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法》：皇帝励精图治？臣下贪婪敛财？一场变法戳破君臣共治的神话

皇帝励精图治？臣下贪婪敛财？一场变法戳破君臣共治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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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笔记 

《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作者：经济思想史学者、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叶坦。

一、宋神宗谋求变法，并为此做了精心准备。

太平天子：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登基，成为北宋第六位皇帝。此时，距开国已经一百多年，经过真宗、仁宗等几任皇帝的治理，北宋社会稳定，号称“百年无事”。

危机四伏：三冗两积。

三冗指冗兵、冗官和冗费，意思是北宋的军人和官员数量太多了，为了养活他们，朝廷不得不花费巨额钱财，导致财政严重超支。久而久之，形成两积，也就是积贫积弱。宋神宗继位时，尽快解决三冗两积，已经是朝野共识。

三冗产生：

冗兵。宋太祖赵匡胤靠禁军将领的拥戴，发动陈桥兵变，篡夺了北周政权。宋朝建立后，宋太祖罢免了禁军将领，禁军归皇帝亲自统率。为防止地方割据，宋太祖又将宋军分成禁军和厢军。禁军相当于中央军，士兵是从全国各地抽调的精壮男子，待遇好、装备好；剩下的老弱病残则组成厢军，负责地方治安。结果厢军太弱，禁军数量庞大，导致指挥系统不畅、人浮于事。所有军队战斗力不足，作为对策，北宋开始增兵。北宋初年全国总兵员22万，真宗时达到91万，仁宗时激增至126万。可军队的战斗力，不是靠人数堆出来的。盲目增兵的结果，是陷入人越多、战斗力越弱的恶性循环。这就是冗兵的由来。

冗官。宋代的政治体制，带有鲜明的分权特色，例如，行政事务归中书管，兵权给枢密院，财政则由三司主管。这些部门的主官都叫宰相，所以在宋代，同时期的宰相不只一个，而是好几个。此外，皇帝还单独设立参知政事一职，作为副宰相，进一步分散了宰相们的权力。

这种叠床架屋的设计，虽然成功避免了权臣把持朝政的局面，但需要大量官员填充各个岗位。这导致官僚集团急剧膨胀。据统计，从北宋初年到宋仁宗时期，官员增长了整整5倍。

冗官加上冗兵，致使财政吃紧，朝廷不得不增加税赋，变着法搜刮民间财富。这又造成了“冗费”问题。宋太宗时，北宋的税赋就已达到唐朝的两倍，后来更是超过7倍之多。

庆历新政失败：朝廷上下早有认识，也进行过一些改革。宋真宗时，曾一次性淘汰19万5千名冗官；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等人，推动庆历新政。但因为牵涉众多，特别是损害了文官的利益，改革最终夭折。

宋神宗登基时年方十九岁，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绝不甘心祖宗基业就这样败坏下去。宋神宗下诏，要求全国官吏上书直言。一时间，意见纷至沓来。

其中有两个人引起了神宗的特别关注。

一是司马光。早在仁宗时期，司马光就多次上书，指出官员生活奢靡、农民负担沉重。这次，他针对官员待遇太优厚、皇室开销过度、军队杂而不精等老毛病，做了深度剖析。司马光态度诚恳、建议中肯，很触动神宗。

另一位就是王安石。同样是在仁宗朝，王安石写过一份万言书，提出“变风俗，主法度”的主张。当时还是个孩子的神宗，被王安石的犀利言辞和深邃思想感染。继位后，神宗命命还在江宁任职的王安石进京汇报。几次对谈，他为王安石的见识和气度所折服，感到这正是变法需要的人才。

于是，宋神宗任命王安石和司马光同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是当宰相的必经之路，可见，宋神宗准备重用这两个人。在他看来，王安石有冲劲、司马光稳重，正好互补。可最终，主持变法的是王安石，司马光被边缘化，后来还成为反对派领袖。

双方理念冲突：

1068年秋，河北暴雨成灾，缺粮严重，可朝廷拨不出钱赈灾。司马光趁机提出，历年来朝廷给官员的赏赐太多了，应当减少，以节约开支。王安石表示反对。理由是，这是治标不治本，更重要的是开拓财源，增加财政收入。如果税赋充足，给官员点赏赐，又算什么呢？

看起来，他们是在争论要不要削减赏赐的问题，实际上，暴露出双方对改革的方向，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宋神宗站在王安石一边，定下基调：开拓财源，增加财政收入。

