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对世界的伟大阐释，总看起来像童话｜卡尔维诺诞辰100周年

作家的光环掩盖了卡尔维诺在童话领域的深度研究——在二战后，卡尔维诺历时两年收集、改编了意大利童话。这种研究的动机或许缘起自他青少年时代的精神成长，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

关于童话的本质，卡尔维诺这样阐述道：“对世界的伟大阐释总是看起来像童话或乌托邦。我们可以说，接受世界本身状态的作家将是自然主义作家，不接受世界本身状态但希望对世界进行阐释并将其改变的作家将是童话作家。”

本文也是新京报小童书系列专栏“写童书的人”中的一篇。在这个专栏中，我们尽量全面、准确地讲述创作者们的人生故事，尝试探究那些极具原创性的童书，到底是如何从作者的性格、生命体验中生长出来的。而且我们相信：看见不同的人生，或许能让我们的心中有更多的活法，不至于被当下的诸多定义、规则束缚。该专栏即将结集成书，敬请期待。

在童话《龙与蝴蝶》中，卡尔维诺塑造了一只根本不在意什么金银财宝的恶龙，它一心只想变成一只蝴蝶——“要是我也能轻盈地停留在花冠上就好了！都说毛毛虫能变成蝴蝶，可我已经跟毛毛虫一样丑了，为什么我还没有变成一只神奇的蝴蝶呢？”

一个早早开始坚持自己

并接受疏离的男孩

1923年10月15日，伊塔洛·卡尔维诺出生在一个旅居古巴的意大利科学家家庭。他的父亲是农学家，母亲是植物学家，在卡尔维诺57岁时撰写的自传性文字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父母：“我的父母所拥有的知识全集中于蔬菜王国，他们关心着其中的奇迹和特征。而我，被另一种蔬菜——文字——所诱惑，没能去学会他们的知识。”

在卡尔维诺两岁时，一家人回到了意大利的小城圣雷莫。在那时，圣雷莫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小城，那里长达一个世纪作为各国人种聚居地，住着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小卡尔维诺不喜欢圣雷莫的旅游区，他倾心于大海与森林，无忧无虑地在葡萄园、橄榄树坡地和崎岖的山路漫步，来到海边的高处远眺。

对高处的喜爱来自童年，也体现在卡尔维诺的创作中。在《树上的男爵》中，卡尔维诺就用童趣的笔触讲述了在树上的游戏：“不是像许多孩子那样图实惠，他们爬上去只是为了找果子或掏鸟窝，而我们是为了爬树的乐趣：越过树干上险恶的蜂巢和树叉，爬到人上得去的最高处，找舒适的地方坐下来观看下面的世界……”

高处不仅意味着轻盈与上升，也意味着一种保持距离的抽离。在卡尔维诺的记忆中，他的童年富足、平静、五彩缤纷，但作为科学家的父母极其严厉，小卡尔维诺甚至需要建立一套防御系统来反抗父母带来的压力。

但父母作为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无宗教信仰者的反叛性深深影响了小卡尔维诺。在11岁进入公立中学后，卡尔维诺不参与学习当时普遍必修的宗教课程，成为了学校中的“异类”。但对于卡尔维诺来说，与众人保持距离并没有挫伤他的心灵，反而令他早早确立自己人生的一项重要准则：“我不认为这对我有什么损害，反倒让我习惯于坚持个性，为了正当的理由被人孤立，并且承担由此带来的不便，找到正确的路线来维持不被多数人接受的立场。”

这样的反叛性也是《树上的男爵》整个故事的起点。十二岁的男孩柯西莫厌恶吃蜗牛，出于对被肢解的蜗牛的同情与对熟蜗牛的味道的反感，他和弟弟将所有蜗牛放生到地窖里。在被父亲用鞭子抽打并关进小黑屋后，柯西莫仍旧在饭桌上大喊：“我说过不要，我就是不要！”然后，这个少年转身跑去花园，爬上了圣栎树。

