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聘《明史》10大礼议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张英聘，欢迎您收听崇贤馆与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二十四史》大师课。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荒淫无度的明武宗病死，由于明武宗没有子嗣，生前也没有确定继承人，因此明王朝的皇位就空缺下来，要找到一位合适的继承人成为第一要事。张太后就命令太监张永、谷大用等与内阁进行商议。内阁首辅杨廷和，他就根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主张立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的从子、武宗的从弟朱厚熜为帝，获得其他官员的认可。朱厚熜是兴献王的长子，兴献王朱祐杬是明宪宗的第四子，被封为兴王，他的封地在湖广安陆州，也就是今天湖北的钟祥，在正德十四年去世，他的世子朱厚熜就承袭王位，这个时期才十五岁。4月22日，朱厚熜到达京师，即皇帝位，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
　　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入主大统，这是他从未想到的。因为不是正统继位，因此在他的心理上多少有点自卑，更害怕朝中大臣不能节制。在继位之后，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一点通过提高自己父母的身份来实现。于是在继位后的第五天，朱厚熜就命令礼官商议祭祀他的父亲兴献王的礼仪。由此揭开了长达七年的大礼议。
　　礼部尚书毛澄在首辅杨廷和的授意之下，就会同公卿、台谏官员60多人，提出应该效仿汉朝定陶王，也就是后来的汉哀帝，和宋朝的濮王，也就是后来的宋英宗的故事，尊称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及其妃为“皇叔父和皇叔母”，自称为“侄皇帝”。也就是说朱厚熜既“继统”，也“继嗣”。朱厚熜就极为不悦，质问礼部难道父母可以变换吗，下令再议。但是朝中大臣都支持杨廷和的主张。
　　到了正德十六年七月，观政进士张璁就上了《大礼疏》，指出汉哀帝和宋英宗都是预先立的皇嗣，养育在宫中，是明确的先帝的后嗣。但是武宗已经承嗣孝宗十六年，其遗诏只说“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并没有说是孝宗的后嗣。这和预先立为后嗣、养育宫中，是截然不同的。如今应该在京师另为兴献王立庙，使得隆尊亲之礼，并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明世宗得此奏疏很高兴，他说：“此议实遵祖训，据古礼”“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于是他就下令尊其父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他的祖母为康寿皇太后。可是杨廷和等拒不从命。朱厚熜就以退位归乡为要挟，杨廷和见事不得已，提出称本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母亲称为“兴献后”。朱厚熜勉强同意，但是他并不满意。
　　这个时候杨廷和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排斥在议礼中意见不同的人。在正德十六年，也就是1521年十二月，授意吏部将张璁安排到南京任刑部主事，远离朝廷。同时他又将支持他的都御史何孟春、林俊等升为吏部侍郎和工部尚书。张璁到南京之后，与南京吏部主事桂萼合作，继续上奏，提出了应该称孝宗为皇伯考，称兴献帝为皇考，在大内另立庙祭祀。而这个时候，朱厚熜又要求在“兴献帝”“兴献后”前面加上“皇”字。杨廷和和群臣反对，再加上清宁宫发生火灾，朱厚熜只得作罢。这个时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变成为以杨廷和为首多数派和以张璁、桂萼为首的少数派两大政治派别的斗争。南北两京有250多位官员上了80多道奏折攻击张璁、桂萼，但是他们也得到了朱厚熜的支持，也上奏据理力争。
