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永年：“一带一路”为世界发展带来新机遇

10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际，香港中文大学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他认为，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的这一公共产品为世界发展带来新机遇。

郑永年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日，其著作《中国叙事》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谈及中美关系发展，郑永年说，中美两国之间的交往不仅仅是两国需要，更是世界结构、世界秩序的需要。“我们应当保持良好势头来改善、发展和巩固中美关系，因为这是造福全人类的一件事情。”

谈“一带一路”倡议这十年

“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实实在在地造福沿线百姓”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这十年？

郑永年：谈起“一带一路”，我想起我的一个亲身经历。我最近刚从昆明乘坐中老铁路到了云南和老挝的边境磨憨，当地老百姓非常欢迎开通高铁，因为互联互通，他们的边境贸易确实发展起来了。

“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十年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实实在在地造福沿线百姓。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所谓国际公共产品，通俗讲就是富国可以用，穷国也可以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让其他国家有机会富裕起来，进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最核心的包容式发展，于人于己都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还谋求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不仅在物质层面推动参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与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一脉相承。十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树立了开放、包容的形象，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找到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与地缘利益纷争的发展新途径。

新京报：现在“一带一路”发展到了哪个阶段？

郑永年：过去十年，从修建医院、学校、体育馆再到修建公路、桥梁、高铁，中国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修建了良好基础设施，满足经济发展所需，我将过去十年称为“一带一路”的1.0版本。目前，我们已进入“一带一路”的2.0版本了，包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产业链供应链、世界先进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式等。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的这一公共产品，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世界发展迎来新机遇。

新京报：如何推动“一带一路”持续发展？

郑永年：“一带一路”倡议为他国提供中国方案，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我们秉持务实、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原则和方向。我对“一带一路”倡议充满信心。

谈中国叙事

“要使用人们普遍听得懂的语言”

新京报：向西方讲述类似“一带一路”的中国故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要把中国故事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叙事方法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郑永年：“一带一路”，自提出至今这十年，经验和成果颇丰。在基础设施方面，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印尼高铁等都起到示范效应，深受当地老百姓欢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和建设成就有目共睹。但要把中国成功的故事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就要改变叙事方式。

我认为，对西方普通老百姓讲述中国故事，要注意三点。第一要使用人们普遍听得懂的语言，“求同存异”，通过诉诸“同”加强理解，但“同”并不否认“异”，如果“同”的东西多于“异”，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第二，人们容易倾向于已经认同的事物，而会排斥自己不认同的事物，所以我们常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第三，理解和认知都是理性的产物，讲中国故事要基于基本事实、科学、理性，要叙述成功故事背后的制度要素，尽量避免把中国故事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而是要基于中国成功故事的经验来讲；通过和西方国家比较，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和中国过去的历史比较，以合乎逻辑和讲道理的方式来叙述中国故事。

更具体地说，就是要讲好三个“可持续”，即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稳定、政治有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和领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世界上少有的同时实现三个“可持续”的国家。从制度入手来叙述这三个“可持续”，基本上就可以把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讲好、讲清楚，从而把中国的经验转化成基于概念和理论的软实力。

中国的对外传播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当对方造谣你的时候，如果互相谩骂、互相妖魔化，大家都陷入情绪之中。中国有很好的经验故事，有中国近代以来成功的革命、建设历史，有成功的45年改革开放。

谈读懂中国

“确立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新京报：你在《中国叙事》中提出，读懂中国的核心目标是确立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需要构建原创性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何中国实践经验在中国叙事中如此重要？

郑永年：读懂中国首先要解释中国，如果说现在读懂中国的效果还不够好，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把中国解释好。读懂中国核心目标是确立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西方的强大，不仅仅是经济体量大、经济技术强，更在于他们创造了一套建立在自己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能解释西方是如何发展和强大起来的。近代以来，最有效的社会科学理论便是“知行合一”，所有理论都有坚实的经验基础，是可以验证的。中国强大起来，也必须建立一套能解释自身行为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是帮助外在世界读懂中国的终极工具。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的每一朝代都有详细历史记载，产生了大量史学家。明明有这么丰富的史料，为什么却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呢？丰富的中国实践没有被提升为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西方很早就把实践经验概念化、理论化。早期，很多中国学者简单照搬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但没有把中国的实践经验概念化、理论化。我们的经济学能不能解释中国经济、政治学能不能解释中国政治、社会学能不能解释中国社会？

