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回忆录：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只是不敢反抗传统

1920年前后，一艘游船某天缓缓驶进马赛港的码头。历经三个星期的航行，甲板上的人们探着身等待上岸。张幼仪也在人群中。这是她与徐志摩分别一年多后，第一次出国与丈夫团聚。前一夜，她还躺在船舱中辗转难眠。同船的游客打趣说：“你丈夫要你去真是太好了。”匆匆应下的张幼仪无言以对，她心里清楚，她是被婆家送去的，为了提醒徐志摩对家里的责任。

船还未靠岸，张幼仪一眼就从人群中认出了徐志摩。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色丝质围巾。张幼仪没见过西装革履的徐志摩，但这并不妨碍她认出他。“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中，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儿的表情的人。”

张幼仪有些出神，许是太久没见，久到她都快忘记他一向是那样，正眼也不瞧她一下的样子。张幼仪回忆说，她这一辈子都在和像徐志摩一样有学问的男子生活，她的父、兄皆如此，但他们从没这样对待过她，“唯独我丈夫如此”。

尽管坊间已经流传有许多关于徐林的爱情佳话，又或徐陆如何向旧传统发起挑战，但鲜少有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的声音。与徐志摩眼中那个固守传统的妇女形象有所不同，张幼仪还是家中第一个没有裹小脚的女性，也是那个在传统框架下求学求知的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最初于1996年在美国首次出版。在繁体版出版之际，“曾经有人对本书对徐志摩的形象可能造成的伤害提出质疑，张邦梅表示，她只是记述了张幼仪的故事和感受，让她也有讲话的机会”。时隔多年，两个人的故事不应该始终只有一个人的声音。对于两人的关系，身处其中的张幼仪也有自己的观察。她又会如何讲述他们的故事，如何追忆属于她的人生？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安之如仪》，篇幅原因，较原文有较大幅度删减，文中图片均由出版社提供。

“所以呀，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

我头一次听到我丈夫的名字，是在十三岁那年。爸爸妈妈在 我放假从学校回家的时候，把我叫到客厅，交给我一只小小的银质相片盒。

“这是做什么用的？”我想知道。

他们说，看看他的相片。我打开盒子，瞧见一张年轻人的照片，他的头大大的，下巴尖尖的，还戴了副圆圆的金丝边眼镜。爸爸想知道我对照片里那个人的看法。我一言不发地盖上盒子。自从大姐算过命以后，家人一直期待这一刻的来临。我转向爸爸，小心翼翼地回答：“我没意见。”根据中国当时的传统，情况就是如此：我要嫁给家人为我相中的男人。

他叫徐志摩，是四哥帮我发掘他的。四哥在担任浙江都督秘书的时候，有一部分公务是视察当地学校。几个星期以前，他到杭州府中学堂视察的时候，对其中一个学生的作文印象极为深刻。这篇文章题为《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将梁启超的文笔模仿得惟妙惟肖。梁启超是当时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二哥的朋友兼同僚。四哥后来告诉我，他翻过数百份模拟梁启超文 章的学生作品，但此前没有一篇捕捉到他文字间那种优雅的文白夹杂风格。

这位年轻作者的书法也透露出不凡的才气。四哥细看他写的每个字形，留意到字“骨”——也就是笔法的劲道，或是毛笔每写一画、一钩、一折时在纸上所用的力量——显示出他有坚定的目的和方向；“字”气——也就是字的自然神韵，这种神韵只有 在一个人受过几年书法训练以后，适时摒弃所学才能达到——表达出他的眼光和操守。

四哥打听了这位文章如此令他难忘的年轻学子的来历，得知他是当地一个有钱好人家的独生子。四哥无须知道更多，当天晚上就寄了封署本名张嘉璈的介绍信给徐家的当家，提议徐志摩与我成亲。信寄出去没多久，徐志摩的父亲就亲自回了封短笺，同意了这门亲事，因为四哥在当地已经博得声望，而且恢复了我们家家境富裕、受人敬重的名声。徐志摩父亲的短笺写得很简单：“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

这就是徐志摩和我订婚的由来。

我和徐志摩结完婚，在婆家住了几年以后，有个用人告诉我徐志摩第一次看我照片的情形。他把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

所以呀，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可是就算后来他思想变新了，他还是不敢反抗传统。所以，他听从父命与我结婚。

在家人考虑正式为我和徐志摩订婚以前，得先找个相命的人 来家里合我们的八字，看看我们是不是相配。我坐在妈妈和相命婆中间，忐忑不安地等着聆听我和徐志摩未来的命运。相命婆盯着她的相命图。“我喜欢这家人，”她说，“是非常好的人家。”

