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丨疯癫与文明丨09 自然还是社会：现代社会为什么给精神病院提供了土壤？

你好，我是孟庆延。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福柯的这本《疯癫与文明》。在前面的两讲中，我们讨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体液说、元气说在人们认识疯癫过程中所起过的重要作用，或者说这是两种非常重要的、流行过的学说。我们还讨论过其实这两种流行过的学说，以及慢慢地取代了这两种学说的神经的这种学说，它们背后的底层逻辑上的差异，我们把它姑且可以理解为巫术和现代医术的差别，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玄学和现代科学的差别。我们也强调过朝向神经的这种关于疯癫的解释不等于现代科学，但它往现代科学在运动。

在上一讲的结尾，我们还提了一个问题：是不是说人们对于疯癫的认识，开始朝着科学的方向演进，就意味着或者说就直接促成了现代精神病院的出现？其实这个问题远远比大家脑子中设想的链条要复杂，甚至要曲折，甚至还要偶然。我们今天主要来讨论一下现代社会到底为什么，或者说怎么样给精神病院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我们先用很短的时间来稍稍回顾一下人类文明史上所出现过的对疯癫的认知。最早是放任不管的，觉得这是自由的一种体现，甚至会觉得这也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人，他只不过是人的一种，没有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画上这么一个鲜明的区分。后来，人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人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动物性是人性的一部分，非理性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有些人非理性会表现得非常强呢？那可能是因为这些人在道德上或者在宗教的虔诚度上出了某些问题，可以把它理解为你这个人道德水准有问题，或者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你在上帝那里所犯有的罪更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应的处理方式就是愚人船。愚人船不开往任何一个地方，它只驶向一个自由的囚笼，这批在船上的人实际上是被放逐的状态，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去向。再往后，人们觉得这些人是危险的，没有采用放逐的方式，而是非常耦合的，和历史上所出现过的麻风病以及麻风病院连接在一起，要把这帮人区隔开来，或者用福柯的话说叫大禁闭的流行。所以福柯才会说，总医院的出现不是医学问题，而是权力问题。甚至在福柯的笔下，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总医院根本就不治疗病人，而只是干什么呢？而只是禁闭病人，只是把非理性的人和其他人做安全性的区隔，是一种保护。

到了19 世纪，禁闭院还有，禁闭场所也有，禁闭制度也有，但是一个新的呼声开始出现，甚至这个呼声越来越高，就是由一批历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共同的呼吁。呼吁什么呢？把精神病人、穷人和犯罪分子关在一起，不做区分，这种事情是不能容忍的。这个是 19 世纪开始爆发出来的一种主流的声音。我们讲过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禁闭所、疗养院、总医院都是权力机制。它在干什么呢？它在把那些游手好闲的浪荡子，把那些没有工作和经济劳动能力的人，把那些犯人，把那些疯癫者不加区分地捆绑在一起，加以区隔。到了 19 世纪的时候，一大批人说这种事情是不能容忍的，会引起愤怒的。

如果你不读福柯，你会不会觉得是人们开始出现了对于精神病人的科学的认识，觉得这是一种病症，应该对症治疗，他们跟有意犯罪不一样？我们会不会脑中出现这种认识？如果你出现了，这非常正常，因为今天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面，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犯了法，一种脱罪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去做精神病鉴定，说我是一个非自主行为能力人。你是一个非自主行为能力人，就意味着你不是一个心智正常的、精神正常的人，你好像就可以免于某些刑事责任，对你所做出的某些行为的后果可能就可以规避掉了。这个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虽然这个共识也有一些争论，但总体上比较普遍。我们要区分正常人跟不正常人，而且这个区分是在生理意义上的，是在生物学意义上，因为精神病学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医学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就会发现福柯讲的完全不一样。

福柯对于19 世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呼声，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谱系学的解释。他说，其实区隔这件事情从 17、18 世纪就有了，那么 17、18 世纪的区隔来源于人们对于宗教和灵魂的判断，就是你这个人道德水平不高，是宗教的异教徒，带有特别严重的罪孽，是危险的。但到了 19 世纪，他要求把这个区隔进一步地划分，要把精神病人从里面摘出来。我们会觉得，这是不是开始尊重精神病人的权利了？福柯说，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会觉得从启蒙运动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写的人”站起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更加科学，更加理性，由此有了这种区分，我们开始重视精神病人。不是的，不是由于这种平等、博爱，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或者没有那么简单。福柯说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这帮人开始呼吁把它们区分开来，一个重要原因是说，如果你长时间不加区分，把穷人、犯罪分子和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实际上是对犯人和穷人的一种惩罚。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脑回路非常有意思，他说把这两种人关在一起是对犯人和穷人的惩罚，他是这个逻辑。

简单的说，精神病人在福柯的谱系学的视野下，那个时代出现这个呼声，恰恰意味着精神病人的这种意义上的地位还不如犯人和穷人。那么福柯说，在19 世纪，人们要求把精神病人区隔开来，重要的是因为人们会觉得疯人和精神病人实际上在过去的制度下形成了一种新的暴政的工具，就是犯人和穷人被精神病人暴政。这个内在逻辑是我们关在一起，精神病人是比我们还要危险的人。

