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你是否也感叹假期不够用?假期它总是少的,也总是过得快的。
这些年,我们在旅途中似乎开始无暇顾及,也没有多少兴趣留心车窗外的风物了。高速的移动让人来不及观察窗户,目之所及,转瞬即逝。也因为停靠时间的加速缩短,使人几乎看不清站名。一路奔波,当车厢终于慢下来,驶入目的地车站,假如碰巧有地铁与车站连接,不必出站,在站内即可转入地铁,接着就是地下一程。而这自然是看不见地面的,在那里,风吹脸庞,人车涌动,建筑高低起伏。
“景观空间”,终究还是转变为了“地理空间”。所做的、所准备的一切,只为到达目的地,其他都算是无关紧要的多余之物。所谓“旅途风光”“旅途风景”则是专有旅游路线的产品,近在身边的车窗,没人关心。
兴趣广泛的19世纪作家约翰·拉斯金说,“它把人从一名旅客变成了一件活着的包裹”,乘客不是乘客,而只是被塞在车厢——或者叫某种“集装箱”——的物。火车则是那个发出巨大哐当轰鸣声的黑乎乎器物。窗户是那个唯一表示乘客还跟土地和空气有关系的设置。拉斯金的比喻用来描述当下的火车和速度,大概也是适宜的。那么现在,让我们这些“包裹”聊一聊火车的窗户。
在载客火车运营之初,嵌在车厢两侧铁皮内的窗户吸引了乘客。
据说,作家福楼拜在某次铁道旅行前夕,整夜都没睡。他打算把自己熬到疲惫,如此一来,上了火车就能够睡一路。历史学家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写《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引用了福楼拜的这段轶事,他认为福楼拜是“以便能完全感觉不到是在旅行,但他又无力应对包厢的窗户带来的那些景色”。如何应对不了窗户外的景色?是因为风物多姿多彩,应接不暇,还是光线闪烁,睡不觉,不得而知。不过福楼拜在1864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吐槽了坐火车的体验,唯有糟糕可形容,因为他说的是:“在火车上,我简直无聊透了,我只在上面坐了五分钟,就闷到简直想咆哮。人们可能会认为,那是一条被落在包厢里的小狗。才不是呢,那是福楼拜先生,他在呻吟。”他和同时期的许多乘客一样,感受不了路面变化,远离了村庄,呼吸不了树丛、河畔和建筑附近的空气,也无法像坐马车那样随时能叫司机停下,整个人就像被塞进一个封闭集装箱。乘客一上车就慌张、恐惧,坐一段路,身体就有呕吐和眩晕等不良反应。
我们都知道,在车厢前进中,司机是固定向前看的,乘务员和餐饮服务员因为需要不停走动,也会实时调整目光。乘客没有这些事务,他们需要的只是坐在或躺在某个空间,直至目的地。
为了减少无聊,乘客发明了一些解决办法。比如,结伴坐火车、跟陌生人搭讪聊天,再比如像福楼拜一样计划闷头大睡。有的识字人群则看书读报,以此打发时间,有意思的是,坐火车阅读在当时被普遍视为危害身体健康的“不良行为”之一,因为在疲惫的身体之上加重了大脑负担。在今天看来这当然没有多少道理。
除了这些办法,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动作,那就是转头,看向车窗。与车厢内几个小时都没有变化的乏味单一相比,窗户外精彩多了,凡途经的地方都可成为景色风光,况且不知下一秒还会出现什么有趣的东西。按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公共领域的关系》中的说法,乘客望向窗外这个简单的动作,还能缩短目光停留在其他乘客身上的时长,从而增加一点私人空间,减少不知所措的尴尬。于“社恐人”而言,窗户简直是个上乘避难所,静悄悄地躲在靠窗户的位置上,看向窗外,思绪飞扬,不用与人说话,更不必因为坐在中间或靠近过道的位置而必须随时准备给人起身让座。
