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杀》：一次关于女性复仇的想象与失落

今年的电影市场中，女性议题、真实案例无疑是最具票房号召力的两大元素。《消失的她》和《孤注一掷》的超高票房先后引发热议。在下半年上映的影片中，《鹦鹉杀》因为兼具这两大元素一度被寄予厚望。但最终3000万的票房和始终徘徊在6.1分的豆瓣评分，让预测者们大跌眼镜。这种差距不仅因为前期营销和实际创作思路断裂，造成货不对板，也反映出女性议题创作的新困境。

当陈思诚因为《消失的她》中刻板单薄的女性形象被批评，后来的女性创作者尤其怕步其后尘。性别视角的反思几乎成为当下女性创作者的一种自觉。所以“女性复仇”题材虽然历史悠久，但讲好却越来越难。传统套路有三种：单纯给主角性转，让女性拥有比男性更强的武力值；利用性作为武器，选择男伴帮自己复仇；用权谋暗算实现复仇。《鹦鹉杀》无疑想突破这些方式，寻找女性特有的复仇之路。

导演麻赢心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拍以女性为主的电影，是为了去理解女性，而不是为了给女性上一课。” 尝试从女性受害者视角出发，关注她们的情感创伤和自我重建途径，并借以引申探讨“人对真挚感情的永恒渴望” “人跟人之间以感情进行的操纵、欺骗和博弈”等本质命题，这些映后访谈的表达无疑体现出导演兼编剧的关怀与野心。但多重反思叠加后，反而出现了一种拧巴的效果。

这场关于女性复仇的想象，为何没能引发集体共鸣？影片旨趣与新世代情感结构怎样的错位，造成了这次女性表达的失落？未来女性意识的叙事方向还有哪些可能？

女性表达的失落

如果判断一部作品是否为女性主义的基本要件是来自女性、关于女性和为了女性，那么《鹦鹉杀》显然符合。在这一点上，麻赢心导演非常诚实，她说她是一个女性，作品肯定是一个女性的表达，但是否是女性主义的表达，她还在学习。

这就不得不提《鹦鹉杀》呈现出的一种拧巴状态，可能也是许多女性创作者面临的共同困境。在过去，女性主义还没有从学院派走向大众，性别视角的审视还多局限于媒介批评，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经常只会感情用事，显得无力、被动。近年来，当女性主义迅速泛化成为一股社会思潮，大女主、恶女爽文逐渐流行，故事中性别地位对调，女性角色可以像男性一样使用权力、金钱、计谋和暴力。当女性创作者对这两种模版都进行反思后，她们试图找到一种新的表达，比如女人的情感比男人的暴力更高级，女人不必沿袭男人的成功路径。

这样的结果是，兜兜转转最终回到了一个极为古老的女性主义命题：“女人究竟要与男人相同，还是寻求差异？”这种表达一旦没有完成批判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就相当于绕了两个弯再次巩固了性别本质论。

在性别问题上，我们已经经历过从认为男女不同，到主张男女相同，再到强调差异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但理论与实践间彼此的交替错落，令大多数女性创作者仍旧在向第一性“自证”的陷阱里打转。证明自身与男性的异同，还是以男性为原点证明自己的坐标。这是女人作为第二性的不稳定性。

回到《鹦鹉杀》的两性预设，理性、暴力被男性所占有，感性、非暴力沟通被安置为女性的代言词，先验性的反思禁锢了直觉经验，不充分不彻底的女性主义知识反而成了另一种权力规训。女性的自我和解很重要，但自我和解未必能够真正触碰和改变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权力结构。这也就是为什么导演初衷很好，但内容呈现出来却很幼稚和漂浮的原因：去政治化的两性博弈终究只是一场虚无的精神胜利法。

真心至上：

女性的单向精神胜利

“这个故事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杀猪盘’本身是对受害者女性不公平或者有失偏颇的印象，还有就是这个议题又包含了其它更加本质的议题”。这是电影《鹦鹉杀》导演麻赢心在一次访谈中对此次创作的自我剖白。《鹦鹉杀》故事的起点是一场骗局：周冬雨饰演的女白领周冉被章宇饰演的职业骗子林致光“情感诈骗”55万。周冉的复仇方式是，让骗子爱上自己，再将其绳之以法。

正如导演在微博和采访中所言，她在《鹦鹉杀》中想象的复仇，是“把情感这个以往女性的软肋，变成匕首深深刺进男人的心脏”。通俗讲就是，你骗了我感情，我也骗你感情。仿佛付出真心再被抛弃、被戏弄带来的痛苦远大于刑罚。

