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复古思潮中,唐诗成为元代诗人普遍取法的对象。李东阳曾在评价元诗时指出:“元诗浅,去唐却近。”在宗唐的大背景下,李白和杜甫被推举为元前诗人杰出的代表。刘诜在与《与揭曼硕学士书》中谈到当时文坛学习李杜的盛况:“一二十年来,天下之诗,于律多法杜工部《早朝大明宫》《夔府》《秋兴》之作,于长篇又多法李翰林长短句。李杜非不佳矣,学者固当以是为正途,然学而至于袭,袭而至于举世若同一声,岂不反似可厌哉?”刘诜文中批评当时诗坛的弊病,认为整个诗坛都因袭李杜之作而缺乏创造。刘诜的批评恰说明元人对李杜的推崇。元人崇杜问题向为学者所重,而元人对李白的接受与评价,论者寥寥,本文从三方面加以探讨。
一
元代诗人认为李白性格豪放,不受拘束。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评价李白时,以“不羁”二字评价他的性格与才华:“太白负不羁之才,乐府大篇,翕乎变化。”胡祗遹在长诗《迩来复斋洹斋二学士屡以五言相唱酬不鄙愚庸每成章即亦垂示赏叹诵咏赘作六章时至元四年七月也》,诗中盛赞李白及其诗作,开篇四句“太白固豪放,不受义理拘。诵诗想其人,飞龙叫天衢”就是对李白豪放不羁性格的总体评价。周子固《题太白酒楼》用比喻的手法表现李白不受羁绊的形象:“神龙不可羁,竟脱万乘屣。”张雨在《春酒》诗中用“佯狂”二字形容李白的随心所欲、无所束缚的性格。瞿智《和羲仲韵》中用“清狂”写李白:“莫怪清狂似谪仙,乘凉远过玉山前。”柳贯在《商学士画云壑招提歌》中称他是:“饮酒吟诗狂太白”。
李白不仅是不受拘束的,还是超脱尘俗的。赵孟頫在《李太白酒楼》诗中认为李白英俊洒脱并且超群拔俗:“谪仙何俊逸,此地昔登临。”胡祗遹在《又题六鹤图》中,认为李白是超越尘俗的,而那些平庸的画家不懂李白高蹈不拘的性格,将他醉酒形象描画得如同“醉酒”的“屠沽儿”:“常观庸笔写真李太白,尘颜俗状,轩昂眉目,何异醉饱屠沽儿。”刘壎有同样的认识,他有《题李翰林像》诗:“锦袍玉色,神游八极,真昆阆蓬瀛中人。落月照梁,诚非虚语。醉眼一视,殊有傲睨万物态,似是金銮洒墨,命力士脱靴时貌也。”诗中认为李白是“仙”而非凡人,所以可以有“傲睨万物态”。张雨《太白像》同样认为李白是不可攀的“游龙”而非凡俗之人:“青绮帔,绿玉杖。望见九叠屏风上。翩如游龙不可攀,已在峨眉山月间。”因为这种认识,元人诗中多以“谪仙”代指李白,如“一江风月酒满船,世无谪仙谁与共。”“九华秋色翠可食,为问谪仙安在哉。”“江空天阔凤影遥,谪仙吟罢谁能招。”。
二
李白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艺术才能获得了元代文人的一致肯定,但在表现方式上又有不同。第一种是在诗文中直接肯定李白的艺术才能。如赵孟頫在《次韵观复表兄见简》诗中的说:“难陪山简醉,空忆谪仙才。”岑安卿《凤凰台》诗中有“凤声悠悠梧叶空,谪仙文采流长虹”的诗句,无论是赵孟頫的“空忆谪仙才”还是岑安卿的“谪仙文采流长虹”,都用简洁的语言肯定了李白的才华。
也有的诗人采用比喻的手法盛赞李白的才能。胡祗遹《迩来复斋洹斋二学士屡以五言相唱酬不鄙愚庸每成章即亦垂示赏叹诵咏赘作六章时至元四年七月也》中所谓“飞龙叫天衢”“万籁不敢鸣,雷霆随叱呼。海江共一唾,几吸四溟枯”等诗句,运用比喻的手法表现了李白驾驭万物、挥斥方遒的才能。叶懋《题李太白画像》中也是如此写法:“函关有客乘青牛,西游直上昆仑丘。长庚一点落人世,飘然又作人间游。虬龙之姿风雨笔,六代无人气萧瑟。骊珠万斛起光芒,天地无云星斗湿。泰山不动黄河清,美人一去三千龄。”
