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计是否已经穷尽？回看逻辑流推理发展史（上）

如果说逻辑流小众，可它“占用”了所有推理小说最核心的元素“逻辑”，想来应该是名门正派历史悠久，且这么多人把“心目中最好的推理小说”这一票，投给了《X的悲剧》这样一本逻辑流名作。

可说它大众吧，似乎在推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它都不是最火热的流派，专门创作逻辑流推理的作家也绝算不上多。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逻辑流——这个似乎有点曲高和寡，但又贯穿整个推理史始终的流派。

起源：短篇时代

首先，推理小说还是小说，那么最好的推理小说，一定是最好的小说吗？肯定不是。所有的推理小说，源头都是美国作家爱伦·坡的那五个短篇。1841年的《莫格街凶杀案》是史上第一篇推理小说，尽管当时还没有“推理小说”这一概念。

《莫格街凶杀案》是典型的密室杀人，它影响了后世那些专攻“不可能犯罪”的诡计流作品，虽然通过奇怪现场，进行逻辑分析，最后抓到凶手的整个过程不可谓不逻辑，但我们依然不能就把它当成逻辑流推理的鼻祖来看待。

因为逻辑是所有推理作品中一定会有的，而判断一部推理作品是否是“逻辑流”，看的是它最重要的阅读乐趣在哪里。

Who、How、Why——如果说推理小说的阅读乐趣有三原色，那么这就是它的三原色，分别代表了三种最常见的推理小说阅读乐趣。

Who，即意外凶手。阿加莎·克里斯蒂最著名的那些作品，走的就是意外凶手的路线。诸位可以回忆一下，当我们提到《东方快车谋杀案》《罗杰疑案》《ABC谋杀案》这些作品的时候，是不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没想到凶手竟是ta”？

How，即意外手法。同为黄金时代三大家，约翰·迪克森·卡尔的作品当数这一审美体系下的王者。他所有的作品重点都在不可能犯罪的手法上，整本书要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凶手是如何办到的”。

Why，即意外动机。在黄金时代，动机多少仍算是推理小说的附属品，如阿加莎、卡尔等人的作品中，谋杀动机无外乎经济纠纷和爱恨情仇，不会有太多意外之感。但到了社会派大行其道的时代，谋杀动机便站到了台前，松本清张、东野圭吾等人的作品之所以让人后劲十足，原因也在于此。读者会通过他们的故事，去思考人生中一次次选择和无奈。

以上三种，已经包含几乎所有推理小说的阅读乐趣了，那么逻辑流呢？

根据日本评论家饭城勇三的说法，以奎因为代表的逻辑流，追求的并不是“意外的真相”，而是“意外的推理”。我认为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有点为了突显逻辑的重要性，而刻意压低逻辑流推理其余的乐趣。逻辑流是意外的推理没错，但并不和意外的真相矛盾。很简单的例子，《X的悲剧》中的侦探确实奉献了独特而精彩的推理过程，但他的真凶身份难道就不意外吗？

所以，如果要给逻辑流作品的阅读乐趣下一个定义，我认为饭城勇三在《埃勒里·奎因论》中另外一个观点要更加恰当。他说：奎因“国名系列”中的挑战，并不是“你能推理出事件的真相吗”，而是“你能做出与侦探同样的推理吗”。

简而言之，逻辑流作品不是填空题，是问答题。你不能靠猜直接填写答案，而是要给出解答的完整过程。

以这个定义去回顾爱伦·坡的五篇小说，我们可以找到的源头是1842年的《玛丽·罗热疑案》。

玛丽·罗热是巴黎一家香料店的店员，因为过人的姿色和风流韵事，在巴黎小有名气。这样一位美丽女子的突然失踪，引起了巴黎人民的热切关注，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在失踪三天后，有人在塞纳河里发现她残缺不全的尸体，凶手作案手段异常凶残，整个巴黎城瞬间闹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当时最大的政治事件都无人问津。警察局做出了非同一般的努力，甚至高额悬赏，并发布公告不追究自首的同谋犯的刑事责任，却依然不能将此案侦破。