　　之后杨廷和屡次不按朱厚熜旨意办事，引起了朱厚熜的不满。杨廷和又见朱厚熜迷恋道教修仙，遂失去信心，于是在嘉靖二年二月辞职。杨廷和去职之后，他的政治派别也失去了领袖，逐渐失势。继杨廷和之后，大学士蒋冕、毛纪，还有礼部尚书汪俊、吏部尚书乔宇等人也先后罢官。朱厚熜就擢升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充任身边顾问，席书为礼部尚书，主持议礼。
　　三月，朱厚熜下令追尊其父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其母称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实现了加“皇”，称“皇考”的愿望。接着又在张璁、桂萼的建议之下，去掉了“本生”二字。这就引起了反对派的极度不满，派别斗争达到了顶峰。张璁、桂萼少数派就攻击杨廷和及其拥护者为“奸权”“朋党”“不道”。他们还积极谋求勋戚贵族的支持和保护，像昌国公张鹤龄、武定侯郭勋等等都是他们有力的“内助”。杨廷和多数派也攻击张璁、桂萼派是奸邪小人，“曲学阿世”，甚至策划待机将其“毙之于庭”。
　　在七月，朱厚熜命令礼部立即更改尊号，去掉“本生”二字，朝臣抗争，群情激昂，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等号召百官伏阙请愿。于是群臣有220余人跪伏在左顺门，高呼“高皇帝”“孝宗皇帝”，并且一起哭号，声震阙廷。朱厚熜就非常的生气，命令锦衣卫将参加者的姓名全部登记在册，先将为首者的8名逮捕入狱，接着又将134名五品以下的官员逮捕入狱，其他的戴罪遣散。在几天之后，就做出了判处：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180余人廷杖。其中编修像王相等17人惨死在廷杖之下。这次的事件被称为“左顺门事件”。
　　“左顺门事件”之后，朱厚熜的意志再也没有阻碍，于是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慈寿皇太后为皇伯母，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终于完成了其父母向皇帝、皇后的转化，也完成了自己认回父母的夙愿。
　　嘉靖七年六月，张璁、桂萼等编纂的《明伦大典》完稿，朱厚熜亲制序文，颁布天下，以钦定法典的形式对7年以来的大礼议做了总结。赞襄议礼有功的张璁，晋升为内阁首辅，桂萼进升为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其他各有升迁。杨廷和则遭惩治。朱厚熜命令：“杨廷和为罪之魁，怀贪天之功，制胁君父，定策国老以自居，门生天子而视朕。法当戮市，特大宽宥，革了职着为民。”毛澄、蒋冕、毛纪、乔宇、汪俊、林俊等原来的大学士、尚书也皆被革去官职。大礼议宣告基本结束。
　　针对兴献王的祭祀问题，后来也有变化。在嘉靖四年四月，光禄寺丞何渊请立世室，崇祀明世宗的生身父于太庙。席书、张璁、桂萼认为朱祐杬没当过皇帝，不宜入太庙，入则干犯皇帝的统系。为了使朱厚熜便于接受，他们就提议，另建一庙，将朱祐杬的神主迁去，以便“尊尊亲亲，并行不悖”。朱厚熜同意这个建议。在嘉靖五年，于是在太庙之左建立了世庙。嘉靖十五年，又改称为“献皇帝庙”。嘉靖十七年九月，就尊朱祐杬为睿宗，祔于太庙，最终进入了明王朝的帝系。
　　大礼议虽然表面是关于礼制的争论，但是对明朝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争论的双方可以视为守旧派和新贵派的斗争。以杨廷和为首的守旧派极力维护明孝宗、明武宗的系统，试图控制新皇帝，也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权益。嘉靖帝由藩王入主，极力想摆脱守旧派别的制约，树立自己的权威，这就需要有大臣的支持。张璁、桂萼等人或是入职不久，或是低层的官员，没有政治根基，他们也正是看准了时机，全力支持嘉靖皇帝，官职步步高升，从而成为新贵，反映了嘉靖帝在与守旧势力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在此之后，嘉靖皇帝任用了这些新贵官员进行改革，对明朝的政局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大礼议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它强化了皇权，为嘉靖帝以后的乾纲独断埋下了伏笔。“左顺门事件”中，年仅十八岁的嘉靖帝“以冲龄之主，而举朝元老、卿辅至二百余臣，皆喧呼恸哭，卒不少动，……神武独断，万古一君而已。”另外它也造成了朝廷中的谄媚迎合、趋炎附势之风，使朝政趋于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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