变法开始：公元1069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同时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相当于改革委员会，负责制定和颁布法令、条例，同时凌驾在原有的财政机构之上，负责财务整理预算，是变法的指挥机关。王安石立刻将吕惠卿、章惇、曾布等力主变法的官员，吸收了进来。

第二部分：王安石推行变法并且招来争议。

这个阶段的时间跨度从1069年到1076年，历时7年。这7年里，变法派制定和颁布了大量法令。这些法令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叫做富国之法，顾名思义，以增加财政收入为首要目的。其中最典型的，要数青苗法和免役法。

青苗法又称常平法。它针对的，是富豪利用高利贷兼并土地的问题。青苗法规定，每年的夏天和秋天，官府以官方仓库中的钱谷为本金，给困难农户发放贷款。官府只收取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利息，比利率高达70%以上的高利贷便宜多了。这样一来，农户不用借高利贷，官府则获得了利息，一举两得。

免役法。北宋制度，农户要服徭役，为官府提供免费劳动。但富豪有特权，能免除徭役。免役法废除了徭役，实行“免役纳钱”，允许所有农户，无论贫富，都可以出钱替代劳役。此举将劳动货币化，开辟了新财源。

效果：青苗法和免役法对财政收入的提升非常显著。据统计，青苗法每年为朝廷带来300万贯的利息收入，免役法更是每年创收1870多万贯。换言之，仅仅靠这两项政策，就足够弥补财政赤字了。

第二类措施：强兵之术。主要是两条法令：保甲法和将兵法。

保甲法：每十户农家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户有两名壮丁的，抽取一人为保丁，制备刀枪、弓箭，在保长的带领下学习武艺。保长还要组织保丁在乡间巡逻，发现盗窃、抢劫、凶杀等案件，应及时处置、上报官府。

保甲法的实质是让农民接受军训，一旦发生战争，就入伍参战。保甲法实施后，全国保丁多达56万。他们平日务农、闲暇军训，并不增加军费。这等于为朝廷创造了一支低成本的预备役部队。在保甲法建立的同时，北宋朝廷开始压缩军队规模，前后裁汰的禁军和厢军达30万人。

将兵法：为避免武将拥兵自重，北宋实行更戍法：士兵定期更换戍守的驻地，将领并不随之流动，而是接管新兵。这导致将领和士兵互不熟悉，严重损害指挥效率。为此，王安石用将兵法替代更戍法，让有经验的军官，负责本单位的训练，做到兵将熟识，作战时能拧成一股绳。

变法初见成效，北宋对外扩张：

当时对北宋构成威胁的，是活跃于西北地区的西夏。宋军和西夏交过几次手，连战连败。宋神宗登基之初，宋军取得了一次小胜。这鼓舞了宋神宗，他开始谋划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此时，司理参军王韶提出“收复河湟，招抚羌人，孤立西夏”的战略。河湟位于今青海省东部，北边与西夏接壤。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河湟被吐蕃（bo1）占据，还散落着不少羌人部落。王韶指出，只要收复河湟，宋军就能从东面和南面，对西夏形成夹击之势。

宋神宗采纳了王韶的建议，命他主持战事。经过精心准备，公元1073年，王韶率军攻克重镇河州，斩首数千，俘获牛马羊数万头。第二年，王韶击退吐蕃反攻，并招降羌人30余万，辟地2000多里。北宋收复了河湟地区。这是北宋军事史上少见的大胜，为日后西夏称臣，奠定了基础。

变法带来的争议：在反对派看来，变法的辉煌业绩非常可疑。其中，富国之法遭到的质疑最强烈。司马光指出，天下财富就那么多，不在民间，就在朝廷。变法后财政收入剧增，只能说明，朝廷从民间攫取了更多财富。因此变法的本质，是官府加重对民众的盘剥。

农业社会的财富主要来自土地产出，而这是相对固定的，因此社会的财富总量，通常维持在一个大致的水平线上。北宋没有发生过科技革命，生产力不会突飞猛进。在这种情况下，财富总量的增长是有限的。那么财政收入剧增，只能像司马光说的那样，取之于民。

本书作者研究后指出，变法针对的民众，恰好处在社会等级的两端，即上等富户和下等贫民。

以青苗法为例。前面讲过，青苗法的作用，是官府提供低息贷款，免得贫困农户向富豪借高利贷。其实质，是官方直接介入民间借贷市场，亲自当债主。这位债主凭借强势的官方背景，从富豪手中，抢走了高利贷这块肥肉。

