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人情》：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就有制度，制度是历史的容器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就有制度，制度是历史的容器

点击进入喜马讲书频道页>>>

精华笔记 

《制度与人情》是一本从制度角度来解读古代历史的图书，并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古代政治。

该书首先提炼出古代政治制度的四大基本特征。

第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充满保守色彩，同时又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保守，说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超级稳定。有很多衙门，一旦设置了就废除不了。就算职权一直被其他部门分隔夺走，机构本身也不会轻易裁撤。随着现实发展变化，旧制度如何适应新形势呢？决策者不会对旧制度彻底洗牌，而是对原有架构小修小补，赋予一些在原来体制中不起眼的部门新的职权，让它们在旧体制中适应新形势。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绝大多数皇帝在制度层面上没有建树，皇帝换了，王朝变了，制度没有大变。当然，古代政治制度也不是绝对不接纳新事物。像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等极少数帝王，顺应形势发展，在制度建设上大破大立，让这套制度适应新形势，保持长期平稳运行，不能不说其生命力之强。

第二，政治制度广度有余，深度不够。

古代制度把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包含了进来。大家所能想到了各种问题，都能找到相应的负责的衙门。但这些制度不追求数量上的、内在的精细化。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因子。比如，明清两朝留下的档案卷帙浩繁，保存了大量的财政信息，但是这些海量的资料，从来没有按照合乎科学逻辑的、完整的方式加以编排。这就导致，朝廷的财政管理，很大程度上是“纸面”上的管理，对于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往往视而不见，勉强维持着政府的正常运转还可以，要向精准的现代财政发展就不可能了。

第三，古代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道德色彩浓重。

大家把道德评判摆在第一位，把发展和绩效排在后边。这在古代政治最重要的两个领域：财政和司法方面，体现最为突出。古代皇帝常常以各种理由减税免税；发生大灾难了，最需要用钱的时候，也往往“小灾小减，巨灾巨减”，根本不考虑国家的财力情况。清朝康熙时期宣布“永不加赋”，被传统社会视为一大“仁政”。清朝的士大夫对此念念不忘，看作是一个“大德政”，丝毫不考虑人口增加和财政支出的关系。清朝后期财政情况非常糟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已经过时的不合理做法。中国古代司法，离现代法治精神十万八千里。“息讼”是古代官员的重要考核指标。十个人来打官司，如果你能把九个人给劝回去，你就是一个好官；如果你把十个案子都判得很好，你也不是一个好官。为什么？因为那说明你治理的地方民风不好，老百姓就喜欢打官司。这是父母官教化做得差。

第四，古代政治制度充满人情世故。

所谓人情世故，说的是对体制里的官员来说，比当官更重要的，是要会做人。许多正式制度里规定要办的事情，实际上要通过非正式渠道才能完成任务。许多办不成的事情，也不能当面回绝，因为这会得罪人。

上面的这四大特点，还是古代政治制度的微观特征，本书还总结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两大宏观特征，第一是行政主义的倾向，第二是“下有法而上无法”。

首先，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存在严重的行政主义倾向。

就是以行政力量为中心，流程做足，文书要饱满，具体什么情况反而不去关心。比如司法的实践，无论从初审、复审到终审，还是平反、昭雪，都是在司法系统内部一层层的公文流转、审批。到最后变成了满足制度当中的一些形式主义的要求，为了满足一些法律条文而去制造“案情”，而不去深究实际上发生了什么。

行政主义倾向，导致古代官员不去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去实地调查，而是迎合体制运转本身的要求，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体制的立场上去处理实际工作。在此之中产生的许多怪现象，比如为了监督行政绩效，防止腐败贪赃，历朝历代都有反腐败、防惰政的措施，甚至是机构。可在行政主义倾向下，新措施、新机构往往产生新的问题，自身的腐败和效率问题就让人头疼，就别提反腐败了，最终往往是“防弊之法有尽，而舞弊之事无穷”。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第二个宏观特征，中国古代政治，看似制度齐全，但是缺乏深层次的共同价值观，也缺乏对权力所有者的制约。

这种对下严苛，对上却缺乏约束的政治形态，根源出在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的集权思想。秦朝就靠细密严苛的法令，整齐划一的资源调度统一了天下，后来继承这套制度的汉唐元明清，条文之繁复，规章制度之细密，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这个制度的顶端形成了绝对的皇权专制，皇帝几乎无法无天。在对皇权的约束上，皇权随意扩张，生杀予夺。在现实制度里，没有力量能阻止皇帝的一系列破坏性做法。最终，社会各阶层表面上相安无事，实际上认同感、凝聚力并不强。到了王朝后期，亡国之君任意妄为或者举止失措，忠臣干将们却不能纠正皇帝，眼睁睁看着王朝覆灭，而民众也很轻易就放弃了之前的统治者，而拥抱新的政权。这就是最典型、也是最极端的例子。

到了近代，西方列强来了，那些繁密的制度没法让中华民族凝聚起来。清王朝在一次次战争中落败，不断沉沦。制度没能激发中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反而是束缚了人们的手脚。究其本源，就是“上无法而下有法”，所谓上无法，就是不受约束的君主权力，所谓下有法，就是细密严苛的法令进行统治。当时的中国，表面有许多制度，实际上认同很弱、一盘散沙。这个古代政治制度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它表现出来的严重问题，就很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书           名：制度与人情

作           者：张程

主    讲   人：张程

主讲人简介：文史作家

主           播：李锐

策 划  编 辑：郑涵  王雨

总    编    辑：赵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