这是爱伦·坡的《玛丽·罗热疑案》这篇小说的主要谜面，故事最后，名侦探杜宾凭借着各种报纸对这一事件的不同角度的报道，经过自己的逻辑推理，足不出户就发现了真凶。

《玛丽·罗热疑案》开创了安乐椅神探的模式，足不出户，仅凭口述、报纸等旁证，就可以还原案件的真相，这和读者仅通过作者表述的文字同步进行思考、推理是一样的。

读者和侦探看到的线索是相同的，也都没有介入故事，和嫌疑人、案发现场有天然隔阂，这种模式可以说彻底把读者拉到和主人公侦探一样的起跑线，目的就是为了公平竞争，看看能否还原侦探的推理。

更为神奇的是，这篇《玛丽·罗热疑案》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在发表这篇小说时，真实的案件还没有破解，等破案后，大家发现事情的真相居然和爱伦·坡的小说基本一样。

可以说，天才的爱伦·坡在给出逻辑流推理的第一篇范本时，也在无意中把逻辑的力量做了一次展示，如果说日后有人还认为一本虚构小说可以有穿越现实的力量、纯粹的头脑风暴可以办到这么多警察出动都没有办到的事情，《玛丽·罗热疑案》就是最好的证明。

安乐椅神探模式太适合短篇了，所以在短篇时代，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安乐椅侦探。在推理小说还没有开始有流派之分的时候，它们就代表了当时最正统、最本格的推理小说模式。

其中最著名的是奥希兹女男爵的《角落里的老人》，虽然奥希兹女男爵最著名的作品也许是《红花侠》系列，但《角落里的老人》是推理史上非常特殊且无可撼动的短篇系列。在这些短篇中，这位脾气暴躁的老人，把解密当成纯粹的乐趣，他的行动力几乎为零，仅仅靠记者带来的报纸和侧面口述，就找出了真相。

这种沿袭自《玛丽·罗热疑案》的安乐椅模式在这位老人身上进化到了极致，他只是一个案件的评论家，并不关心人情世故，也不在意社会问题，推理出答案之后，警方会不会去抓捕凶手也不在其考虑范畴内。《角落里的老人》把原本应该丰满的小说压成了像素，只保留最核心的解谜过程，但因为整个逻辑推理的过程确实公平且优秀，它当之无愧成为了安乐椅神探的代表作。同一时期的尼禄·伍尔夫、思考机器系列，尽管也在有意突出逻辑的重要性，但都没有《角落里的老人》那般纯粹。

当然，短篇时代绕不开的作品是《福尔摩斯探案集》，福尔摩斯自称擅长使用“演绎推理法”来进行破案，作品中也有一定程度的逻辑流，但归根结底，福尔摩斯的故事还是偏冒险的故事。这是在当时更为流行的推理小说形式。

我们不谈《冒险史》这个名字，光从后期福尔摩斯的标题《The Adventure of the ……》，就能看出作者的创作旨趣。

不过在福尔摩斯和华生握手后，就推理出他来自阿富汗，以及每次见到委托人后都会炫技般指出对方的职业，应该是我们大部分读者第一次真正见识到“逻辑流”的魅力所在吧。

辉煌：长篇时代

1920年，福尔摩斯的冒险故事把推理小说带到了全世界。而在推理小说内部，一场重要的进化正在发生——长篇时代来了。

我们在专栏中无数次提到过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它是伴随推理小说长篇化而来的第一个高潮。无数经过短篇推理小说熏陶的年轻作家开始拿起笔，写出更为复杂、奇诡和多变的推理小说。当篇幅拉长后，小说的人物也愈发丰满，主题越来越深刻。

推理小说长篇化的最大受益者，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她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作品中复杂又难解的人情纠葛，就非得用十几万字才能表达出最佳的效果。