这时候没人会相信，柯西莫一辈子没有爬下树木，他成了树上的男爵，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在树上度过了并不远离世事的一生。

走向寓言与童话的游击队少年

1938年9月，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张伯伦在慕尼黑会面，战争随之而来。15岁的卡尔维诺刚刚开始“对青春、社会、姑娘和书籍有了懵懂的认知”，他的青春期就结束了。“这些使我总抱有一个观念：在和平与自由中生活是一种脆弱的好运气，很可能在一瞬间就被夺走。”

从16岁到20岁，卡尔维诺梦想成为一名剧作家，也画了很多讽刺漫画，并在一个名叫“小篮筐”的专栏中发表了部分作品，署名杰戈。视觉对于卡尔维诺的创作至关重要，在他的童年，漫画的阅读远早于小说的阅读。他订阅了《儿童邮报》，花数小时浏览漫画，在脑海中讲述这些故事，并用不同的方式诠释其中的画面。而更具有创造性的是，卡尔维诺会在切换故事里的叙述主体，想象着在新的故事中，原来的配角变成了主人公。“阅读这些没有文字的漫画，自然而然地培养了我讲故事、模仿、构思和想象的能力。”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这样说道。

对视觉的偏好影响了卡尔维诺的文学创作。在谈及“祖先三部曲”的创作时，卡尔维诺指出，启蒙时代童话作家们在写故事时，脑海里有一个要宣扬的主题，哪怕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童话也是如此，“而我不是这样。写这些故事时，我总是以图像开始，从不是以概念开始。”

不过，卡尔维诺并没有进入文学院，他先后进入都灵大学农学系和弗洛伦萨皇家大学农业与森林学院学习。但他的兴趣并不在“继承家里的科学传统”上，于是中途辍学。也是在这个时期，卡尔维诺在压抑的社会环境中开始尝试写作。

1944年，卡尔维诺意识到“最重要的还是行动”，于是和16岁的弟弟一起作为游击队员与纳粹战斗。游击战就在卡尔维诺少年时随父亲散步的树林中进行，在那片景色中，青年卡尔维诺“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同和对人类痛苦世界的初发现。”

游击队的经历没有让卡尔维诺遭受创伤，反而让他的精神得以成长。对痛苦世界的勇敢介入，甚至让卡尔维诺获得了一种追求快乐的信念，他写道：“我们要保管的是一种信念，相信生命能够从零再生，一种公众对不公的愤怒，还有我们经历折磨和失败的能力。但是，我们的重心是勇敢和快乐。”同时，他切身感受到了曾鼓舞万千游击队员的精神，这是一种果断战胜危险和困难的态度，同时又混杂着武士的自豪和对此报以自嘲的情感。这样的对世界与自我的认知，正与日后卡尔维诺对童话的认知相契合：

“童话包含了对这个世界的全面阐释，丑陋的，美好的，都在里头，而即便是面对那些最可怕的魔力，我们也总能找到办法来摆脱它们。”

战后，卡尔维诺在1947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这本书立刻获得了里乔内奖，并卖出了当时已算相当成功的六千册。这是一本讲述游击队战争经历的小说，主人公皮恩的名字正是童话里的木偶匹诺曹的昵称。

然而卡尔维诺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笔下的童话色彩，直到他的好友切萨雷·帕韦泽指出这一点：“在我渴望建立的新文学思想中，有一个空间，要让我从小就着迷的所有文学世界复活……这样，我就开始写像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那样的小说，也想写像史蒂文森《金银岛》那样的书……帕韦泽第一个向我谈起我作品中的童话笔调，在这之前我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并尽量确认它的定义。”

收集童话的“意大利格林”

1954年，31岁的卡尔维诺开始了他的“意大利童话”收集工作。彼时，他的“祖先三部曲”第一部《分成两半的子爵》已于1951年出版，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如此，卡尔维诺还是投身于这份看似与他的小说创作并不相关的作为“意大利格林”的事业之中。

