主题：十九世纪人类社会的进步。

我们来看看作者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首先从时间上看，屠格涅夫和维亚尔多夫妇之间的悲欢离合刚好串起了十九世纪铁路从诞生到展现出自己的力量，再到它重塑整个欧洲社会的最关键的那四十多年的历史。

其次在这本书的三个主角里，屠格涅夫是一个俄国作家、维亚尔多夫人是一个西班牙裔的女歌唱家、维亚尔多先生是一个法国作家。艺术是这三个人共同的事业和追求。但艺术同时也是作者挑选出来，让我们观察铁路改变人类社会和生活的一个最好切入点。选择这三个人做主角，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用一种最直观的方式体验到，那些被我们忽略的铁轨，那些呼啸而过的火车是怎么在一百多年前，把整个欧洲拖进现代生活的。

而且你想想看，一个俄国的贵族作家、一个法国的平民作家、一个西班牙裔女歌唱家，这三个原本不应该有任何交集的人，却彼此纠缠、彼此眷恋、相互扶持着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这段在十七世纪完全不可能、在十八世纪也显得有点离奇的爱情故事，却真实地发生在十九世纪。这本身就体现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一体化热潮。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创造欧洲人》这本书，别看厚得像字典，当然客观地说理想国的大部分书都像字典，但其实它是一件非常巧妙、非常精致、而且独具匠心的艺术品。虽然一开始你可能觉得它千头万绪的，一会儿在谈技术、一会儿又跑去讲爱情故事、讲着讲着又转到政治大事上去了。但如果你认真看了这本书就会发现，有一个东西其实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铁路。

欧洲人的生活方式

在这本书里，三个主角其实过着一种今天的我们非常推崇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他们“始终在路上”。当然他们自己不是这么说的。屠格涅夫说的是他们“过着一种游牧民族式的生活，总是不断地从一个地方奔向下一个地方，没有一个真正的家”或者“巢”。即使在书的中间部分，你觉得他们可能要在德国的巴登-巴登这个地方安顿下来、度过自己平静的余生了，屠格涅夫兴高采烈，不惜重金给自己造了一个舒服的家。但书才写到三分之二，哪有那种好事？

很快战争就要来了，他们又要被此后的一系列大事推向漫长余生里的一站又一站。但你们想一想，为什么是一站又一站呢？是的，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有一个东西始终陪伴着他们，那就是火车。在故事开始的时候，这三个人都很年轻，火车也方兴未艾，还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时髦发明。但随着故事的展开，铁路渐渐铺遍了大半个欧洲，当故事即将结束的时候，对那些从四面八方赶到巴黎参加1900年世博会的人们来说，铁路已经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铁路改变了欧洲的社会，塑造了每一个欧洲人的生活，同时它也渐渐隐入幕后，变得不被人注意、最终被我们忽略。但它终究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它是一个推动世界前进的巨大动力，而它推动社会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这本书里的第三个主题“欧洲一体化”。铁路正在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彼此审视，它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很多甚至彼此矛盾。但在铁路高歌猛进的半个世纪的历史当中，欧洲人这个概念、欧洲文化这个东西，终于登上历史舞台。

而且通过这种巧妙的安排，奥兰多-费吉斯让这么宏大的主题以一种平静的、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方式被展现出来。这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就像在钢琴上弹《欢乐颂》，一开始你觉得它是干涩的，旋律单调、平淡无奇，咖啡馆音乐嘛！但当欢乐颂的主题被明确无误地表现出来、而且不断重复的时候，你意识到，即使是用如此简单的办法表现出来，它依然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值得你站起来表达自己的敬意！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你们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下边我们就来看看作者是怎么编排书里的这三个线索的。我们先从铁路塑造社会这个线索开始。

铁路塑造社会，或者我们再把它拔高一个层次，变成技术进步改变社会，那就是一个再传统不过的主题，甚至听起来有点像中学课本，让人打不起精神。这也是为什么费吉斯一定要在这本书里独辟蹊径的原因。确实《创造欧洲人》这本书的主题，如果概括到这个程度，就变得太平凡了。无数人都从自己的角度讲过这个故事，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看这么一本书呢？

但有意思的地方也就在这里。技术改变社会、技术改变生活，这些主题是干巴巴的、缺乏吸引力的。但费吉斯选择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那就是技术是怎么改变艺术的！技术和社会的关系，已经尽人皆知了。但技术和艺术有什么关系呢？

蒸汽机诞生始末

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有很多人觉得技术和艺术没什么关系。技术是少数科学家的创造，是专家的灵机一动，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砸到牛顿那个万里挑一的脑袋上，于是就诞生了万有引力定律，这是伏尔泰创造的流传最广的神话故事。它为什么流传得广？因为它迎合了大多数人对科学、技术的偏见。那就是科学技术其实是被少数天才决定的。因为他们的脑袋就与众不同，他们跟我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苹果可能砸到你、也可能砸到我，但只有它砸到牛顿的时候，它就立功了！推动科学的进步了。这种神话其实曾经被大多数人接受，否则也就没人要在爱因斯坦死后去研究他的大脑了。

