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邓颖超说她死后用周总理的骨灰盒，秘书大惊：买个新的嘛

赵炜是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秘书，她在1955年来到中南海，直到1992年邓颖超去世，她整整为周恩来夫妇服务了37年，真正在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两位伟人的伟大。今天帝哥就来说说赵炜和周恩来夫妇之间的故事。

1932年，赵炜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她在1951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赵炜被送到长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干部学校学习了一年后，于1954年转业到中南海工作。

1955年1月，中南海秘书科的科长找赵炜谈话，宣布组织决定把她调到总理办公室去担任秘书。赵炜听后既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自己终于可以见到周总理了，担心的是自己才23岁，能胜仗这份工作吗？

赵炜到周恩来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周恩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特别严格，工作人员在汇报工作时，周恩来要求：一要准确，二要及时，三要简明扼要，一定不能用“大概、可能、也许”这类无确定概念的含糊词，说话也不能拖拖拉拉，否则就会受到他的批评。

在平时的生活中，周恩来和邓颖超从不铺张浪费，他们总是随手关灯，节约用水，还规定了洗澡的次数。每次周恩来出差时，总是自己备着茶叶和生活用品，尽量做到不花公款。

60年代初的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出差了，赵炜考虑到他们房间里的地砖返潮得很厉害，便在和保健医生商量后，为房间里添置了木地板、浴缸、窗帘和一张席梦思床。没想到周恩来回来后，竟大发脾气：“没有得到我的允许，换成这么讲究，国家还很困难，这样子不行！我自己掏钱！”

赵炜只好说：“您的钱不够。”

周恩来更生气了：“那我就不住，换回原来的东西！”他说完以后，竟然住招待所去了。

赵炜没有办法，只好把席梦思床退掉，又把原来的旧窗帘换了回来。后来陈毅也劝周恩来说：“人家该换的都换回来了，你在外边住，我们找你也不方便呀！还是回来住吧！”

经过大家的再三劝说，周恩来这才回到西花厅，但他后来专门进行了检讨：“是我没有把秘书教育好。”

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在战争年代曾担任过周恩来多年的警卫员，他听说邓颖超喜欢吃嘉应子，便专门从福州给她寄去了两盒。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坚决要求退回，赵炜连忙阻拦说：“这是您的老部下的一片心意啊！”

周恩来想了想说：“那给他寄50块钱。”

赵炜听后大惊：“两盒嘉应子最多也就二三十块钱啊！”

周恩来却说：“就寄50，你再给他写信，叫他下不为例。”

后来龙飞虎到北京开会时见到了赵炜，他生气地问赵炜：“赵炜，你干嘛呀？”

赵炜说：“我干嘛呢？为你们说话了，我还挨批呢，少寄20块钱都不行呢！”

赵炜在西花厅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周恩来夫妇渐渐地把她当成自己的家人了。1968年，赵炜怀上了二胎，当时她已经有一个12岁的儿子了，她不愿意再因为怀孕而影响工作，于是在和丈夫商量后，决定打掉这个孩子。

邓颖超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着急，她专门劝了赵炜几次，让她把孩子生下来，但赵炜依然不为所动。最后邓颖超终于生气了，她严厉地批评赵炜说：“你太自私了！”

赵炜受了批评后，这才开始认真考虑邓颖超的建议，最后生下了一个女儿。孩子出生以后，邓颖超特别高兴，她不仅让厨师杀鸡炖汤，还为孩子取了两个名字，学名叫“赵琦”，小名叫“小七”。

1975年6月1日，周恩来因为病重，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随着他的病情日益严重，他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这年9月的一天，周恩来把赵炜叫到了医院。

赵炜来了以后，周恩来对她讲了自己去世后的骨灰处理问题，他表示自己去世后不留骨灰。赵炜听后连忙说：“您不要说这件事，您不会在短时间内出什么问题，现在就讲骨灰的事，对治好您的病有影响。”

周恩来当即批评赵炜说：“你不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又有什么？我和大姐在20年前就约好，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把我的骨灰撒掉，这件事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的前边，我可以保证她的意愿实现。我要先死了，大姐的骨灰撒掉的意愿，你是保证不了的，但可以向中央反映她的要求，她还可以留下遗嘱。”

赵炜听后，强忍着泪水不哭出声，使劲地点了点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病逝。1月15日，邓颖超遵照周恩来的遗嘱，派人将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大地。

周恩来的骨灰盒被拿回来以后，邓颖超叫赵炜好好保存，她说：“等我死了以后，也用这个骨灰盒。”

赵炜听后大惊：“大姐，骨灰盒才多少钱？公家给买一个新的嘛！”

邓颖超却说：“不行，节约。公家买，公家掏钱，就是你拿我的工资买，我的工资也是人民的钱。不要重新买，就用这个骨灰盒。”

周恩来去世后，赵炜又继续担任邓颖超的秘书。晚年的邓颖超身体也不好，她患有心脏病、胆结石、肺结核后遗症等多种疾病，曾动过几次大的手术，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北京医院所有科室的病人，从五官到四肢，算下来大大小小的病有17种。”

1989年10月16日，邓颖超经过慎重考虑，让赵炜向国务院总理李鹏转达了她的意见：

一个共产党员，在死时再作一次革命。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

李鹏得知邓颖超的请求后，钦佩不已，又把此事报告给了总书记江泽民，江泽民后来专门作出批示：

邓大姐的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可敬可佩，值得我们学习。此件请常委同志阅后请办公厅妥为保存，今后邓大姐百年之后坚决按她意见办。

从1990年开始，邓颖超因患上呼吸道感染和肺炎，在一年里住了5次院，她的身体情况也越来越不好。1991年7月27日，邓颖超因为肺炎引起高烧，再次住进了北京医院。

这次邓颖超的病情十分严重，赵炜问医院的钱主任：“邓大姐这次住院可能……”

钱主任明白赵炜的意思，他神情凝重地说：“有可能，做好准备吧！”

赵炜心里很难受，但为了不让邓颖超发现有什么异常，只能强作镇静地去安排一切，他对邓颖超身边的工作人员们说：“这次大家做好长期住院的准备吧，要有持久作战的思想。”

邓颖超也知道自己这次的病情严重，她多次要求医院不要抢救了，但任何人都不敢做这个决定。最后医院著名的外科专家吴蔚然提出可以为邓颖超“造一个胃漏”，即在胃上打一个口，这样可保证她能延续一至两年以上的生命。

中央政治局很快同意了吴蔚然的治疗方案，8月1日下午，由吴蔚然亲自主刀，为邓颖超实行了“胃漏”手术，手术结果非常成功，又延续了她将近一年的生命。

1992年，邓颖超的病情再次恶化，她在去世前的前一个月，郑重地问赵炜：“赵炜，我的事情你替我报告了没有？遗嘱送给中央没有？”

赵炜说：“您给中央写的信早就送去了，就是不要抢救、不要浪费人财物的事。您放心，您的事情医院、卫生部都知道，中央知道，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也都知道。”

赵炜又对邓颖超开玩笑说：“大姐，您总提死呀死的，是不是怕死呀？”

邓颖超笑着说：“过去在敌人面前，在疾病面前，我从来没怕过死。我这个病就是老了，没法治，所以才请求‘安乐死’。”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不幸病逝，享年88岁。7月18日，按照邓颖超的遗愿，赵炜和卫士高振普将她的骨灰撒入了天津海河。

晚年的赵炜先后担任了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2009年，赵炜将自己当年在西花厅的工作经历写成了回忆录《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她在书中深情地写道：

他们是了不起的人，他们是伟人，但又是那么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