或许得益于儿时的科学家家庭为他带来的研究者精神，卡尔维诺用两年时间收集资料、将童话分类并比对不同版本，并从未觉感到枯燥：“我觉得自己的身体里充斥着一种昆虫学家的热情……这是一种会迅速转变为癖好的热情，为此我宁愿用普鲁斯特的全套作品去交换一个《拉金子的驴》的新版本，若是我发现失去记忆的新郎拥抱了母亲，而不是那个丑八怪萨拉齐娜，我会失望地发抖。”

卡尔维诺对童话倾注的热情并非来自对童年、儿时读物的怀念，而是源自童话与他的人生哲学及美学判断之间的共通之处。对此，他这样说道：“对世界的伟大阐释总是看起来像童话或乌托邦。我们可以说，接受世界本身状态的作家将是自然主义作家，不接受世界本身状态但希望对世界进行阐释并将其改变的作家将是童话作家。”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普遍陷入意义缺失的境地，卡尔维诺希望寻找到“能够提供一种精确的道德感，能够重新提出一种理性乐观主义的价值观”的文学形式，这正与他眼中的童话的本质相通。而作为法西斯主义国家战败的意大利拥有悠久的童话历史，这些童话是土地上代代生活的人们的语言，是“一座叙事文学的高峰”，它“从操着不同方言的人民口中崛起”。收集意大利童话让卡尔维诺觉得自己打开了一个魔法盒子，曾经统治着童话世界的已经遗失的逻辑“重新夺回对这片土地的统治权”。

或许卡尔维诺是希望意大利重新找回那些曾经人们坚信的质朴的观念，这些观念关于命运、勇气、善恶、友谊，甚至万事万物的存在：“在受到魔法支配的相同命运中，也就是在某种复杂而陌生的力量的控制下，仍然尽力寻求自由和解放，犹如一项基本的责任，即使自身难保，也要凭借这样的努力去拯救他人，在这一过程中也拯救了自己……最重要的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是相同的，无论是人类、野兽，还是花草与世间万物，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具有变化莫测的可能性。”

1956年11月，《意大利童话》出版。次年，“祖先三部曲”中的《树上的男爵》出版，1959年，《不存在的骑士》问世。谈及“祖先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卡尔维诺说，他想制定一张当代人类的系谱树，从对存在的争取，到对完整存在的向往，再到忠于个体的自决，从而表达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自有乐观的一面，但‘从不说谎’。”

固执地创造纯真

直到成为一种诗意

在作为一位多产的作家的同时，卡尔维诺也是意大利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编辑，从1955年起，他担任这家意大利里程碑式的出版社的主管，直到1961年6月为止。在那之后，他成了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出版顾问。

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创作者，卡尔维诺非常珍视他的编辑身份。“在出版社工作时，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和别人的书打交道上。我不后悔：为群体的文明和睦相处而做的每一件有益的事，都不会是浪费精力。”

保留文学传统、促进新的作家的诞生是卡尔维诺一直关心的事情。在1968年到1972年间，卡尔维诺还在与朋友们写信探讨创办文学杂志《阿里巴巴》的可能性。在他的构想中，这本杂志包括相当数量的专栏，通过举例来阐释叙事策略、人物类型、阅读方式、文风体系和诗歌的人类学功能。不过一切要读起来妙趣横生。

1963年，卡尔维诺出版了他的另一部极具童话色彩的小说集《马可瓦尔多》。这部小说集由20个短篇构成，每篇对应一个季节，讲述了在城市里生活的贫穷工人马可瓦尔多的五个四季。在开篇，卡尔维诺这样描述道：“这个马可瓦尔多，有着一双不适很适合城市生活的眼睛：标志牌、红绿灯、橱窗、霓虹灯、宣传画，那些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吸引人注意力的东西，都从来留不住马克瓦尔多的目光，他看这些东西就好似一眼扫过沙漠里的沙子。然而，树枝上一片发黄的树叶，缠在瓦片上的一根羽毛，却从来也逃不过他的眼睛……通过它们，可以发现季节的变化，心里的欲望，自身存在的渺小。”

