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雄兵出击》：何以为史诗巨制

2021年上映的《长津湖》至今仍雄踞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作为该片联合执导之一的陈凯歌并未尽兴，再度聚焦“抗美援朝”，且有雄心打造一部更加宏伟的长篇巨制——《志愿军》，对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做深情的回望与致敬，对新中国成立74周年做崇高的献礼与高歌。

不同于《长津湖》系列对一场战役的重点描绘，《志愿军》将通过三部曲、全景式、多维度的方式，和以往抗美援朝题材的影片作出最大区别，甚至就其历史还原、制作规模及故事体量而言，该片极有可能从一部商业电影跃升为具有文献意义的历史大片和恢宏壮阔的史诗巨制。

何谓史诗？即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或英雄传说的叙事长诗。从“历史事件”和“英雄传说”两个视角出发，或可说明陈凯歌“从影40年来最为艰苦的创作”——三部曲首作《志愿军：雄兵出击》，何以成为一部史诗。

壹

宏观与微观：历史事件的因果设计

举凡历史事件，总有前因后果。尤其是涉及一国之生死存亡的重要战争，更要把因果置于叙事的首位，否则那些横飞的炮弹与血肉，人性的残酷与考验，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解释它的因果是重中之重。这也是为什么陈凯歌要不厌其烦地用近半小时篇幅，讲诉抗美援朝的缘起。哪怕这段颇有“流水账”“冗长”之嫌疑，他也不得不为之，否则整个三部曲会失去合理的根基。

为了让宏观的历史背景变得真实可感，影片设置了一些微妙的台词，让个体诉求与集体愿望合二为一，使抗美援朝成为一件合乎全国人民利益的必要事件。

第一处台词来自海清饰演的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林巧稚。作为群众代表之一，她受邀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毛泽东问她为什么白天没来。她说，白天接生了八个新生儿。毛泽东又问她，“如果敌人的飞机把炸弹扔到了你们协和医院，你会怎么做？”林巧稚说：“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所有的孩子们。”主席问其他代表的代表。众人纷纷表示，愿意以命守护中国的新生儿。

新生儿既是新中国的隐喻，更是新中国的未来。一场对话，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揭示了抗美援朝的必要。

另一处动人的台词来自战场。王骁饰演的志愿军38军军长梁兴初，执行任务时，未能按时到达熙川，延误战机，遭到彭德怀怒斥。

向来悍勇的军长，终于解释道：“我听说熙川有一个美军团，我想准备准备，准备结实了再打。我想尽量减少伤亡。我们牺牲的人太多了，太多了……战士们仗都已经打到看见新中国了，看见好日子了……”

彭德怀听了，沉默片刻，而后说道：“牺牲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你不付，就是儿子付，孙子付。我们这辈人，一身血，两脚泥，还是我们付吧。”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难得发生这样具有人情味的对话。梁兴初的为难，说明了战争的残酷。这也是抗美援朝之艰难的具象体现：中美差距过于悬殊，无异于飞蛾扑火。但“火势”太大，已经危及家园，“飞蛾”没得选，哪怕以身饲火，也要以血肉凝成的江河扑灭大火。

还有一处台词发生在联合国安理会现场。章子怡饰演的翻译官唐笙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李晓对话。她问李晓挂起来的钥匙是什么。李晓说，那是她家的钥匙，像一个信物，仿佛钥匙在，家就在。唐笙说，她也想有一把这样的钥匙。对于常年在英美工作的唐笙来说，中国就是她的家。

她想回家，是因为见识到了中国外交官伍修权在演讲中所展示出来的大国自信与力量，遭受的屈辱与反抗，未来的希望与决心。想回家，就是要抵抗外辱；想回家，就是想守护中国。由此，外交场合也与朝鲜战争产生了必要的呼应与同一主题下的共鸣。

至于影片的主体，那些山林伏击、村庄混战、生死穿插、夜行渡江、雪原轰炸等多种空间、时间、风格都极具差异化且分外残酷的战争场面，更是粗中有细：有装甲坦克的骁勇无敌，就有一个小小的燃烧瓶被拼命扔进坦克的牺牲；有领袖及一众青史留名的历史大将，就有一些未曾留名的小兵，他们的每一颗子弹，每一次战斗乃至每一种死亡，都是这场战争的见证及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陈凯歌时时将笔墨泼在具体的角色、对话及细节上，就是要使得影片在宏观建构历史的必然性时，也有微观上的创作来支撑整个事件的书写，使其从宣教科普转为具体可感的故事，使得遥远的历史叙事能够链接当下的情感体验，最终让战争具备法理上的正义与来自人的温情。惟其如此，《志愿军：雄兵出击》才能脱离战争片总是“为战争而战争”的窠臼，成为一部更具史诗品质的佳作。

贰

真实与虚构：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在宏阔的历史战争题材电影中，如何塑造人物是一道难题。因为历史不可更改，这就要求留名史册的人物尽可能还原，又不能全然搬运史书，否则何必创作；同时，还要有合理的虚构，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安置真切可感的人物及情感，与那些不可动摇的历史交相辉映。

这道难题，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让历史人物降格为扁平的符号，虚构角色成为悬浮的摆设，战争片就只剩“战争”，而丧失了“片”的价值。