但其实在最近的一百多年里，伏尔泰的这种神话已经渐渐被抛弃了。尤其是在技术领域，现在我们越来越能理解，其实技术是被需求推动的。因为人有人需要，所以构成了市场上的需求，因为需求足够大，就有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方式试图推出商品去加以满足。其中最成功的那个就成了技术进步的标志。很多东西，比如电灯、留声机、电话都是这么来的。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火车。

英国这个地方很奇特，这个岛本身不算大，但这个岛几乎就是一个巨大的煤矿。挖开它的土层，不用挖多深就能发现煤，这就意味着采煤非常容易。同时它又是一个岛，四面是海，海可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海意味着廉价的水运。又可以很容易的挖煤、又可以非常便宜的把煤运出去卖，这就意味着英国的煤老板们赚得非常多。煤老板赚得多纳税就多，所以英国政府也从煤矿里赚了不少钱。

但是早在十八世纪，英国政府就觉得“长此以往不是个事啊”“我们这么依赖采煤业但煤这个东西是不可再生的啊！”所以当时就有人警告说，如果不能发现新矿藏，英国这样繁荣的采煤业是不可持续的！

结果怎么样呢？十八世纪英国的采煤业在十九世纪的采煤业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英国煤老板们发现在接近地表的煤层下边，是储量更大、品质更好的深层煤层。也就是说英国人挖了一百年，才刚刚打开更好的煤层的大门。

那还有什么可说呢，当然就是继续挖啊。但挖啊挖啊挖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矿坑越挖越深。矿坑变得越来越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两个问题。

第一是你确实采到煤了，但煤在地底下，你不把它运到地面，就跟没挖一样。那怎么把煤运出来呢？靠人背是不行的。人的力气太小了。什么力气大呢？就是马。那为了让马的运力最大化，就需要让运煤的车减小阻力。怎么减小矿车的阻力呢？就要给矿车铺铁轨。也就是说其实在煤矿里铁轨早就有了，只是没有蒸汽机车。

蒸汽机车怎么来的呢？就要说到煤矿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煤矿越来越深，就容易碰到地下水。地下水对采煤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仅次于瓦斯。瓦斯会爆炸，但地下水也可以瞬间就把你的矿坑淹没。那怎么解决地下水呢？就必须给矿坑排水。那怎么排水呢？最初是靠水力、没有适宜的水力可以用马。可是马的效率是很低的，无法代替水力，那怎么办呢？就得用蒸汽机。

那么马拉矿车，蒸汽机排水这样的组合本来运转得挺好，怎么火车头就来了呢？因为两件事，一个是印尼火山喷发，让火山灰漂浮在大气层里。火山灰漂浮在大气层里让太阳光被反射回去，结果就是全球气候变冷。1816年是所谓的“无夏之年”。无夏之年就意味着粮食歉收，粮食歉收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用来喂马的大麦和燕麦都被人吃了。结果就是马饲料暴涨，马饲料暴涨，就意味着矿山的单位马力成本陡然上升。

同时英国通过了谷物法，对进口的粮食和饲料征收保护关税。本来就歉收，你还对进口粮食、饲料征重税，那问题就变得更糟。这两个打击结合在一起，就让英国本来赚得盆满钵满的煤老板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那煤老板怎么办呢？就是花钱找解决方案。蒸汽机可以代替马给矿山排水，那蒸汽机能不能代替马拉矿车呢？这个问题何其明确？连我们听到这个问题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出蒸汽机车，那十九世纪的人自然也不例外。在无数人的方案里，史蒂芬逊的版本是最成功的。于是蒸汽机车加铁轨的一整套解决方案横空出世。

技术形塑艺术

这种从社会的角度去解释技术进步的观点，今天已经广为人知了。但艺术和社会的关系其实还没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很多人都想从社会的角度去解释艺术的进步。比如说阿诺德-豪泽尔就写了一本非常经典的著作《艺术社会史》，从社会的角度去解释艺术的进步。再比如卡尔-休斯克写了《世纪末的维也纳》，用社会和政治运动来解释1900年前后维也纳人的心态，再从这种心态出发来解释当时维也纳的建筑、绘画、音乐、文学甚至是心理学。再比如T·J·克拉克的《现代生活的画像》，也是从十九世纪巴黎的社会和政治出发去解释印象派的绘画。还有哈维那本更有野心的《巴黎城记》，他想要把这本书写成《世纪末的维也纳》的巴黎版。

但所有这些书的影响其实都不够大，今天谈到艺术，大多数人还是更倾向于从艺术家个人的天才去理解。鸟天天叫，唯独在那一天，被一夜没睡的约翰·施特劳斯听见了，所以他写出了不朽的圆舞曲。这是我们都熟悉的电影《翠堤春晓》里的情节。但你想想看，这个情节和伏尔泰那个苹果砸牛顿的故事有什么区别？它实际上就是伏尔泰故事的艺术版。þ如果苹果砸牛顿的故事解释不了科学技术为什么进步。那鸟叫被施特劳斯听见，其实也解释不了艺术为什么进步。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创造欧洲人》，你就会发现，这本书其实选择了一个特别好的切入点，那就是歌剧。