所以这个新的政治体，一个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体，却用疯人的方式来处置我们，用不加区分的共同禁闭的方式来实现对我们这些犯过错误的人的暴政。所以，一大批人起来开始呼吁要把他们区隔开来。这种认知图示的根源不是平等、博爱和宽容，而是某种政治原因。简单来说，那个时候的一批人批判这种禁闭，你想不到他竟然是为了犯罪者的权利得到保障，而不是为了保障精神病人。所以福柯说，不同于其他禁闭者，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它的存在似乎体现了一种不公正，非理性的无差别统一被打破了。什么叫非理性的无差别统一？在这种声音爆发并且成为一种政策之前，非理性是没有差别的。所有以上我说过这3 种人都是非理性的一部分，都不是正常人，甚至一个浪荡子，一个流浪汉，一个懒散的人，都是非理性的一部分。但是从这个节点开始，非理性的无差别统一被完全地打破了。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福柯说，从19 世纪以后，贫困这件事情被从以往的道德约束中解放出来，打破了贫困的道德意涵。比方说，在过去，一个人游手好闲这件事情是不能被允许的。你为什么在你的灵魂层面主动选择了游手好闲呢？你为什么成为了这样一个某种意义上的弃子？这都是灵魂上有问题的人，它是用灵魂去来理解非理性。

什么叫贫困从以往的道德约束中解放出来呢？福柯说，人们开始意识到禁闭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特别是一种无差别的禁闭，是经济意义上的错误。必须把这种无差别的禁闭打破，把犯人、穷人、游手好闲者都区隔开来。游手好闲的人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用一套社会保障体制，现代的社会保障体制跟福利体制来保障这群人，这套体制反过来会刺激能劳动的人，能工作的人，不断地劳动和工作，来保障这帮人的最低生活，来在政治观念上实现这些人的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权。

我们今天流行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的体制，其实都含有这个意涵，这是套福利体制。而犯人呢？犯人是具备劳动能力的，所以很多文明中对于罪犯的处理，一定要让他进行劳动，像踩缝纫机、拧螺丝钉等等各种各样的劳动形式，他们是具备经济生产功能的人。

那么我们会看到，在这三种人里面，几乎唯一一种没有经济能力的，恰恰就是这些疯癫的人。因为你没有办法用某种固定的生产制度跟生产秩序来使疯癫的人进行劳动，你也没有办法去培训他们的劳动技能，也没有办法确保他们具有劳动技能之后所能够产出经济效益。

在现代的经济世界中，这群人恰恰是无法被分类的，无法在这个意义上被规训的。把他们留在社会中也会有问题，他们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系统的经济功能的实现，所以更要把他们单独地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柯讲这种无差别的禁闭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而且是经济意义上错误。所以他说，从18 世纪到 19 世纪，其实对待疯人的非人道的严酷态度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禁闭的表面理由，那些可以轻易地囊括疯人和其他非理性的人的总体原则慢慢地消失了，要区别对待。

我认为这个是福柯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有意思的，特别有洞见的观察。我们总是习惯于按照今天我们习惯了的默会的知识去思考以往的问题。所以在这一讲开头，我提出来，是不是我们觉得，慢慢人们开始用科学的方式认识精神病了，所以精神病院就出现了，所以要把精神病人从犯人中区分开来？我们会觉得这个逻辑链条在观念世界中完全成立，完全讲得通。但福柯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他说，真正构成把精神病人区隔出来的，一个是经济意涵，还有一个是恰恰是说这群人不能成为对犯罪分子的暴政的工具，他恰恰是讲了这个历史逻辑。

到了后来，有一个著名的东西叫《人权宣言》，《人权宣言》发布之后，开始进行了大调查，疯人才开始慢慢地被和他人隔离开来。即便到《人权宣言》发布的时候，以及发布之后开始进行调大调查，开始进行区隔，人们依然是觉得把别人和精神病人一起禁闭，这是对他人的侮辱，这是对他者权利的不尊重。这个是《人权宣言》和疯癫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人权宣言》发布了，疯人也应该有人权，不是这个逻辑，而是一个相反的逻辑，或者是一个你想不到的逻辑。

那么有了这样的情况，当疯人需要被单独禁闭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直接的对应他们的场所，精神病院是在这个意义上开始出现的。于是在历史现实中开始出现一种情况，首先释放各种非判刑者，就是把那些浪荡子但没犯过罪的人放出去，把犯人关到监狱里面去，这是福柯另外一本非常有名的书《规训与惩罚》里讲的。让他们改过自新，同时让他们实现经济功能。如果有确认为在神经意义上、在生理意义上是精神病人的人，就需要被送到指定医院，或者不送到指定医院，也可以把他释放。但是这里面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当一个疯人、一个精神病人被释放之后，谁来去监护他，谁来为他的行为负责任，就成了一个很长时间里面进行争论的问题。当然争论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要求疯癫者的家庭负责监管，这个就是后话了。

直到再往后，随着精神病学的发展，人们才开始从人的角度，从人权的角度，从生理和科学的角度去来认识精神病人，认识各种疯癫，认识各种包括疯癫在内的精神病的现象。由此，对精神病人也要讲人道，才慢慢地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认识。

当然在这一讲中，我们讲了精神病院是在何种情况下出现的，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我们也提到了精神病学的发展，才最终对精神病人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么精神病学又是怎么发展的？这个过程有没有那么顺利？是不是也很曲折？精神病学发展之后，对于精神病，对于疯癫又意味着什么？这个是福柯在这本书里面，在后半部分重点讲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下一讲中将重点讲的问题，就是精神病学在福柯笔下到底是如何演进的？我们下一讲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