她端详着那张相命图，开始给妈妈解说出生年份里的玄机。徐志摩生于1896年，比我大四岁，生肖属猴。唐朝有位皇帝派唐僧到印度取佛经的时候，挑了孙悟空这只猴子同行，好完成这项重大任务。这迷人又逗趣的猴子，是第一个被佛教徒崇奉为神的动物。可是相命婆说，猴子也可能变得狡猾和丑恶。我的生肖是鼠，象征勤劳与富足。老鼠是专捡烂东西的动物，它们会寻找、获得、囤积丰富的食物。不过，老鼠也可能出现胆小和吝啬的行为。

相命婆深吸一口气，直截了当地向妈妈说明。“我必须告诉你的是，属鼠的和属猴的人在这门亲事里不配。”她宣称，“要是你女儿属狗就好多了，狗是忠实的象征。”妈妈不安地说：“我这两个最大的女儿，老大要到二十五岁才能结婚，老二又和男方不配。”

我差点儿听不下去她们两人的谈话。我想知道出了什么岔子，但不敢打扰妈妈和相命婆。是我哪里有问题吗？还是徐志摩哪里有毛病？相命婆说我们不配，是什么意思？妈妈摇摇头，差点失去耐心地看着我说：“我们怎么办哪？你们当中总有一人非赶快嫁掉不可。”

妈妈沉默良久以后，才耸耸肩膀，摆出一副认命的样子说：“我们得做我们该做的事。”结果相命婆把我的生肖从鼠改成狗，生年也从1900年改成1898年，然后宣布这门亲事是天作之合。我家人把这消息送到徐家，略而不提我的生肖被篡改的事。一个星期以后，徐家把象征婚姻坚贞不渝的一对鸳鸯送到我家门口，家人接受了这份礼。这就是正式订婚了。

围绕在我婚姻中的不幸，是我这一生的一大未解之谜。我始终纳闷，那个相命婆在把我的生肖改成狗以前，到底从相命图上看到了什么噩运？她事前就知道我们会离婚吗？而且我从来都没搞懂，为什么相命婆帮大姐算命的时候，妈妈听了她的话，轮到给我算命的时候，妈妈就没听，难道她认为我嫁给一个不适合的对象没关系？徐志摩和我不顾相命婆的不祥预测而结婚，是命运使然吗？

“我们之间的沉默，就从那一夜开始”

在西方婚礼中，新郎新娘是最有面子的人，他们在一个地方或站或坐，由来宾趋前向他们致敬。中国婚礼的情况恰恰相反，来宾才是接受致敬的人，新郎新娘必须向他们磕头。磕头的全部过程是这样：磕头者先双膝跪地，然后把两臂搁在前面，头着地面之后再起身。

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徐志摩和我站在两张红色太师椅前，向每对坐在椅子上的来宾磕头，有人会从一长串名单上念出他们的名字。因为要磕头的对象太多了，我们没办法完全自己来；其实我们身后各有一人帮忙推我们下跪，再拉我们起立。推下去，拉起来；一遍又一遍持续了好几个钟头，我都认不出谁是谁了。

婚礼结束后整整一个星期，我两条腿痛得差点儿没法子走路。

1911年，中国从君主专制变成共和政体，可是中央政府羸弱不堪，全国土地受到各地军阀的控制。1915年，也就是我们结婚那年，军阀之间起冲突是家常便饭。就在我们结婚当天，硖石乡间打了一场小仗，所有开往上海的火车都被取消，谁也没法子回到城里。一听到这消息，许多男客都在喜酒之后离开礼堂，与上海的办公室联系。四哥、徐志摩的父亲，还有他们大多数的朋友都是银行家，这些人当天晚上有一半时间都花在拍电报告诉他们的助手，他们第二天不会到办公室。徐家人不得不订下镇上的旅社房间，又租下另外两间房子给所有过夜的来宾住，这种大阵仗以前从没在硖石发生过。既然大多数来宾要留宿，大家都熬到很 晚还不睡觉。

到了闹洞房的时间，一大堆人都挤进洞房。闹洞房是个非常老式的习俗，新娘坐在房间正中，来宾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试探她的脾气。当徐志摩的亲戚朋友在我四周走来走去戏弄我的时候，我得坐在洞房中间，什么话都不说。要是我哭了、笑了，或是开口了，就会被认为脾气不好。