奇怪的、充满争议的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讲过一个黑格尔式笑话。一个波兰人和一个犹太人同坐一辆火车,脸对脸,波兰人变得很焦躁,一刻不停地盯着犹太人看,如鲠在喉,终于他忍不住,冲着犹太人喊,质问犹太人是如何“榨空别人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齐泽克的笑话:你听过那个关于黑格尔和否定的笑话吗?》收集了这则笑话,齐泽克本人大概是得意的,因为它阐释了“在我们寻找真理的路上,碰巧遇到了真理本尊”,具体是怎么回事,这里暂且不表,就说这笑话把波兰人和犹太人安排在同一个车厢且“脸对脸”确实比较精明。火车的座位设置在所有陆路交通工具之中最奇特,除了卧铺和包厢,其他客运车厢的座位一般都是相向设立的。笑话选择火车,最能制造波兰人和犹太人的紧张氛围。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个笑话完全是在瞎扯,假如不是双方都有交流的欲望,没有哪个乘客会尴尬地“脸对脸”并坚持上几分钟。但凡有一个人一直看向窗外,无视周围在发生什么,这个笑话假设的处境恐怕都不成立。
或许欧文·戈夫曼说的是。乘客被车窗吸引,主要是因为帮助他们转移视线,多一些自由自在的个人空间,不然面面相觑,手足无措,无话可说。关于过去乘客被车窗外风物吸引,在坐火车早期历史中未必有其事。
毕竟,火车这机械器物是庞大的、高速的,坐在其间,透过窗户能看到的无非是转瞬即逝的地点、场所、树木、山坡和河流。哪怕早期蒸汽火车速度每小时三四十公里,在尚未被完全火车化的乘客眼中也是极速的,他们的身体和眼睛都还没适应这快速变化的移动,作家雨果就曾形容他从火车车窗看到的——“路边的花儿已经不是花儿了,成了斑点,甚或条纹,红的白的;所有的点都没有了,全部变成了条纹”。而这还不过是在19世纪30年代。大小高低之间的转换迅速,使乘客来不及看个究竟,刚在琢磨刚才看见的是什么,窗户上的画面已经切到下一个,其速度之快,超出了一个人的接受和处理能力。那么,此时望向窗户外,能看见什么呢?一些闪烁的、断断续续的画面罢了。
当然,人终究在不断地适应火车和车厢,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火车化。乘客终究有一天能把窗户外的世界当作可欣赏的景观。
让我们看一张19世纪的绘图。
这是法国画家古斯塔夫·多雷的作品,三等车厢和它的乘客。这是否是他本人一时兴起随意画了几笔,未可知,因为这线条没有他给《神曲》《堂吉诃德》做的插图饱满。简单的勾勒使人无法看清乘客的面庞。他记录的是人物群像,乘客不是某个具体的、有故事情节的人,而只是群像的构图要素,是可替换的、可复制的。有的戴着工帽斜躺在座椅上,有的在弹奏乐器,有的在闲谈,有的望着小孩,有意和小孩玩耍,此起彼伏的说话声和乐器声在喧嚣的车厢里弥漫开来。
在右侧,车窗旁,有一个男子左手扶着车窗边框,借力支撑侧着的身体,向外探出了头。窗户敞开,风的呼啸声、列车和铁轨的哐当声交织在一起,彰显了这现代器物的非凡速度。当列车经过一段并不那么笔直的铁轨,车厢会随着弯曲的路线左右摇摆,此时望向窗外看到的,除了沿途的风光景物,还有神奇的车厢在不规则舞动。所见所闻都太新鲜了。这个男子探头幅度之大,大概让他能把外面的世界“尽收眼底”,我们或许可以猜测,他是激动的,看到了多少,他的好奇心就有多少。
在摄影师王福春老先生众多火车照片之中,也有探头照片。1998年,在通辽到集宁的火车上,他像往常一样拿出了设备,和硬座车厢乘客热烈地交谈,快到曲线拐弯之处时,他把镜头放在车窗外,按下快门,记录下愿意配合他的乘客。
凉爽的风拍打在他们脸庞,灿烂、欢快。
再来看一张绘图。1899年,它刊登在法国《画报》杂志,作者匿名。
工作员提了瓶子,端着托盘,朝我们的方向走来。在视线近处,乘客手捧读物,其中二位抬起头,目光跳开了已经摊开的书本,彼此似乎有眼神交流。再往远处看去,另一节车厢是餐车,飘着桌布,乘客或低头吃饭,或望向同一张桌的同路者,大约有一些交谈。车厢在铁轨上快速移动,没有人看向窗户。当然,绘图的作者试图表现的是整个车厢,画到车窗这一块,必然不能留白略了去,也不能涂上一团黑了事,得画上点什么,让观者知道这是车厢而不是室内餐馆或其他封闭空间。这就有了窗外的蓝天白云,一片绿地、一条河。