歌剧如何成为欧洲社会的缩影

歌剧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歌剧最大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主要是一门生意。艺术这个东西成本越高，艺术家在其中发挥的影响就越小。反过来成本越低，艺术家也就越自由。这个规律体现得最明显的其实是建筑。

如果你去维也纳就会发现，在很小的一个空间里同时有三座风格完全不同的建筑彼此面面相觑。分别是古典主义的国会大厦，它有着希腊式的柱廊、屋顶、甚至门口还立了一个雅典娜像。但它的旁边就是一个新哥特式风格的中世纪情调的市政厅。而在它们俩马路对面则是一个新巴洛克风格的城堡剧院。

（维也纳国会大厦）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奥匈帝国时期建筑的风格是由出资人决定的。国会大厦是国家出钱，而国家希望用希腊风格，让人们意识到奥地利是一个追求古希腊的自由理想的国家。那市政厅是市政府出钱，市政府可不觉得古希腊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他们要让维也纳市民从市政厅的风格里就想起维也纳在中世纪是一座市民自治的自由市，所以他们选择了新哥特式风格。

 （维也纳市政厅）

那城堡剧院谁出钱呢？城堡剧院是皇帝出钱。你国会是希腊风格，表达公民自由。市政厅是哥特风格，表达中世纪的市民自治。你们一个公民自由、一个市民自治，那就不想要我这个皇帝了呗？我就要在人民面前刷我自己的存在感。þ我要把深受市民喜爱的城堡剧院搬到你们这两座建筑的对面，告诉维也纳人，别忘了给这座城市带来崇高地位的、让它变成帝国之都的是皇帝、是哈布斯堡王朝。怎么让市民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座剧院是皇帝建造的呢？就必须让它和宫殿采用同一种风格，也就是新巴洛克风格。

 （维也纳城堡剧院）

所以建筑里留给建筑设计师自由发挥的东西其实很少，绝大部分的因素都被出资方的要求、还有施工技术决定了。如果你造的是商业建筑，那你还要考虑性价比，住房要考虑得房率。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在重要性方面都排在建筑的美感、建筑的艺术性的前边。

哪怕你造的是一个展现技术实力的奇观性的东西，其实你的自由度依然很小。对！我说的就是埃菲尔铁塔。这个东西不需要考虑得房率、不需要考虑性价比。它就是一个十九世纪工业和技术进步的纪念碑。但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东西造好之后恶评如潮！

恶评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东西实在太丑了！而且它的象征色彩非常露骨。是个人都明白它看起来像什么。当时巴黎的报纸就说“埃菲尔先生用钢和铆钉造了一个本来应该拿裤子遮起来的玩意！”þ莫泊桑就是众多嘲弄埃菲尔铁塔的作家之一，有人问莫泊桑，你这么讨厌埃菲尔铁塔，为什么还老是跑到铁塔上的餐馆吃饭呢？莫泊桑回答，“埃菲尔铁塔是全巴黎唯一一个看不见埃菲尔铁塔的地方！”

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想写一首诗、或者一个故事，你只要随便找张纸、找支笔，在我们这个时代你只要拿起手机，你就能干。为什么文学总是艺术进步的发动机？就因为它成本实在太低了，任何一个人只要认识字就能干！画画的成本要高一些，因为它需要颜料，尤其是户外作画，需要买最时髦的装在便携铅筒里的颜料，这个东西是十九世纪的新发明。后来它有了一个更大的用处，就是用来装牙膏。但在装牙膏之前，它的价格是很昂贵的。可就算是昂贵，它终究是颜料，能贵到哪去呢？所以过去从社会角度分析艺术史的人关注文学、关注绘画，就只能找到艺术里被社会决定的那一小部分。就显得不够有说服力。

这时候歌剧的好处就凸显出来了，它是所有艺术里最奇妙的一个门类。一方面它成本非常高，它需要剧院、需要演员、需要乐队排练、还需要声光电各种特效。这些决定了它就不可能由着作曲家自由发挥。你想想本书里的一个重要角色柏辽兹。他就很穷，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他有时候在头脑里已经构思出了一部非常完整的交响乐，就差写下来了。但他一想到需要写总谱、需要抄分谱、需要找乐队排练、找场地演出，才能赚得到钱。而前期所有的投入都得他自己出，他就放弃了。而那还是交响乐，歌剧比交响乐还要复杂。在歌剧的成本里付给作曲家的只是一小部分，跟请维亚尔多夫人这样的当红歌唱家比，付给作曲家的酬劳其实根本不值一提。

但同时歌剧又是十九世纪里变化最明显的一个门类，从十九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它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式的变化。那如果作曲家的影响是次要的，到底是什么让歌剧在十九世纪脱胎换骨呢？当然就是社会。而十九世纪社会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还是火车。这个我们下一次继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