“唱个歌来听听吧！”一个人说。

“我们让她跳支舞吧！”另外一个人说。

“乖乖，你好丑啊！ ”有个人说。“大家瞧瞧这双大脚。”又有个人说。

他把我的裙子撩到脚踝上，好让每个人取笑我的大脚。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由他去闹。徐志摩的一个朋友甚至提议大家看看我内裤的颜色，幸好徘徊在我身边保 护我的哥哥弟弟阻止了他们，要不然我是招架不住的。这种戏弄持续了几个小时，大部分过程徐志摩都没看见，因为他进进出出和不同的人插科打诨去了。说句实话，我觉得参加婚礼的每个人得到的乐趣都比我多。

大约清晨四点的时候，客人突然之间都离开洞房了。我累坏了，一个人在那儿坐着。才过了大概五分钟，徐志摩就进来了，后头还跟着好几个用人。其中一人把床罩子拉到床尾，在床中间铺上一块白丝帛。堂姐告诉过我，第二天早上我要展示这块布上表明我是处女之身的证据。其他几个用人帮着把我从椅子里扶起来，带我走到梳妆台前，准备为我的新婚之夜梳理一番。

我很快就准备好了。我那略带檀香味的头发松垂在肩膀周围，用两只玉梳向后固定；除了披上薄薄一层绣着鸳鸯的红丝袍以外，身上再无他物。用人离开洞房以后，我就转向徐志摩。

他身上也脱得只剩最薄的一层丝袍，而且充满期待地站在房间那头注视着我。初次与他独处，我很想跟他说说话，大声感谢命运的安排。我想说，我现在是光荣的徐家的人了，希望能好 好侍奉他们。可是正当的做法是由他先向我开口，所以我就等在那儿。

当时的我年轻又胆怯，也许一个新式女子会在这个时候开口，一对新人就此展开洞房花烛夜。可是徐志摩一句话都没对我说，所以我也没回答他。

我们之间的沉默就从那一夜开始。

“不三不四”

徐志摩放假回家以后，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不闻不问，特别是我哥哥还是他的朋友，他显然也对我娘家很满意，可是他为何如此待我？

有时候，他伸着腿坐在院中长椅上读书，我就和他坐在一起缝东西。他会对某个用人说：“给我拿这个。”对另外一个用人说：“抓抓我这里。”可是从不与我交谈。

当时我太年轻了，不知道要怎么样应对，所以我就保持沉默。我想，如果他不想和我说话，我也可以好几天不言不语。我对婚姻所求为何？我不求爱情，也不求浪漫，可是我所求的东西肯定比我现在拥有的——缺乏容忍和漠不关心——要来得多。徐志摩从没正眼瞧过我，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我一辈子都和像他一样有学问的男人——我的父亲和兄弟——生活在一起，他们从没这样对待过我。唯独我丈夫如此。

有些日子的早上，尤其是碰到好天气时，徐志摩没交代一声，就不见人影。我从一个用人口里得知，他乘着轿子去徐家在东山上的一栋房子了。虽然我从没上过那儿，可是我晓得从那山顶可以望见一座女石像。根据当地的传说，有个妇人的丈夫到海 外经商后一去不复返，她登上一座可以眺望大海的小山盯着海面瞧。她守候丈夫的时间太长了，被泪水沾湿的身子最后变成了坚硬的岩石。当地人就给那座山取名叫“望夫山”。所以我假想我到过山上那处所在。

这时候，我才了解阿嬷说的“不三不四”是什么意思。

我本该是个有双大脚的新式女子，徐志摩却当我缠过脚似的对待我。他认为我观念守旧，没受过教育，所以不喜欢我。然而，对老太太来说，我又不够传统。有双小脚的她每天待在女眷室就心满意足了，而我却想到硖石街上一探究竟。阿嬷和妈妈对我许过种种愿望，可是我既不像妈妈梦想我会变成的太阳姐妹中的一个，也不像阿嬷想要我变成的月亮姐妹中的一个。

徐志摩回家以后那几个星期，老太太一直紧盯着我。有一天 吃午饭的时候，我没有胃口，她就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然后以肯定的语气说：“你有喜了。”

她会比我先知道这件事，可真奇怪！可是结果被她料中了。怀胎头三个月，我害喜相当厉害。但从第四个月起，我能感觉到孩子在动的时候，就开始盼望肚子里是个男孩。

我已经告诉过你，中国的女人是一文不值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人死的时候，是从阳世转到阴世。女人、阴性、月亮，以及所有被动和幽深的东西，都属于阴界；男人、阳性、太阳，以及所有强势和崇高的东西，都属于阳界。

