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江青在座谈会上宣布三个“不准”，着重要求“不准北京知道”

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重要通知，几乎从根本上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否定。“中央同意总政治部1979年3月26日的请示，决定撤销中发〔66〕211号文件，即中央批发的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对过去曾经宣传、执行过《纪要》的各级组织和个人，不必追究政治责任。”通知提到的那份《纪要》，正是党中央在1966年4月10日批发的重要文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必须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垮这条黑线！”这份文件的横空出世，身为最大受益者的江青俨然坐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位置上，这也标志着文革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毫不夸张地讲，在江青短暂的政治生涯中，《纪要》是她最得意作品之一，而这一切都要从1966年初召开的那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说起。当年，就在林彪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并掌握党政军大权后，江青与他极为“识时务”地成为了政治搭档，只不过，当时的江青并没有什么实际职务，她想要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就更加需要林彪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1966年1月21日，江青专程从上海来到苏州拜会林彪，两人有过长达6个小时的密谈，当晚，林彪便示意叶群致电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着手安排部队文艺座谈会事宜。事实上，江青此行大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在此之前，她就曾想在总政机关谋个兼职，时任总政主任的肖华并未同意。而这一次的座谈会，实则又是江青插手军队的大好机会，肖华得知此事后，碍于江青得到了林彪的支持，他也只能指派总政主管宣传文化的刘志坚带队参加会议，还因此和几位参会人员“约法三章”。“第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第二，只带耳朵听；第三，江青如果提出问题，与事实出入大，暂不要与她争，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讨论。”2月2日，刘志坚一行6人抵达上海，当天下午，江青就摆出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派人送来了座谈会的必读文件，更像是江青等人能够在党中央翻云覆雨的“尚方宝剑”。其中，《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这份文件透露出了文革即将被掀起的重要信号。“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这些都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待到刘志坚见到江青后，这位“第一夫人”免不了又是一番“诉苦”。“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子了。让帝王将相、洋人死人统治了。毛主席的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意见就更没有人听了。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我去苏州找林总，要请解放军这座尊神支持我！”就这样，所谓“林彪同志委托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了，殊不知，会议全程不过是江青的“一人谈”，就在会议开始前，她还堂而皇之地宣布了三个“不准”。“这次会议不准记录，不准张扬，特别不能让北京知道。我说的不只是北京市委，而且包括所有在北京的头头都无权知道。像彭真、周扬这种人巴不得专我的政哩！”对于刘志坚来说，当年这场极为荒唐的座谈会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0多天的时间里，在江青的主导下，参会人员看了不少江青指定放映的电影和戏剧，进行了多次个别交谈与集体座谈，江青还神秘兮兮地给他们阅读了几篇与文艺界整风有关的毛主席著作与相关材料。2月19日，这场莫名其妙召开的座谈会又在江青的指示下迎来莫名其妙的结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虽说江青在座谈会期间常常是想到哪就说到哪，可整场座谈会下来，刘志坚等与会人员已经能够感受出这其中的非比寻常，江青想要跻身权力核心的野心也已初见端倪。不出所料，在刘志坚等人整理的会议纪要基础上，先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来了一番修改，随后又经过毛主席的多次修改，于4月10日经由党中央正式批发，正是开篇提到的那份《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在当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正式通过，林彪窜升为没有经过重新选举的唯一的中央副主席。这场会议促使文革进一步合法化，还在组织上得到了进一步保证，此后，中央领导机构逐渐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此时再来回看江青在座谈会开始时宣布的三个“不准”，着重要求“不准北京知道”，实则是中央文革小组架空中央领导机构的开始，也是新中国陷入血雨腥风的开端。源于此，开篇提到的党中央对于《纪要》的彻底否定，才是对党和国家、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