实木座椅和门窗显示,这是一班豪华列车,或者至少是一班普通列车的豪华车厢。乘客识字,随身携带书报,衣着讲究,应属那个年代的精英人群无疑。此时是欧洲的19世纪,工业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们甘愿接受进步主义,而1914年“一战”的爆发终结了这个年代,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它被怀念过去的人讲述为“黄金年代”。由一本法国杂志刊登的这幅绘图,可以说,正是“黄金年代”巅峰之时的某种表现。至少能说,在绘图作者的脑海中,火车上的乘坐场景是接近此种印象的。且不说车厢内的报纸、书本、装潢、服饰,连乘客的眼神和坐姿也透露着一种无处不在的松弛感。他们端庄地坐在购买的一等车厢位置上,举手投足,淡定自如,既不激动,也不紧张,大体上,没有放肆说笑,没有来回走动,对飞驰而过的他乡风物也没有什么兴趣。看得出来,他们坐火车如一日三餐,唯有这经验,才可能做到“无视”周遭的人、物和速度。假如他们中有人东瞧西望,甚至坐不住,比如目光被窗外吸引了去,那么此时,谁是这节车厢的“局外人”或“闯入者”,一目了然。
以上似乎说明,豪华车厢是“正襟危坐”的,其他车厢是“众声喧嚣”的。而这符合了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也就是一等座的乘客在看书学习,其他车厢的乘客在睡觉、闲聊。这毫无道理可言,苦读的读书人一般都在二三等或硬座车厢便是例子。当然换作今天,这些想象都会失去基础——集体埋头刷手机才是遍布每个车厢的真实景象。
造成这种差别的,其实不过乘车经验罢了,或者也可以叫作人的火车化程度。
文学者陈建华在《文以载车》中描述火车进入中国早期的场景时谈到,20世纪初,“震耳欲聋的呼啸,飞驰而过的速度,对于一向崇奉牧歌美学的中国人来说,神经真的受不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文学界一位“新感觉派”新人备受文坛攻击,有作家为他辩护,于是写了文章,以超过4页的篇幅来剖析这个新人的一个句子。这个句子便是“沿线的小站像石子似的被忽视了”,辩护意见认为,如果把这个短句中的“默杀”分开,“默”和“杀”都充满暴力感,虽然接着评述的是如何把物的速度转换成语言,但是毫无疑问,现实基础是这个新人被火车的速度震撼到了。这种震撼还可能有暴力的成分在。陈建华回顾20世纪初中国乘客和路人对火车的反应,也有此意,凡铁道所到之处,都散发着人们的恐惧。
画家丰子恺先生谈坐火车是能作为一个例子来讲的。他在《车厢社会》中说,以前总听人讲“火车快得邪气,坐在车中,望见窗外的电线木如同栅栏一样”。他听了这话得知,火车好像是一个“炮弹流星似的凶猛唐突的东西”,所以十分害怕,结果等他后来看到了火车,也坐了火车,感叹“原来不过尔尔,天下事往往如此”。接着,他经常坐火车,专选靠窗户的位置,因为“可以眺望窗外旋转不息的远景,瞬息万变的近景,和大大小小的车站”。
但是他说这是第一个时期。到第二个时期,一切都看厌了,他也不看窗外的景色了,带一册书上车,“不顾环境的动静,只管埋头在书中”。到此,他也成了一个熟练的乘客,对窗内窗外都失去了一探究竟的兴趣。当然,他还有第三个时期或叫阶段,看书也无法解决坐车的无聊了,于是去观察“车厢社会”,人间百态,开始变为观察者。若是你对观察其他人和物没有兴趣,还是只甘愿被观察,这个阶段的参考意义就不大。
有意思的是,乘客与那个随车快速移动的窗户之间就这样演变着,从恐惧,到靠近,再到抛弃。人们先是消除了恐惧,接着又消除了好奇心,自此以后对火车已经完全“祛魅”,没有什么是神秘的,也没有什么是新鲜的。
沿途纵有非凡的风物,又有何奇怪!