你可能觉得这么分有失公平，可是中国人认为，只有男性——儿子、孙子、曾孙，还有永无止境的后继者——身上才有阳界祭奉阴界祖先的适当成分。好好敬奉祖先，并且维持阴阳界 平衡是很要紧的事，要不然死者会离开阴界，变成孤魂野鬼侵犯阳界。而我们女人只有依靠为夫家生育子嗣，才能保住在阴阳两界的地位。

这就是中国人喜欢男孩，尤其是长子的原因了。记得我听说过，乡下地方有个小老婆生了个女孩以后，非常担心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就要产婆立誓保密，把女儿打扮得像个男孩，一直到事情再也无法隐瞒为止，中间经过了十五个年头。你能想象这种事情吗？虽然我也想要个儿子，可是随着怀孕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自己发誓，如果我生的是个女娃儿，我不会那样对待她；也不会把她的八字别在襁褓上，然后把她丢在田野里，让发现她的人把她当童养媳马上嫁掉；更不会把她的脚缠起来和限制她求学。

生产的时候，我晕了过去，可是没人叫醒我，他们懒得叫。后来我是因为生下儿子，产婆尖叫“是个男孩”才醒转过来。通常，以前乡下人不会这样子，因为他们不想让神明知道家里生了男孩，否则神明会把他带走。

我公婆极为激动。他们送了一堆红蛋出去，向大家宣布徐家的新生子嗣来人间报到的消息。我躺在床上听他们庆祝，觉得大为宽心。能把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带到这世上，真是有福气！我一见他就很疼爱，祈求他会在我老的时候善尽孝道，让我安享晚年。

子嗣的问题既然解决，徐志摩就得到父母许可负笈海外了。1918 年夏天，我们的儿子出生还没多久，他便离家前往位于马萨诸塞州渥塞斯特的克拉克大学攻读银行学和社会学。他和大多数初为人父者一样，好像一方面觉得得意，一方面又有点儿害怕自己的儿子。然而，他对我的态度还是一样。当我向他告别的时候，他仿佛早已远去。说不定，他从来就没待在那儿。

“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1919年春天，中国得知了在巴黎协商的和约条款：作为同盟国之间秘密协定的一部分，山东将被割让给日本。中国多年来对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憎恨，因为同盟国背信弃义事迹的败露而被触发。1919年的5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有大约三千名学生举行了一场群众示威活动，要求政府拒绝接受和约条款。他们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还我山东！”“抵制日货！”

第二天，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加入了当地的示威行列，广泛的抗议工潮也随之形成。爱国主义的浪潮就此席卷全国，数以千计的工人碰面讨论抵制日货事宜。6月5日这天，上海大约有两万名工人号召罢工，这事件波及许多企业，日本人拥有的一些棉纺厂也跟着遭殃。

老爷暂时关闭了上海的几家店铺，待在硖石家中阅读报上的报道。学生和工人最终赢得了斗争的胜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同时表示中国不接受这项和约。

从欧洲回来的二哥对示威活动的成果感到兴奋。后来他问我：“徐志摩来信要你去了没有？”

我摇摇头。

他说：“他这么久没写信给你， 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

二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大概一年以前徐志摩对我说过一些话，那时我还没怀孕。他说，全中国正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愈发屈从于旧习俗。他好像被关在笼里的动物那样踱来踱去，说他要向这些使他无法依循自己真实感受的传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

我记得我虽然对他这番说辞感到吃惊，可是我既不担心，也不懊恼。我小时候听说过的离婚事件只有在女人失贞、善妒，或没有好好侍奉婆家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当然，这些事情我都没做过。我还听说，女人离婚是件丢脸的事，娘家会不想让她回去，所以她只有三个选择：卖娼、出家和自尽。我不相信徐志摩会逼我走上这几条路，我了解他的背景和家庭。

所以，我既没有仔细听他说什么，也没把他的话当真。我以为他只是准备去西方了，所以假装表现得很西化。

可是，听二哥这么一说，徐志摩的话又在我耳畔响起。看到一波接一波的学生示威活动，我明白徐志摩说的没错：一场推翻传统的运动正横扫全国。我以为徐志摩没有写信给我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他不认为我想去西方，再者就是他不能把我这“乡下土包子”带出国。

徐家人非常保守，所以不想让我到海外。他们认为我应该待在家里，信奉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当然，他们这么想有一定的理由：一个啥事不懂、又啥事也不想知道的女子，比起时时在求知、老想知道更多事情的女子好管太多了。可是这是过时的观念了。他们并不明白，如果我晓得一些事情的话，对他们的孙子会更有好处。如果我读些书的话，就可以将所学传授给我的小孩，做个更称职的母亲。

