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发刊词】以古为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史记》发刊词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古代史学与文学的丰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文明成果。

《史记》的成书凝结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长期担任太史令,熟谙(ān)史事，并精通诸子之学，欲继承发扬司马氏先人“世典周史”的传统，撰写一部记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可惜草创未就,抱憾而终。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忍辱负重，发愤著书,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震古烁今的伟大著作。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年),共写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本纪”记帝王及王朝之事，为全书纲领;“表”载录各个历史时期王侯将相及相关事件;“书”分门别类地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和重要专题;“世家”记载王侯贵戚及其家族兴衰;“列传”叙述各色人物事迹及周边民族历史。《史记》完成了对古代编年体、国别体、资料汇编体等史书形式的整合，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后世国史都以纪传体为标准体例，中国古代“正史”二十四史系统就是从《史记》开始的，而《史记》是其中唯一一部通史。

有人说《史记》是上古秦汉社会的“百科全书”,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史记》包罗万象,从时间跨度上说，它包括了从远古到当代；从地域上说，它包括了中原华夏和边疆外国；从人物上说,包括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从文化上说，它包括了儒墨道法百家以至于医巫卜祝诸流;它记军政大事,也记谣谚琐闻;它记真人真事，也记妖异物怪;它记人间事件，也记星象天文;它记王朝典章制度,也记草野风土人情。可以说《史记》涉及了当时各个领域、各种学问。这种囊括古今、融会贯通的气魄和学识继承自古代史家传统,更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学思想的自觉实践。

《史记》不仅记述宏富,而且体大思精，其达到的思想高度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是少有其比的。首先,坚决不做统治者的代言人，而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妥协，不虚美、不隐恶,这种被后人盛赞的“实录”精神的实质就是强烈的批判精神、抗争精神。在《史记》中很少有对统治者的歌颂，而多是批评、嘲讽，且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犀利的。正是这一点使它与后世粉饰太平、为统治集团歌功颂德的史书拉开了距离,代表了最高层次的“史德”。其次，歌颂奋发进取、百折不挠,歌颂正义以及为正义进行斗争的各种英雄人物和英雄行为，表现出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史记》全书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动力。如陈涉大泽乡起义时所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再次，《史记》对于很多问题的见解是相当超前的，表现出卓越“史识”。如《史记》首创“纪传体”，这是以记人为主的史书体例，“人”首次成为“史”的主体，人本主义的历史观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得以呈现并真正确立。  

 《史记》也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文学成就。《史记》运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史记》的写人,是写其人、书其事、画其心，非常注意揣摩人物心理,力求逼真地再现历史情景，对于场面、情节则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艺术加工,甚至进行虚构的再创作，所以《史记》中人物的行为、语言、心理描写等都非常切合实际,也非常能表现人物的个性特点,像帝王中的刘邦、项羽,将相中的张良、韩信，酷吏中的张汤、杜周，游侠中的朱家、郭解,刺客中的荆轲、聂政，官僚中的叔孙通、公孙弘等，都已成为本类人物的范型,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

《史记》强烈的抒情色彩也是其他史书中很少见的。《史记》中很多篇章都有鲜明的情感基调,这种基调决定于传主的生平，以及作者鲜明的爱憎。例如《孔子世家》的温厚淳雅，《酷吏列传》的血腥阴惨,《项羽本纪》的叱咤风云，《李将军列传》的悲凉郁愤,等等。所以有人说史记有着诗的本质，是没有韵的诗。《史记》吸收并改造了先秦典籍的书面语言,同时也吸收融汇了秦汉两代的书面语言和人民群众的口语，形成了一种浅近、活泼、朴实、流畅的语言,创造了朴质、雄浑、有气势、有力度的,韩愈谓之“雄深雅健”文学风格,为唐宋古文家奉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