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这条水道本身是怎样一种情况

辛德勇: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这条水道本身是怎样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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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与中国文明关系紧密:它是农业社会形成的根基,在此之上又形塑了中国的历史与思想;另一方面,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数千年来一直在适应、治理、利用黄河。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辛德勇的著作《简明黄河史》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近日,“我的黄河史研究——辛德勇新书见面会”在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举行。该书的作者辛德勇现场讲述了他在史学研究上的初衷及著书的思路、心得。

《简明黄河史》在辛德勇旧作《黄河简史》的基础上大幅增订而来,该书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认识、开发和利用黄河的历史过程、黄河河道的变迁、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演变历史以及黄河对中国历史的重要影响。与旧版相比,此次出版的《简明黄河史》除重绘全部历史地图、补充黄河及黄河流域文物高清照片近30幅外,还增加了“淘尽古今人物去”一章。

仅仅是对黄河河道变迁的研究,就相当复杂

中国人谈到黄河,往往以“母亲河”称之。辛德勇说,“母亲”一称用到这里,当然意味着某种渊源。对于他本人而言,首先联想到的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其次是文化发达程度较高和政治制度相对比较优越的区域。然而若是对这些内容逐一展开论述,那就写成了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政治史。

因此,辛德勇表示,“不管推展开来看黄河历史的内涵何等丰富,其基础却都是黄河本身。反过来看,认识黄河本身的历史演变过程,乃是研究相关区域经济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必备条件。所以,要想写出内涵丰富的黄河史,要想写好伴随着黄河的演变而发生、发展的诸多历史事项,首先还是需要认明黄河自身的变迁过程;至少是它的变迁大势。在这个基础上,再具体地落实黄河和黄河流域对相关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实质性的内在影响。”

那么,黄河这条水道本身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辛德勇认为,黄河不仅是一条很大的大河,流程很长,流域面积也很大,而且河道改徙的频繁程度、游移的范围及其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哪一方面都无不规模巨大,举世罕见,“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对黄河河道变迁的研究,就相当复杂,需要花费巨大的功力。幸好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前辈们在这方面已经做过很多工作,可以说业已具有相当丰厚的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我才能够比较自如地把握总体脉络,通过这本小书向大家讲述黄河变迁的基本历程。”

文明之源,借用的正是河流水源的概念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黄河和黄河流域就是其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地带,是其历史舞台的中心区域。黄河这条大河,其河道的移徙迁改,幅度很大:入海口北至今天津附近,向南则袭夺淮河下游入海;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同时并行多条下游河道,可谓游移不定,横扫黄淮海平原。辛德勇指出,不同的河道分布状况,对于在其南北两岸生活的人们来说,就是完全不同的区域地理环境,宛如进入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

在《简明黄河史》一书中,辛德勇承用了很多前人既有的成果,但其中也有很多他的新看法。比如在承用前人既有成果最多的河道变迁部分,其中山西、陕西两地之间在龙门以下河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河道变化过程,就完全出自他个人的研究。

黄河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影响,首先突出地体现在经济方面。这就是黄河冲积而成的中下游平原地区,在上古时期最早得到了较深的开发。从地理区域角度看,这个问题,可以概括地表述为中国古代的主要经济区或者“基本经济区”的问题。在唐代以前,这个主要经济区或“基本经济区”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特别是下游地区,可是到了南宋以后,却不可逆转地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一转变的地理背景,前期是黄河冲积平原土壤的肥沃和温带气候对于早期人类开发活动所提供的便利,后期则是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中原人口的南徙使南方亚热带地区的农业生产潜力充分显现出来,但其中转折的契机,则是南宋建炎二年之后,黄河河道由北入渤海改而转向东南夺淮入海,而且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长期持续多条河道并存,还每一条河道都很不稳定,动荡不已,这就严重破坏和妨碍了淮河以北地区的农业生产。这就是黄河变迁对历史发展的关键性影响。

辛德勇进一步介绍,经济基础之上生长出来的是文化。关于中华文明的源地,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它最初兴起的地点,学者们有过很多论述。在当代中国,某些考古学家主张的“满天星斗”说最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为广泛。然而这一观点明显存在一个逻辑悖论——这就是源是唯一的,唯一也就意味着排他。从这一意义上讲,所谓“满天星斗”,也就意味着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源头。因此,在《简明黄河史》一书中,辛德勇专门讲述了历史时期寻找河源、认识河源的曲折历程——文明之源,借用的正是河流水源的概念,道理也应该与之相同。

在辛德勇看来,这个中华文明之源,只能从情况比较清楚的后世向前追溯,追溯这些文明的上源,而不是盯着今日中国版图的边界,从上往下看着遍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来论中华文明的源头,“按照这样的认识逻辑,这个文明之源只能是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特别是黄河下游平原上。”

在这里,辛德勇书中所举述的标志性要素,是先秦诸子产生与传播的地域,“我认为先秦诸子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先民最精粹的思想,在上古时期,没有其他任何要素可以取代它的地位,而后世的思想文化都是由此延伸下去的。所以,先秦诸子存在的地域就是一项具体而又实在的表征,表征着中华文明上源所在的区域。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诸子,无一例外,都是产生于黄河流域。在这本小书里,我就是以先秦诸子为标志,对黄河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作了简要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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