当然，对陈凯歌而言，这不成问题。《志愿军：雄兵出击》的人物群像在虚实之间游刃有余，甚至颇有华彩。

首先是一批据史实而来的真实人物，用以支撑整部电影的叙述骨架。特型演员唐国强、刘劲等人继续出演毛泽东、周恩来等这些领袖角色。他们的经验、气质及神韵，早已让自己与角色融为一体，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全国观众普遍认可为领袖的银幕化身。因此，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观众的“入戏”成本，是让观众沉浸到那个年代的不二法门。

除了特型演员，陈凯歌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些“明星”演员，为其赋予意想不到的历史荣光。

如“演技之神”王砚辉，在《我不是药神》《烈日灼心》等作品中饰演犯罪分子相当传神。此次，他在《志愿军：雄兵出击》中挑战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一角。

从演员扮相到说话腔调，从身份地位到现实情境，王砚辉与观众迅速建立了“契约”，使人信服，同时还在历史人物身上添加了罕见的人格魅力。正如他在训斥梁兴初军长时的那番话，生在这个年代，为了和平总要付出代价，“我们这辈人，一身血，两脚泥，还是我们付吧。”

“舍生卫国”的道理用这样的方式讲出来，远胜呆板的说教，既为历史的正确，又成人物的辉光。

还有今年“狂飙”不止的张颂文。他饰演的伍修权率队首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亮相联合国，一番慷慨陈词，斥责美国野蛮侵凌，强调中国的正义与不屈，这一名场面的塑造正是演员之功；以及黄晓明饰演的第38军113师师长江潮，兼具诙谐与奋勇，带师队千里奔袭，脱裤渡江，种种演绎，极为精彩，俨然一大将军，令人笃信不疑。

类似这样的历史角色，演员各各撑得住，立得稳，何谓英雄，这就是英雄。

此外，在史实中，陈凯歌创造了几个虚构角色，带领观众走进历史的纵深处，以一种平视的视角引领观众闯入战场内外，去感受70年前那场战争的惨烈与烈士的英姿。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当属辛柏青饰演的志愿军参谋李默尹。一部波澜壮阔的战争史，上至领袖，下至士兵，近到北京，远到联合国，需要一个角色将各类场景、角色及情节贯穿起来，这就是李默尹的戏剧功能。

他从最初的论战就掷地有声地驳斥了归国军工专家吴本正，哪怕中国抗美，犹如小儿挑战世界拳王，但为了生存，中国也唯有殊死一战，别无他途。之后，李默尹跟随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游走于后方与前线，参与并见证了几乎每一场重要战役，真真切切地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与志愿军的英勇。

这个角色纵然是虚构的，但他身上凝聚了若干真实老兵的经历与精神，是那个年代无数无名英雄的缩影。

此外，不得不表的是片中最惨烈的那场战斗——松骨峰阻击战。以三连连长和指导员戴如义、杨少成、孙醒为主的一群年轻战士，他们以百人之力，与美军鏖战数小时，连续击退敌方五次进攻，三连几乎全部打光，最后枪托、刺刀、石头、牙齿全部上，被燃烧弹打中就跃出阵地与敌人同归于尽，战至山头都被炮弹夷平，仍有数名战士从尸堆中举手，仍愿再战。

松骨峰战役被作家魏巍写成了那篇著名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历史上那些有名有姓的领袖、将军，更是那些无名的士兵、百姓，即每一个中国人。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传记，一部宏大壮阔又无所不包的史诗传奇。

叁

史诗还将继续

三部曲第一部《志愿军：雄兵出击》围绕抗美援朝第一次、第二次战役展开。第二部会添加新角色，如63军李想、傅崇碧等。第三部的时间线始于和平谈判，边打边谈，上甘岭战役、板门店停战谈判等内容将在此终章重点呈现。

在第一部的彩蛋中，朱一龙饰演的李想登场，他正是虚构角色李默尹的儿子，李晓的姐姐。作为一个虚构角色，他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当他在战场上与父亲、妹妹相遇，又会迸发怎样的火花，这家人的命运委实牵动人心。

全景式的战争场景继续铺展，聚焦于一个家庭的情感羁绊又会让战争有了重心和容易为观众当作情感投射的焦点。

第一部虽承担“破题”的重担，需要用很大篇幅解释战争缘起，而不能像其他同题材影片那样“单刀直入”；但这仍无碍于陈凯歌用出色的创作能力，达成宏观与微观的互动，真实与虚构的交融。

《志愿军：雄兵出击》的史诗性，不仅体现在恢弘的战争场面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复原，更体现在将战场内外每一个人物，都视作英雄般动情的描写与歌颂。

当那些被军衔、身份与地位笼罩的角色，当那些倒下去的无名英烈与穿梭在战场上每一个付出热血的中国人，一一具备了人的情感与真实，这场惨烈的战争也就拥有了别样的温情，仿佛在“反战”“和平”等主题之上，更增添了纪念与缅怀的意味。

这是陈凯歌镜头下的志愿军，一个以脆弱的飞蛾之姿，誓要扑灭酷烈大火的正义之师。牺牲从来都不是理所应当，除非它作为代价，守护的是整个祖国及下一代的和平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