当然，中西方的社会科学有共同之处，都要探讨人类社会、探讨经济、探讨国家等，但自己的实践经验非常重要。学习西方，一方面要学习他们的方法论，并与中国传统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的实践经验概念化、理论化。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发现和指出西方的很多概念和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中国现象，提倡和呼吁要建立中国学派，中国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必须建立在中国的实践经验之上。学术界和决策层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需要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

我们强调，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现在有些人又走到极端了，认为我们应当只用中文写东西。这是自说自话，西方人看不懂，也不愿意看。我们要在全面开放、跟西方对话的情况下，来构建我们自主的知识体系。

新京报：对外叙述中国的政治制度，你认为最关键的是什么？

郑永年：近年来，无论中文还是英文写作，我一直强调，要理解中国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主体政治力量，中国所有的变化，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就无法解释其背后的发展逻辑。理解中国共产党是理解中国的关键，就像我们要理解美国首先要理解美国的主体是谁。主体出问题了，社会就出问题；主体进步了，社会整体就会进步。

向世界解释中国共产党，我认为第一要系统化，第二要学理化，第三要实证化。系统化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等各种关系讲好，否则西方就读不懂中国、读不懂中国共产党。

学理化要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决策过程、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转化为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只有知识体系才是永久性的，这方面需要加大努力。

实证化就是一定要用证据、用事实把形而下的问题讲好。讲故事不光是立场问题，更在于细节、证据、事实。

谈中国式现代化

“开放性是中国文明的特质”

新京报：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现代化的关系？

郑永年：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政党、使命性的政党、与时俱进的政党、不被民粹主义情绪所挟持的政党，它比任何一个政党都追求现代性。一个政党如果不追求现代性，国家能实现现代化吗？答案不言而喻。我们要把这个逻辑关系讲清楚，就是以政党本身的现代性来引领国家物质层面的现代性、制度层面的现代性、人的层面的现代性。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自我革命，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现代性，在不断革新自身的同时保持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感。作为学者，要研究中国共产党，而不能简单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共产党。

新京报：如何理解政党制度的开放性？

郑永年：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开放是其最主要特征。和其他基于宗教的文明不同，中国文明的主题是世俗主义。宗教文明的最大特点是排他性，而世俗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包容性，也即开放性。

中国共产党用人来自五湖四海，代表不同阶层的共同利益。西方多党制可以称之为外部多元主义，而中国共产党是内部多元化，有事好商量，在政治协商过程中解决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这种开放性，是中国文明的特质。

谈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国际秩序的两根支柱，一根都不能缺少”

新京报：你怎么看中美关系未来走向？

郑永年：近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我个人对中美关系还是比较乐观的。今年以来美国各部长率团频繁访华，七月份基辛格博士百岁访华，前几天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代表团来华，这些都是中美关系回暖的迹象。

我一直强调，中美关系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国际秩序的两根支柱，一根都不能缺少。没有中国，美国很难来支撑国际秩序，更不用说来重塑国际秩序。对中国也一样，没有美国的话，维持跟重塑国际秩序也很难。加之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中美两国已经产生了互相依赖、紧密关联的经贸关系。前几年特朗普搞脱钩，几年下来证明脱钩是失败的，脱钩既损害了中国利益，也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经过这几年较量，我判断美国开始趋于理性。

当然，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会结束，可能会越来越激烈。但中美之间应该是良性竞争，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基辛格老先生百岁来华也是基于这样一个道理。

我们与美国之间，尤其与像基辛格先生这样理性的老朋友之间有很多共识。中美合作能解决的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问题，还能解决很多世界问题。但是不合作，不仅两国的问题解决不了，对整个世界秩序也会带来非常重大的冲击。基辛格先生已经表达很多次了，中美之间一旦发生冲突，就不是两国之间一般的冲突，而是能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的冲突。这一点我想中美两国都已经意识到了。

所以，中美两国之间的交往不仅仅是两国需要，更是世界结构、世界秩序的需要。我认为，我们应当保持这个良好势头来改善、发展和巩固中美关系，因为这是造福全人类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