那长篇化之后最受限的是谁呢？我认为就是以安乐椅神探为代表的第一代逻辑流作家们。

安乐椅神探，仅凭口述、报纸报道等，就能推理出案件的全貌，不用亲身去现场，这同时也意味着篇幅写不长。你不可能写一本长篇小说，主人公侦探就在一个场景吧？而且他不去任何现场，还要通过十万字才能破案，是不是看上去也就没那么天才了？

篇幅和体裁的变更，迫使逻辑流推理必须迭代。在奎因出场之前，有另外一位他的美国前辈做出了回应，他的名字叫范·达因。

因为生了大病，范·达因必须卧床静养，为了消磨时间，他阅读了两千本推理小说，并于192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作品《班森杀人事件》。

那一年，阿加莎凭借《罗杰疑案》彻底家喻户晓，在阿加莎的创作概念中，“公平竞争”一直不是她优先考虑的事情，她把推理小说视为游戏，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读者感到意外——你尽管去猜，能猜到真相算我输。《罗杰疑案》就是她的宣言。

在以阿加莎为代表的推理作家看来，读者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做出和侦探一样的推理，读者只需要享受就行了。

不可否认，这是最原始也最动人的阅读乐趣，但推理小说的特点就是它不止一种阅读乐趣。《班森杀人事件》就把推理小说中的另外一种阅读乐趣——和侦探一样破案，通过长篇的方式回归到读者面前。

范·达因之所以在今天依然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他在推理小说长篇化之后，重新给出了“逻辑流”能够立足的方法。从《班森杀人事件》开始的六本小说，尤其是《主教杀人事件》《格林杀人事件》，他不仅给出了范本，而且质量奇高，是可以和市面上所流行的诡计流小说、冒险小说正面抗衡的。另外，他还制定了“侦探小说二十守则”，这二十守则至今还在被津津乐道，很多新的推理迷将其奉为圭臬，认为推理小说就应该按照这个守则来进行创作。

其实不然，当时市面上最主流的推理小说没有一本是根据范·达因的守则来创作的。范·达因这个守则，不是在规定所有推理小说的写法，而是在保护和定义他所代表的“逻辑流推理”的写法。当时，还没有诞生逻辑流这个概念，而范·达因又想告诉读者，他所写的推理小说有“公平竞争”的乐趣，读者可以像侦探一样，做出推理，破解案件，所以才会写出这样一份守则和声明。

范·达因的贡献已经很大了，但也到此为止了，他此后的六本长篇小说，质量极速下滑，但好在，不管是代表美国的作家，还是代表逻辑流的作家，都有了一位更好的继承者，那就是埃勒里·奎因。

1928年，一对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表兄弟曼弗雷德·李和弗雷德里克·丹奈，用三个月的时间，以埃勒里·奎因为笔名和笔下主人公侦探的名字，合写了一本小说，参加了当时的一个侦探小说征文比赛。次年，这本获奖作品《罗马帽子之谜》出版了，属于埃勒里·奎因的时代也来临了。

3个月一本书，这个写作节奏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在两人双双辞职的1932年，他们就一年写了四本书，这是他们的奇迹之年，也是我们开头提到的《X的悲剧》诞生的那一年。

奎因初期的写作风格很明显受到范·达因相当巨大的影响，从书名《XXXX之谜》就能看出来，他们对待推理小说的态度和范·达因一样，恪守规则，充满形式感。而这个系列9本“国名”加“物品”的小说，被称为“国名系列”，是逻辑流推理最重要、最具代表的系列。此外，在同一时期，他们还创作了四本“悲剧系列”，同样是逻辑流的经典之作。

短篇时代安乐椅侦探“智力大于冒险”“口述也能推理”的模式，在奎因的小说中最大限度地得以保留，《X的悲剧》中第一个案件，侦探雷恩先生就是通过萨姆巡查官的口述得出的真相，整个氛围、形式感、推理方式，都是《角落里的老人》的升级版。