这是卡尔维诺笔下又一个与抽离于周遭环境的、有趣味的、纯真的人。他在灰色的城市的缝隙中发现了蘑菇，暗暗等着雨水让蘑菇长大带着全家人去采回加餐，却在发现清洁工知道有更大的蘑菇时，愤而呼唤所有人来采。人们很开心，有人说：“如果大家中午能一起吃个饭，该多好啊！”然而每个人采了蘑菇后，就各自回家了。

卡尔维诺没有让故事结束在这里——对于马可瓦尔多的纯真与反抗，卡尔维诺怀着一丝温和的欣赏与难以抑制的讥笑。采蘑菇的人们很快就见面了，在同一间医院的病房。不过大家在洗胃后都没有什么大碍，因为每个人吃到的蘑菇相当有限。

四季轮回，发生在马可瓦尔多身上的事情虽然都有可笑之处，但却无法令他改变。他带着贫穷的家人们去超市假装购物，体会把商品放进购物车的快感，却在要结账时慌不择路，将一家人带去了施工的室外脚手架上。他为了在大自然中好好睡一觉，来到公园的长椅，却一夜未眠。这与法国导演雅克·塔蒂在其电影《玩乐时间》《我的舅舅》中塑造的“于洛先生”有相似之处：不合时宜的人制造着混乱，在城市的迷宫与陷阱中泰然成了一种超然，甚至成就了一种诗意。

而这种小人物创造的诗意，会成为城市中的一种奇观。在另一篇关于马可瓦尔多的故事中，他执意把公司毫无生命力的植物带去淋雨水，植物疯长，竟然像树一样高大，已无法再搬进公司。于是马可瓦尔多换了辆机动小货车拖着它在街上走，“那植物，在经历了被大雨拔起的那一番奋力迅猛生长后，现在已经是筋疲力竭了。马可瓦尔多继续漫无目的地开着车，甚至没有发现他身后的树叶一片片地从深绿色变成了黄色，一种金黄色。”人们跟在他的植物后面，每当一片叶子掉落，就会有好多只手去抓那叶子。

故事是这样结尾的：“金色的树叶却被风扬了起来，飞向那尽头的彩虹，同样扬起来的还有那些手和尖叫声；最后一片叶子也落了下来，它从黄色变成了橘色，接着又变成了红色、紫色、蓝色、绿色，最后又变回了黄色，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1964年2月，卡尔维诺与阿根廷翻译奇基塔结婚，1965年5月，女儿乔万娜出生。成为父亲为卡尔维诺带来了满足感，并获得了一种“意料之外的乐趣”。不久，或许是因为老友维托里尼的去世，43岁的卡尔维诺开始感到自己不再有占据社会生活中心的冲动，“我曾年轻过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太长了，突然我感到自己不得不开始我的老年生活”。但与其说这是一种悲观心态，不如说是一种直面而上的勇气：“我甚至希望它早点开始，没准还可以延续得更长久一些。”

在那之后，卡尔维诺与妻子、女儿一起生活，他创作出版了许多具有实验性的作品，《命运交叉的城堡》《看不见的城市》《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帕洛马尔》《收藏沙子的旅人》等。

1985年，62岁的卡尔维诺整个夏天都在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翻译作品、接受采访、为1985年至1986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诺顿讲座”准备讲稿。

9月6日，卡尔维诺突发中风，18日夜间至19日凌晨，卡尔维诺因脑出血与世长辞。

在他的童话《三个遥远的岛屿》中，男孩吉罗米诺遇见了一个在冲浪的女孩，他惊叹道：“你真厉害，竟然能在海浪上保持平衡。”

女孩回答道：“你不能始终对抗海浪，也不能完全被动地跟着海浪走，你必须在与海浪力量的对抗和顺应中达到平衡，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