这种复仇想象成立的基础是：情感或者真心是人最宝贵的，无论男女。它呈现出某种非常老派的爱情观，恰如片中闪烁着八十年代余晖的《恋曲1980》，还在深情回问“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周冉实重返案发现场，无非是想确认林致光的骗局里，到底有没有一点点真心？她默认人人都会为爱所蒙蔽，相信爱确实存在，从而用质疑爱的方式召唤爱，通过利用爱的方式实现对情感重要性的重申。

这是导演麻赢心想象中女性受害者的自我和解之路。这也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女性想象：我不爱你，你就输了。电影《风月》里的忠良是利用温柔勾引富家太太再勒索其钱财的“拆白党”，为了更大的骗局回到小时候投奔过的庞府，勾引大小姐如意。如意的一片痴心感化了忠良，他的任务失败，甚至失去了行骗能力。如意发现被骗后曾追问忠良，“你爱我吗？”最终她对忠良说：“现在我明白了，你回答不了，你怕，你的心已经废了，你不会爱了。”此时，真心构成了女性相对男性的精神高地。

王安忆是《风月》的编剧之一，她回忆和导演陈凯歌创作该片的过程时写道：“陈凯歌说得很明白，他终于要写‘爱情’了......他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具备爱情的理由，爱情甚至是女性向这世界挑战的武器。”

显然，对相信真心至上的创作者们来说，男性越是轻视情感，越凸显他们的可悲可怜。但这更像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因为有效复仇必须夺走对方最在乎的东西，而不是单方面宣布对方“可悲可怜”。

相比之下，张爱玲更能面对现实，没有召唤浪子回头，或者以真心复仇的理想。无论是《第一炉香》里的乔琪乔，还是《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甚至都因为寡情薄幸、没有真心而永远占着上风。

错位的想象：老派爱情观

与新世代情感结构变迁

对于女性倾向于将自身与情感高度关联，导演麻赢心曾做出辩护并表示同情。她认为“‘恋爱脑’等词汇，是在对女性天然对情感的珍视的某种矮化，模糊了其中真正有问题的一方”。摆脱受害者有罪论固然重要，但女性真的“天然”更珍视情感吗？这一向是一种难以证明的论断。因为女性对情感的过度珍视和对爱的极力推崇，绝大程度上起因于男权社会结构性地封堵了女性肯定自我价值的其它上升渠道。爱确实很珍贵，正因为过于珍贵，决定了不可能轻易为权力下位者可拥有；如果她拥有了，那可能是上位者为其制造的虚假幻觉或陷阱。

近年来，新世代的“情感结构”正在悄然转变，相较于过去渴望爱情、拥抱爱情、歌颂爱情；新世代更习惯于程式化的爱情景观，观看爱情、想象爱情、审视爱情。“情感结构”是英国文化研究者雷蒙德·威廉姆斯提出的一个概念，指有些重要的共同因素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感觉，一种不用表达就能知道的特殊的共同经验。“情感结构”在历史中是动态变化的。当下“情感结构”变迁的原因是多重的：有媒介社会化语境下年轻女性群体对浪漫爱的祛魅和脱敏，有逐渐解构男权机制过程中网络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也有经济困难、生存压力远大于精神需求的现实。

从小说网站“无cp”频道的出现，到年初爆款日剧《重启人生》没有爱情线、强调“姐妹情谊”的故事类型转移，再到最近对“反性缘脑”的广泛讨论，都可见对浪漫爱的弱化和舍弃正在形成一种显性趋势。经由经验教训和网络女性主义的知识科普，一部分女性逐渐意识到“异性浪漫爱”的本质：一是被用来掩盖和合法化两性之间的压迫关系；二是遮蔽了其在经济上的工具性，因为浪漫爱叙事长期以来都将婚姻视为终点和一种非经济关系，并规定无薪的家务劳动是一种“非工作”，是“爱的劳动”。正如女性主义思作家费尔斯通所说，通过这种方式，浪漫主义可以充当强化分工的工具，这对性别系统是至关重要的。

对这部分女性观众来说，她们并不想在这样一部强调女性“反杀”的电影里看女主和骗子谈恋爱。“骗我感情可以，骗我钱不行。我这辈子可以爱好多人，但我这辈子能挣几个钱？”看到这样的表情包，年轻女性的会心一笑达成了某种情感共识。所以当觉察《鹦鹉杀》假设女主被骗55万还在翻来覆去探讨爱的意图时，她们发自肺腑地疑惑，“这恋爱是非谈不可吗？”