而范·达因在长篇逻辑流作品中引入的名侦探形象、创作守则，也在奎因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得以完美呈现。说直白点，要不是奎因真的完美践行了“二十守则”，还写出了优秀到没人能质疑的作品，范·达因可能会沦为孤芳自赏的“笑柄”——他给出了规则，自己却没能在这个规则内做到最好。

但不管怎么说，奎因吸收了短篇时代和前辈范·达因的养分，在推理小说长篇黄金时代站稳了脚跟。当然，他做的并不只是传承而已。在国名系列中，帽子、粉末、鞋子等现场的关键道具被拿来当成推理的切入点。

“奇怪的现场+正常的推理=意外的结论”，这是国名系列的逻辑公式，也是饭城勇三所说的“你能做出与侦探同样的推理吗”的最佳范本。

奇怪的现场：奎因交代清楚了，甚至在书名中就告诉读者，注意看这个道具，它是最关键的。

正常的推理：当最后揭晓谜底的时候，所有读者都会承认，这些推理我们也会。所以发出的感叹不是看完阿加莎小说之后的“这真是想不到啊！”，而是“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意外的结论：这是最难的，因为当你公平到这种程度的时候，还想写出意外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奎因在这一时期赋予逻辑流推理的能量就是，当他完成了前面所有公平的事情之后，还可以堂而皇之地“挑战读者”，最终真相的意外性丝毫不弱于阿加莎的意外凶手和卡尔的意外手法。

第一时期的奎因用“国名系列”和“悲剧系列”这两个几乎无法再逾越的逻辑流巅峰，告诉读者和同行，逻辑流推理的长篇可以这么写，也应该这么写。而如果要给疯狂的第一时期奎因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就不能脱离短篇集《七只黑猫》。

最适合逻辑流展现的舞台自然还是短篇，在证明自己有能力处理好长篇逻辑流之后，奎因回归到逻辑流最舒适的短篇领域，以纯粹的安乐椅神探方式和前辈们做了一次对决。这是一本质量非常高的逻辑流短篇集，是万花筒，也是教科书，作家奎因和侦探奎因一样，用最公平的方式不仅和读者，也和同行们，做了一次较量。

至此，逻辑流推理从爱伦·坡写出《玛丽·罗热疑案》确定模式，到短篇时代在坡的基础上出现各种安乐椅神探，再到1926年范·达因通过“二十守则”和数篇小说把它带入长篇时代，最后在黄金时代最辉煌的时候，由埃勒里·奎因将其打磨至大成。

这近一百年的推理小说发展史中，创作逻辑流推理的作者并不多，因为在推理小说刚刚开始诞生、探索、发展的时候，很少有人能抗拒写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也更加简单的意外凶手、意外诡计。把推理小说还原成公平的竞技，把乐趣全部倾注到“推理的全过程”，似乎并不是在初期应该做的事情。但好在这么多年里始终有人在坚持这样的创作道路。

时光飞逝，黄金时代落幕后，推理小说本身又迎来了剧烈的变革，在经历社会派、硬汉派的洗礼之后，读者的审美被重塑了，他们对于“本格推理”的要求变得更高。

对现代的推理读者和作者来说，始终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诡计是否已经穷尽？

这简直是一个奢侈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背后，代表着“已经有相当多数量的优秀推理作品出现了”，阿加莎写了那么多意外凶手，你还能写比她更意外的吗？卡尔在《三口棺材》里都写了“密室讲义”了，你还能写出新的密室诡计？

这些问题，在黄金时代是不太有人问的，因为一切都刚刚开始，诡计俯拾皆是，但现在，时代变了，一百年前的作家写“意外凶手”“意外诡计”更简单，对现在的作家来说却是举步维艰。

于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把目光转向逻辑流推理，从爱伦·坡到奎因的这条路，原来看是荒漠险路，现在看，充满潜力。

下一期，我们继续顺着逻辑流的发展历程，去看看奎因的接班人——“日本的奎因”们，以及新本格时代更多元的逻辑流玩法，当然，还有中国的逻辑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