在熟练的乘客眼中,若不是以某种“观察者”的优越感去“猎奇”、去“评判”某些被视为落后或原生态的风光,对窗户外的好奇心仿佛就只能算是一种应该被抛弃的剩余物。
如今,火车加速了,其速度在铁道上空前未有,在“祛魅”的基础上再“加魅”。人类学家马克·奥热在《非地点》中说,“不久前,火车的速度还没有快到可以阻止好奇的游人辨认出路过车站的站名——但当今高铁的出现使其变为不可能,好像对于当今的旅客而言,一些文本已经作废了”。文本的作废,是速度使然。火车的加速使乘客与外部世界的隔离加重,能在窗户外见到的,只剩下远处的、移动比较慢的无趣景物,近处的、原本可以瞧见某些细节的风物,以及由此带来的体验和感受都丧失了。但是,假如把时间拉长,实际上在19世纪,还在火车时速三四十公里时,乘客就认为窗外只有转瞬即逝的点和线,此等形容,现在听起来算是夸张的了,试问这种慢腾腾的速度如何会让人看不清窗外?不,这在当时未必夸张。乘客原本就具备接受火车化的潜力也未定,所以到奥热这里,“不久前”指的是乘客已经全面接纳火车速度的阶段,而不是早期。
奥热讲,如果一个地点是具归属感、关系性和历史性的,那么不具归属感、关系性和历史性的空间则规定了一个“非地点”。此处给出的假设是,“超现代性”产生了非地点。当然地理学家段义孚更强调经验对地点定义的重要性,他的《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即是一例。火车的高速前进使他们两个人的不同显得都不那么关键了,因为不管个人经验如何,似乎都与车厢难以建立联系了,它太快了,快到必然是“非地点”,或叫“非场所”。
然而,再快的速度,乘客大概终将都能适应,并且这适应速度也在加快。而这加快也意味着,好奇心也被要求加快消失,一个乘客唯有快速表现出对器物、景物、速度和有关火车一切的某种“淡定”,才被视为所谓熟练的乘客,不然就可能沦为“没有见过这世面”的笑料。
假如摄影师王福春老先生还在世,今天去坐火车或高铁,要再拍出乘客和窗户的画面可就不可能了——莫名其妙的大爷!据他本人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其实也会遇到阻碍,比如车长担心他是在曝光什么,往往都会客气地把他让到软卧车厢。结果,他还是背着相机串来串去。车长十分不解,“给你软卧,你不休息,到车厢里串什么?”所以有时,他为了不打扰车长,下了这趟车,又上了那趟车。
那么,在换乘途中,他还是可能关注到车窗,因为那里随时都有人的身影。1995年,他在西宁火车站就拍过一些,比如下面这两张。
地面上,商贩推着小推车、抱着箱子、举着托盘,都装有本地的热饭热菜。窗户边,乘客伸出头问他们都有什么吃的、怎么买。若是谈得好,买卖就算达成了。也没有谁担心有人拿了钱撒腿就跑。要说在火车站这欺骗比较集中的场所完全没有人买东西上过当,也不是事实,不过单就这种在车窗边完成的买卖来说,可能确实没有多少欺骗,顶多是缺斤少两、饭菜口味差。
他们望向窗户的那一刻,是激动的。
一个更熟练的乘客,应当不受他人眼光的限制,有兴趣了,就凑过去看看窗外。只要本人喜欢就可以了。同样重要的是,当他/她看见有人好奇地望向车窗外,不会投去诧异或评判的眼光。没别的,只是喜欢窗户。
没有什么好奇心是过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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