诚然，新世代对爱情的祛魅似乎与“杀猪盘”屡屡发生的现状显得有些矛盾，既然已经不信任爱情，为何又频陷情感陷阱？其实这个悖论正是当下女性群体觉醒过程中的一体两面：“爱无能”既有对浪漫爱背后隐藏的风险和剥削的抵制，也是现实压力下对“亲密关系”无力付出的无奈。而浪漫爱所许诺的理解和认同部分，又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无法抗拒的东西，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的依恋本能。正如澎湃思想的一篇文章所说：“杀猪盘”有意或无意抓住了年轻人的一个软肋：没有心力、没有耐心去提供情绪价值，但又渴望得到持续稳定的情绪价值。哪怕斩钉截铁地说着‘爱无能’的人，也有可能落入‘杀猪盘’的陷阱。”

导演的确体恤到这一点，想帮助受害女性“去情感羞耻”，只是“骗中骗”的剧情设计并不能安抚她们。当她们已然清醒，接纳自己的情感动机，更在乎如何追回损失。影片也就失去了观众的基本盘。

女性主义叙事的多重可能

“源自大量真实案例，首部杀猪盘女性反杀电影”，这是《鹦鹉杀》海报上的宣传语。这个标签让观众很容易将其和《消失的她》《孤注一掷》两部影片放在同一赛道上比较。但《鹦鹉杀》在视听语言上和后者明显不是一个类型，甚至更像是一部“文艺爱情片”，氛围感撑不起薄弱的叙事。

整部电影的情节推动，几乎全靠意象完成。海岛、雾、菩萨、鹦鹉、章鱼、六角恐龙、红色围巾、阳光……迷茫了就起雾，悬疑了就奏乐，找不到出路了就撞车自杀。即便周冬雨贡献了完成度相当高的表演，这种意象的滥用也很难让观众对故事有代入感。就像幼稚作文里堆砌的漂亮比喻，字眼华丽却缺乏真情实感。

“杀猪盘”成功的核心是制造浪漫幻觉，提供几乎完美的情绪价值，让女性进入爱情圈套。林致光的骗局里虽然也有自我暴露这种常规操作，但更多是语音里油腻的甜言蜜语。如此浮皮潦草的骗局不仅无法说服观众，反而再次强化了女性受害者群体的“无脑”形象。这种效果与导演的初心相去甚远。

另一处试图优化女性形象却造成反效果的情节是，女性受害者庞宁在发现欺骗自己的骗子二号许照后，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竟然深夜约对方单独见面，完全不顾双方的体格、力量差距，企图将其淹死在海里。

如果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被弱化为工具人、纸片人，是男性创作者经常被批评的问题， 那《鹦鹉杀》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赋予女性力量的时候用力过猛，太想让女性“赢”一次。于是过人的胆识变成了鲁莽， 以感情“智取”骗子变成了幼稚。

作为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作品，这些技巧不足的硬伤可以理解。而且在核心设想与现实性别文化语境的多重错位下，未能达到预期的理解与认同也是某种必然。但一次女性表达的失落并不等于完全失败。这次尝试仍旧对未来女性主义叙事的可能性路径提供了众多启示。

女性主体的确立，包括女性视角、女性经验和女性立场的在场是值得肯定的。无论“骗中骗”奏效与否，它至少提出了一种女性看待事情的方式，和她行动的方法。在十五分钟“永恒对视”中，周冉向后抽身的一瞬间，标志着受害者自我解放的成功。而打破男性叙事霸权，重塑女性情谊成为女性主义流行叙事的新方向。在多重反思下，女性复仇成了最难讲述的故事。面对暴力、诈骗，女性若想复仇，既不能靠男人，也不能靠家庭，更不能给她“开金手指”使其单枪匹马获胜，似乎唯一可行的路就是女性互助。《鹦鹉杀》中，周冉和庞宁互相鼓励、女性受害者社群情感支持，也令人物关系跳出爱情局限，体现出女性之间内在的连接。

电影中另一处带有女性主义批判意识的情节设计，有种转瞬即逝回想起却又脊背发凉的惊悚。庞宁在被网络诈骗后，重新在现实世界里交到新男友，结果通过他的手机聊天记录发现他出轨了。真真假假，真实世界的恋爱关系算不算诈骗？继续推演下去，那么婚姻呢？

男性创作者的问题通常在于，潜意识地将男性经验上升为全体人类的经验，并运用科学理性等现代话语将其定义为客观。女性作为“他者”被边缘化，男性叙事则将女性经验抹杀，以及对这种抹杀进行再抹杀。而《鹦鹉杀》决意站在女性视角，承认经验和认知的局部性，继承了女性主义创作的优良传统。

面对所有女性创作者，我总是怀有一种充满期待、不时失落却又不忍苛责的复杂心态。怎么能怪她们呢，每个女性在男权文化范式的渗透下都需要一个刮骨排毒的过程。但永远诚心祝福未来更多的女性创作者，经过一次次表达的失落与重建，在西西弗斯式与男权文化争夺意义的过程中，实现对文本与日常生活的自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