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成“JingJinJi”？为何京津冀城市群注定成不了下个长三角或珠三角？

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1个特大城市为核心，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呈现出庞大、多核心、多层次的特点，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

时至今日，世界公认的城市群有6个，分别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及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而在国内，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对“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进行了明确要求：

“促进城市群发展为抓手，全面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发展壮大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等城市群，培育发展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城市群。”

这也意味着，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上，将会有19个如雨后春笋般的城市群出现并最终成型，推动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

而在这19个城市群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相比于其它城市群，三个城市群不仅都位于东部沿海，都有一线城市作为核心，而且都曾经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一鸣惊人，比如珠三角深圳的异军突起，长三角浦东新区的一日千里，以及京津冀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

但相比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京津冀作为以首都为核心，两个直辖市为引领，以东北、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为腹地的城市群，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巨大优势下，非但没能弯道超车，后来居上，反而被长三角和珠三角越甩越远，望尘莫及。

那么，为何会出现如此尴尬的情况？难道真的就是因为南方经济远超北方的大环境？静夜史认为不全是这样。

在静夜史看来，京津冀作为北方最大的城市群，之所以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面前相形见绌，根本原因在于历史上的京津冀与繁荣发达失之交臂，今日的产业模式又让内部彼此难成体系。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京津冀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冀中南地区灿若繁星的县级行政单位就是昔日京津冀经济基础雄厚的最好证明。

然而，作为中原地区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历史上的京津冀地区又是民族融合最剧烈的区域，一马平川的地形让各方势力有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现实可能，京津冀的经济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拉锯中涅磐重生。

然而，每一次的动荡，也是人口大规模南迁并推动江南甚至岭南地区开发的历史契机。而当南方人口逐渐超过北方，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在一次次的文明碰撞后文明突进并开始入主中原，经济重心也在两宋交际之时彻底南移，从此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南辕北辙。

由于元明清大一统时代，北方依然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激烈对撞的主战场，所以经济发展依然有心无力，北京成为“天子守国门”的政治核心，南方则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逐步繁荣。

再加上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断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广州、泉州、杭州等近海地区成为举足轻重的经济重心。

清朝前期，苏杭地区成为中原王朝的经济中心，广州则在闭关锁国的国策下成为无可替代的“天子南库”。

再加上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在河流运输方面的地理优势，所以经过上千年的经济积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骑绝尘并不奇怪，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自诩“绅士”的英国殖民者野蛮逼迫清王朝打开国门，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5处为通商口岸，实现了当年马嘎尔尼打开清朝国门的战略目标。

作为横行全球的日不落帝国，英国迫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商品经销市场和原料产地，作为工业革命所需。这种利字当头的选择，也吻合了当年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现状。而英国野蛮的“五口通商”要求，也在客观上将上海和广州等沿海地区率先卷入英国主导的国际市场。

对于上海和广州而言，这种被迫的开放客观上起到了捷足先登的作用。虽然10多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在《北京条约》中再次迫使清朝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但上海与广州的近代经济无疑已经渐成气候。

而彼时的北京，作为清王朝的都城，受限于统治阶级的保守，不愿作出对外开放的尝试。即便是由于沙俄的作用导致“万里茶路”商贸重镇张家口的盛极而衰，北方经济重镇天津的异军突起，北京也依然没有成为经济中心的思维。

清朝灭亡后，东南沿海作为列强渗透最彻底的区域，其经济也最发达，天津则成为令人瞩目的北方经济中心。

虽然相比于长江口的上海和珠江口的广州，天津所在的海河无论通航长度还是运力都无法同日而语，港口对内陆的辐射带动作用相当有限。黄河作为华北第一大河带来的泥沙又对天津港口的港岛造成巨大影响。但因为与北京咫尺之遥，更重要的是华北地区没有比天津更适合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于是天津在北方的经济地位超然，大量工业落户此地。

这种局面，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根本改变。由于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震惊世界的表现。赢得了苏联的刮目相看，156项苏联援助撑起了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基础。而156项工程在强化了东北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地位的同时，也让JINGJINJI尤其是北京有了建立工业基础的可能，从此北京开始朝着经济中心的方向发力。

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后，与香港咫尺之遥的深圳在强大的政策支持下白手起家、一日千里，迅速成长为在与广州并驾齐驱的一线城市，珠三角逐渐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而上海，则在90年代开始厚积薄发，浦东新区则成为上海乃至长三角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新引擎。

但JINGJINJI的发展却始终一言难尽，虽然我们所有人从不怀疑JINGJINJI协同发展的宏伟蓝图和美好愿景，但相比于长三角和珠三角，JINGJINJI在产业等方面的缺陷，似乎难以应对当下的困境。

从古今中外城市群的发展历程来看，有河流的冲积平原最容易产生聚落并形成城市，而人口的大量涌入最容易形成规模庞大的城市群。

而支撑城市群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不是产值低下的第一产业，而是产值更高且集聚性更强的第二产业。

说白了，城市群之所以会形成，就是因为彼此之间产业互补，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产业体系，以长三角为例，苏州的内河港口和高新技术产业，无锡的高新技术制造业，杭州的电子商务，宁波和舟山的航运贸易，绍兴的服装和酿酒产业等都在整个产业链里扮演着各自独特的角色。

时至今日，无论上海还是广州，在我国第三产业比例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也始终没有随波逐流，相反它们始终保持着不低于40％的第二产业比重，与周边城市保持着密切的产业协作，这种加工贸易形态，带来了原材料和人力的聚集，产生了一座座工厂，并形成一处处工业园区，成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力。

当农村变成工厂，农民变成商人，这一地区想不繁荣都不可能。而这种人口聚集、资金聚集，作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交通等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一座座城市竞相兴起，城市群自然水到渠成。

再加上长三角和珠三角分别面向日韩和东南亚，且由大河直接辐射内地的地理优势，两个城市群的一骑绝尘并不稀奇。

可以说，这种由历史积淀而来的城市群发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繁荣，彼此互利共生。但京津冀呢？我们似乎没有看到天津的浴火重生。

今天的京津冀，无需担心大规模的战乱，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北京想要引领堪比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群，只能弯道超车，或者和新能源电车一样换赛道比赛。

于是，北京成为以金融业，网络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产业的中心城区。换句话说，北京将第三产业作为立市之本。

由于没有第二产业的互补，北京与周边城市包括天津都缺乏联动，空中楼阁式的产业结构，让北京高高在上。一方面，资源过度集中带来的高收入，让天津与河北的优秀人才向北京不断聚集，使“京津冀”成为“挤进京”，加剧了北京的大城市病，更加剧了北京与周边城市的落差；另一方面高高在上的地位又将周边城市拒之于千里之外，京津冀协同成为北京的独角戏。

所以，相比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京津冀最大的不同在于第三产业立市的北京，与周边城市缺乏有效的产业联动，在事实上阻碍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落实。

另外，京津冀协同发展之前，围绕京津冀曾有“京津唐”、“环渤海经济圈”等多种提法，这种不断变换的提法，也在客观上说明了京津冀城市群的不成熟。

但愿未来，以雄安新区为中流砥柱的京津冀城市群，能绽放出比长三角和珠三角更璀璨夺目的光彩。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