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聘《明史》18晚明时代的社会转型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张英聘，欢迎您收听崇贤馆与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二十四史》大师课。
　　晚明时代指的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明朝灭亡这一个阶段。在这一个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镇繁荣，中国的传统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时期。
　　其体现，首先是专制政治出现了松动。在明朝前期，君主专制统治强大，内阁政治不断完善。到嘉靖末年，严嵩专权失败后，内阁权威也受到了空前未有的挑战。在嘉靖、隆庆以后，内阁纷争突起，皇帝的权威也失去往日的威严。在万历初年，经历了张居正的专权及失败后，皇帝与内阁的权威再受创击，带有启蒙意义的“非君”思潮亦由此产生。这与明前期少数大臣的“非君”有所不同。晚明开启的是一次自下而上的“非君议政”的思潮。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1604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四箴疏，他指斥明神宗嗜酒、贪财、好色、尚气，全没有一点君臣之体，这样的批评当朝的皇帝，这在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而明神宗对于官员的指责，往往是留中不发，或者还加以争辩。当时言官的势力很强大，明神宗很是愤慨，他说：“朝廷但用一人，言官便纷纷攻击，予夺进退，皆不听上主张，是何政体！”
　　民间私议朝政的现象也很普遍。在万历二十六年，也就是1598年，内阁首辅沈一贯在一份揭帖中就道出了当时的民众舆论，他说：“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
　　晚明时代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时人称之为“山人”。那么晚明的山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隐士，而是活跃于官场边缘的一种特殊的人物。一般来说，山人不具备官员的资格，多数都是仕途中的失败者，于是自命清高，挟才自傲，往往以放肆的批评官员来自高身价，因此就使得一些官员们颇感顾忌。晚明时代朝廷上和民间中的这些现象，它反映出当时专制主义统治开始松动，时政舆论也相对的宽松，相关的言论带有明显的反传统与反君主专制的思想。
　　其次是，社会阶层发生了变化。士农工商是传统社会中主要社会阶层的概括。四个阶层基本上是独立的。到晚明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相互渗透。此时，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转向经营化，也出现了大量经营农业而致富的农民，还有很多农民是从事工商业经营。在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同时，也有较多的农民沦为富室大户的雇工，或者涌入城市，成为城市中雇佣手工劳动者。晚明时期有人就评价，像何良俊就说：“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是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这就说明随着读书人的增多，士的队伍也得到空前的扩大，但是士人入仕途径又日益艰难，他们不得不寻找赖以谋生的职业，更多的读书人开始经商，他也凭借自己的知识的优势，谋取丰厚的利润，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也有读书人从事教书、为吏、为幕僚、做专职讼师、专事写作，还有山人、茶人、酒人、说书人、专业的画师，还有专事出版业、戏曲家、演员、说书人、医生、堪舆家、佛家、道家等等。
　　在城镇中还出现了以商人、百工、城市平民为主体的市民阶层。这些人的经济地位提高以后，也迫切地要求提高政治和社会的地位，于是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因此在晚明时期，发生的众多民变，其主体都是城镇中的市民。比如像万历时期，临清、武昌、杭州、苏州、松江等地发生的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压榨的民变，苏州、松江发生的反对阉党逮捕周顺昌和民抄董宦之变。这些民变都带有明显的民主政治色彩，部分地方官员、大贾也成为民变的同情与支持者。这种民变的目的，不在于均贫富，而在于改变朝廷既行的政策，是民众力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其于社会发展的革命性意义，要远远超过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再次是，社会风尚也发生了转变。比如说像晚明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逐步增加，市民的生活方式也出现了变化，奢靡之风盛行，就是一个明显的特点。比如万历时期的南直隶通州一带，它的风气就有很大的变化。在过去士大夫家居的时候多服素练衣、缁布冠，白袍青履，到庶民之家，也是羊肠葛，还有太仓的本色布，但是现在他追求的，都是要穿绫罗绸缎，穿吴绸宋锦，等等。这些是价高美丽，从衣服到裤袜皆是。
　　这种风气不仅限于南直隶、江、浙，当时的北方各地，甚至是处于孔孟之乡的山东郓城县，也是如此。在山东的郓城县也是追求奢靡。这种奢靡僭越之风渐渐突破传统的禁忌和条规，冲击着贵贱、长幼、尊卑有别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
　　最后，在思想领域也出现了新思潮。晚明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崛起，出现了一些反映社会变迁的新思想。比如说像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心学广泛传播，程朱之学逐渐式微。王阳明的弟子门人又对心学发扬光大，并有所创新，其中以王艮成就最大。王艮提出“百姓日用之道”的命题，他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他将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吃饭、穿衣等等，与圣人之道联系起来，以此来反对理学的禁欲主义。他还提倡“明哲保身”论，强调人的安身立命，突出人的个体地位。
　　很多思想家也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等级制度。像李贽对封建统治者标榜为圣人的孔子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提出“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他认为儒家的经典不过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所谓的道学家“阳为道，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同狗彘”，都是一些伪君子。李贽还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出“人人皆可为圣”“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等等的言论。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更为猛烈，他认为封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他主张提高宰相的权力来分散君主的权力。
　　除了哲学、政治思想以外，在经济领域也出现了新的思想，传统的“崇本抑末”的思想受到了挑战，而很多政治家、思想家就认识到工商业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比如说像张居正在改革时期就提出农商并重，赵南星也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岂必仕进而后称贤乎？”黄宗羲也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他们对于出现的奢靡之风，此时也不像传统那样视其为祸根，反而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其对百姓和社会的作用，他们认为：“有千万之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乎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以上这些新思想反映了晚明时代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新兴的工商业者、市民阶层的诉求，具有近代启蒙思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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