官府一旦变身为债主，就有了逐利动机。多贷一分钱，就多收一分钱利息，所以哪怕是风调雨顺的年景，官府也逼迫农户贷款。到期还不出，农户就只能再向富豪借高利贷。青苗法一推广，弊病就层出不穷。当时管理山东青州的欧阳修，喊停了辖区内的青苗法工作，并上书朝廷，痛斥此举是官府“放债取利”，应当废止。

免役法的效果类似。免役法实施前，上等富户不服徭役，而贫困农户的劳动量，也能得到地方官府的减免。此外，单身汉、寡妇等也都能免除劳役。可免役法一刀切，要求所有人都缴纳免役钱，这变相扩大了缴税人口的基数。

表面看，下等贫民承担的免役钱，比富户少得多，负担不重。可实际操作中，官府催逼、层层加码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贫困户只好杀掉耕地的牛，用卖牛肉所得缴免役钱。有的农民逼急了，推倒自己的屋子，贱卖木料，才凑够这笔钱。

市易法，即市场交易法，掏的就是工商业者的腰包。

该法规定，朝廷在汴京、杭州、扬州等重要城市设立一个叫市易务的机构。平时，市易务收购滞销货物，等市场有需要，商人以产业或金银作抵押，从市易务取得货物去售卖。此举的目的，是防止大商人垄断，攫取超额利润。

可问题是：什么叫滞销货物，市易务说了算。结果，从食盐、茶叶、铁器，到梳子、麻布、果子，市易务全都要收。也就是说，官府自己搞起了垄断。超额利润并没有消失，只是从大商人的口袋，转入官府的口袋。枢密使文彦博愤怒地说，市易务与民争利，简直下贱。连支持变法的苏辙都看不下去了。他上书朝廷，说市易务在全国各地收购货物、发放贷款，把小工商业者逼入了绝境。

据统计，到宋神宗末年，商人们欠市易务利息921万余贯。其中绝大部分是小商贩。朝廷的财政增长来自何处，一清二楚。

变法的后果是明显的：富了国库，穷了百姓。这引起了强烈批评。事情明摆着：变法搞得民怨沸腾，必须调整。

第三部分，宋神宗决定，抛开变法派，走到前台，亲自掌舵。时间跨度从1076年底到1085年。

驱逐变法派：1076年底，饱受抨击的王安石辞职退休。此后，接任的吕惠卿被免职外放，变法派的另一员干将章惇也遭到撤职，离开汴京。

打击反对派：他就将反对派的主要人物，文彦博、司马光、欧阳修等统统贬斥。

乌台诗案：1079年，多次批评变法的苏轼外放湖州。到任后，他上了一道谢表，字里行间流露出怨念。这可让御史抓住了把柄。他们从挑出若干字句，再结合苏轼平时的诗作，断章取义，说他早就心怀不满，写诗恶毒攻击变法。宋神宗下令将苏轼关进御史台的牢狱，等候审理。御史台又叫乌台，所以此案被称为“乌台诗案”。妥妥的文字狱。

宋朝优待士大夫，宋太祖还定下“不以言罪人”的规矩。所以100多年来，还没有士大夫受到如此对待。官僚集团反弹强烈，批评声纷至沓来。连已经退休的王安石都表示，这么做要不得。宋神宗顶住压力，把苏轼关了整整130天才放出来。他就是要杀鸡儆猴，让反对派闭嘴。

宋神宗将变法派陆续调回中央，担任要职。不过，宰相的职位，他交给了王珪（gui1）。史书记载，王珪的为官之道是：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人称“三旨相公”。他善于和稀泥，很好驾驭。就是这么个庸才，成了宋神宗摆在前台的工具人，干了近十年宰相，至死方休。

这说明，宋神宗要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变法。

改革官制。由于当时的年号为元丰，所以史称“元丰改制”。前面讲过，北宋的冗官现象十分突出，而冗官的根源，在于机构和岗位的重叠。因此，元丰改制对一些名不副实的机构和岗位，进行裁撤。同时明确规定了每个机构的官员数量，不许超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冗官，节约了开支。

可另一方面，行政事务的处理流程，却变复杂了。从前，文书由宰相批准，直接交给相关部门执行。改制后，文书要层层报批，还得来回审核，搞得复杂无比，严重影响行政效率。这是干嘛呢？作者指出，宋神宗的目的，是让官僚集团陷入繁琐的日常性事务，而这有利于皇帝的专断独裁。