元代文人也喜欢运用对比的手法凸显李白的艺术才能。虞集《盱江胡师远诗集序》认为:“陶渊明明乎物理,感乎世变,《读山海经》诸作,略不道人世间事。李太白汗漫浩荡之才,盖伤乎《大雅》不作,而自放于无可奈何之表者矣。”“汗漫”是广大,漫无边际之意;“浩荡”,表示广大壮阔的样子。虞集用“汗漫浩荡”形容李白,充分肯定了李白的才华。钱惟善将李白与南北朝的鲍照和谢灵运进行对比:“太白岂惟凌鲍谢,元卿只合友羊求。”张昱在《李白应制图》中通过唐玄宗对李白的态度来表现李白才华:“明主怜才赦酒狂,不知力士贱文章。当其醉草清平调,肯信长安是夜郎?”在延祐己未初,宋褧自江南还京,途经济州时作《太白酒楼》诗,诗中通过自己对李白认识的变化,凸显李白的才华。其中有:“我昔在髫年,知有谪仙人。少壮读所作,天才气凌云。”从年少时即闻谪仙名,壮年时读了李白的诗作,从中看出李白才气凌云。第二联的“少壮”与第一联的“髫年”形成了对照,若是说髫年时觉得李白才气高,因其读书少无法取信于人,而壮年时自然是读了万卷诗书,有了比较后再有这样的认知,充分说明了李白与众不同的才华。何中则将李白的名气与他为“李白酒楼”带来的声名进行对照,肯定李白的才华:“当时谪仙人,四海蜚英声。偶然此一醉,遂有无穷名。叔世尊放旷,中度翻为轻。颓波浩难返,忧思谁能平。”
三
元代诗人高度评价李白的诗歌创作,认为李白的诗歌风格以豪放为主。范梈在《木天禁语》中有《家数》一节,言“诗之造极适中,各成一家。词气稍偏,句有精粗,强弱不均,况成章乎?不可不谨。”然后范梈对著名的诗作《三百篇》《离骚》《诗选》以及李白、韩愈、杜甫、陶渊明、韦应物、孟郊、王维、李商隐等诗人的诗作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李白的总体风格是“雄豪空旷”。叶颙在指点别人读书时说:“知公雅志喜文章,光焰须观万丈长。太傅辞华宜鉴别,翰林豪放不寻常。笔端妙语诚须识,马上奇功慎勿忘。正是英雄驰骋日,策勋麟阁姓名香。”在这首诗中,叶颙用“豪放”二字概括了李白的诗歌风格,表现了他对李白诗歌的推崇。在《次韵周安道宪史序山家幽寂之趣十首》其五中叶颙又写道:“兴来浩饮渊明酒,醉后豪吟太白诗。”可以“豪吟”的诗歌,风格一定不是婉约的。张养浩在《登历下亭》诗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认识:“怪底登临诗兴浅,鹊华曾见谪仙豪。”邓雅在《太白墓》中通过凭吊李白墓,评价了李白为人和诗作的豪放,并将他拜为诗祖:“呜呼李太白,今古诗之豪。心胸自可小溟渤,富贵何如轻羽毛。平生所乐在诗酒,醉来笔涌春江涛。贵妃捧砚足荣宠,天子赐之宫锦袍。风流既往不复见,残膏剩馥沾吾曹。吾曹碌碌不足数,采石江头拜诗祖。当年捉月事渺茫,千载清风一抔土。”刘永之《经采石望太白墓》诗中称李白的诗歌为“狂歌”:“昔年李太白,于此屡衔觞。失意长安道,狂歌入楚邦。”诗人认为李白的诗作是充满了狂傲之气,是气挟风雷的慷慨悲歌。
关于李白的诗风,元代诗人并不认为只有豪放一端。黄公望评价李白诗歌:“匡山过雨泻飞流,遥望香炉翠霭浮。试诵谪仙清俊句,浩然天地与神游。”“清俊”二字,就是将杜甫《春日忆李白》“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两句中的“清新”“俊逸”重新组合而成。
除了从总体上评价李白诗歌的风格外,元代文人还高度评价了李白擅长的古体诗、乐府诗及歌行体诗歌样式。如杨载《诗法家数》中谈七言古诗的作法时,即以李白、杜甫的创作为标准:“七言古诗,要铺叙,要有开合,有风度,要迢递险怪,雄俊铿锵,忌庸俗软腐。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备此法者,惟李、杜也。”杨载认为李白的古诗笔法多变,达到了任随性情之所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不仅感情一气直下,而且还以句式的长短变化和音节的错落,来显示其回环振荡的节奏旋律,突出诗的力度,呈现出豪迈飘逸的诗歌风貌。
综上所述,元代诗人推崇李白,在诗歌创作中也进行仿效,虽不能及,却也提高了其诗作的水平,正如清人宋荦在《元诗选》序言中说:“元诗多轻扬,近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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