趁徐家人慎重考虑我该不该去西方的时候，我乞求老爷给我请个老师。老爷的哥哥有几个还没出嫁的女儿也想求学，我就和这三个年纪比我小的女孩一起上课。徐家决定让我去和徐志摩团聚的时候，我已经读了一年书，但这个决定和我进一步的学业没有一点儿关系。我想，我公婆之所以决定送我出去，是因为他们也怀疑徐志摩出了岔子。他放弃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业跑去欧洲，已经让每个人大吃一惊了。他的来信中透露出不安和忧郁，令他的父母感到忧心。

我为愿望的达成感到欢喜，只是得把两岁的儿子留在公婆身边。另外，徐家让我得跟着某一家人一起成行。男人单独远行已经不妥了，女人单独这样做就是涉险。幸好有个从西班牙领事馆来的中国家庭准备前往马赛，于是我们搭上同一艘轮船一起旅行。一路上我完全不用照看小孩，只是坐在自己的舱房里。

夜里，我躺在船舱中的床上，琢磨着第一眼看到徐志摩的时候要有怎么样的举动。想起我与他之间长期保持沉默，我心情非常沉重。我和婆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已有五年了，却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的丈夫。我试着告诉自己，我们之间的距离还不至于隔得太远。在船上，我记起自己辛辛苦苦跟着老师上课的情形，心想也许徐志摩会注意到我现在的学识有长进。我也盼望能到西方努力求知，学习英文。

三个星期以后，那艘船终于驶进了马赛港的码头。我在甲板上探着身，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我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同时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色丝质围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服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儿的表情的人。我们已经很久没在一起了，久到我差点儿忘了他一向是那样正眼也不瞧我一下，将眼光直接掠过我，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他说他想看看巴黎，于是我们就从港口直趋火车站。连坐火车的时候，我们也很少交谈——大概稍微谈了点儿我旅行的经过和婆家的情形。我们抵达巴黎的头一站是家百货公司，他和售货小姐帮我选了些外国服装。而我从硖石的商人那儿千挑万选、上岸前一天晚上小心翼翼地在船舱里摊开打算穿的衣服，全都不对劲儿了。

我不晓得徐志摩讲的是哪国话——我猜一定是法文，虽然我不认为他懂法文——不过，他和正在为我挑衣服的售货小姐聊了起来。他一边摇头，一边冷冷地上下打量着我说，不行，那件洋装不好。另外一件怎么样？他把洋装贴在我身上——这是我抵达欧洲以后，他第一次碰我。

当我看到镜中的自己穿着那袭修长的洋装，感觉到腿上那双线袜的触感和脚上那对皮鞋的紧密时，我都不认得自己了。我们还买了一顶帽子搭配这套服装。到欧洲的第一天，我穿着新衣，和徐志摩一起照了几张相，寄给老爷和老太太，让他们看看我们一同幸福地住在异乡的模样。

接着，我们又搭乘飞机由巴黎飞往伦敦，那飞机小得我非与他双膝交叉对坐不可。以前我从没搭过飞机，因为晕机吐在一个纸袋子里。我并不害怕，那只是因为空气不好，机身又颠来颠去的缘故。我吐的时候，徐志摩就把头撇过去，嫌弃地摇着头说：“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

话才说完没多久，他也吐了。事实摆在眼前，我带着小小的怨气，轻声说：“哦，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在欧洲时，跟朋友在一起的徐志摩总是那么样的快活，但我能看出他特别喜欢狄更生，虽然我只看过他们两人在一起一次。我看到他手舞足蹈，听到他言语中满是崇敬。当他送走狄更生返回屋里面对我的时候，又露出全然不屑的神色。

于是我对徐志摩起了反感。虽然他从不辱骂人，可是平常一到晚上，他就不高兴看到我在那儿。当阳光普照、他不必和我长时间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对我摆出平和甚至愉快的态度。到了黄昏时分，某种忧郁的神情仿佛无可避免地降临到他脸上。当黑夜来临，他向朋友道过晚安之后，他好像又敏锐地察觉到了我们厮守的命运。自从我到欧洲以后，我们又自然而然地成为没有感情的夫妻。

有一次，他和我一起躺下后，他的呼吸声不但没有缓和下来，反而因为觉得挫折和失败而扬起——在这世界上，他最想做的事便是摆脱我，却败给了我的肉体，并对我们要在一起这件事感到气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