直接处理变法的具体措施。

对于弊端，他做了微调。比如青苗法，严禁强迫农户贷款。遇到灾荒，政府的救济要跟上，免得农户靠借贷度过难关。又如市易法，免除了相当一部分小工商业者的利息，减轻他们的负担。

不过，这些微调更多是做做样子，在很多方面，变法其实是变本加厉了。举个例子。改革后的青苗法，规定政府在灾荒之年必须赈灾。那用来赈灾的粮食打哪儿来呢？朝廷的办法是设置义仓，要求农民缴纳完粮税后，再拿出一部分交义仓存储，待荒年发放出来。这变着法增加了赋税

免役法也是这样。一方面降低免役钱，可另一方面，原本不需要缴纳的城市小商户，也被纳入征收范围。所以朝廷收到免役钱，比从前还多了30%。

专卖制度也得到了加强。私人售卖茶、酒、盐、明矾、香料等都被禁止，老百姓只能去官府专营的商铺购买。朝廷借此获取暴利。仅茶税一项，就由从前的40万贯，猛涨至300万贯，翻了7.5倍之多。朝廷还在山东、江苏等地征收生铁，由官府锻造成铁器卖给百姓，从中牟利。

此外，宋神宗还推出一些新法令，攫取民间财富。比如保马法规定，城镇家庭，家产达到3000贯的；乡村家庭，家产达到5000贯的，都要养马一匹，供朝廷使用。这是把应当由国家支付的费用，分摊到老百姓头上。

经过这一轮调整，民众的负担不减反增。元丰年间，神宗先后建了52座库房，存放变法所得，号称“元丰库”。据北宋官方统计，元丰库存有钱财5000万贯、稻谷2800万石（dan4），另有布帛上千万匹，足够朝廷用上二十年。

宋神宗的动机：

宋神宗是一个不甘于平庸的皇帝，开疆拓土是他的理想。而这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撑。此前，北宋收复河湟地区，对西夏形成了巨大威胁。之后宋神宗一直在养精蓄锐。在通过新一轮变法，获取巨额财富后，他再度出击。这一次，宋神宗决心消灭西夏。

从1081年开始，北宋同西夏打了三年多。结果连遭惨败，前后损失了60多万人。所谓强兵，沦为了一场空谈。这对宋神宗的身心，都造成了沉重打击。1085年4月，宋神宗带着无边的遗憾，撒手人寰，年仅38岁。

变法的三点观察：

第一，变法具有必然性。经过100多年演变，到宋神宗登基，北宋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民生，都是弊病丛生，而且这不是小修小补能解决的，必须进行大规模改革。所以变法是必然的，也是朝野共识。问题是怎么变。

这就要说到第二点，朝廷在变法中扮演的角色。

司马光主张精简机构，裁汰冗官、冗兵，削减财政支出。同时放松管制，鼓励民间发展经济。这样民众富裕了，朝廷的税收也增加了，一举两得。所以，司马光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是顽固的保守派。他不反对变法，他反对的是朝廷变身赚钱机器，与民争利。这从根本上讲，也不利于长治久安。

可变法，偏偏就朝着司马光担忧的方向发展。像青苗法、市易法，都是要让官府成为盈利机构。于是，官府的目标不再是提供公共服务，而是用权力垄断市场，赚取超额利润。这就把民间工商业者逼得没了活路，其实是在扼杀商品经济，是一种历史倒退。

第三点，变法把皇权也打造成了一架敛财机器。

通过变法得来的钱财，进的不是国库，而是宋神宗的私人金库——内藏库。前面讲的元丰库，就属于这个性质。所谓富国，富的，其实是皇帝的腰包。

既然是皇帝私产，这笔钱怎么用，就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宋神宗是有志向的人，生活也比较节俭，这笔钱，主要用在于支付军费、弥补财政赤字，算是用在正道上。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的画风，可就不一样了。

宋徽宗打着变法的旗号大肆敛财，搜刮民脂民膏，用来兴建宫殿、花园，享受奢华生活。北宋末年金兵攻陷汴京，仅从皇宫中掠夺的财物，就装满了1000多辆大车。可见宋徽宗对民间的剥夺，到了何等地步。可话说来，这个潘多拉魔盒，是宋神宗打开的。

综合来看，作者认为，这次变法弊大于利。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加强了君主专制，使皇权政治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并且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高峰。

书           名：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

作           者：叶坦

主    讲   人：刀劈三观抱老师

主讲人简介：资深媒体人

主           播：孙潇

策 划  编 辑：郑涵  王雨

总    编    辑：赵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