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虚此行》上映七天,票房仅两千多万元。这种低靡显然不符主演胡歌的期待。日前,他在上海宣传时表示:“我们也需要票房。我们要让更多人看到如今中国电影该有的样子。如果你们热爱艺术,希望多多支持。”
这番言论引发网友热议。一些人将《不虚此行》捧为“中国电影该有的样子”,似在指责市场和观众辜负了这部作品。
12日,该片主创团队来到成都路演,胡歌对“需要票房”做了解释,“只是希望这部电影像片中‘闻善’一样,能将更多温暖传递,帮助到更多人。”
胡歌在成都路演现场
将“需要票房”这个略显功利的说法,转化为意思相仿但更动听的“帮助他人”,胡歌一如既往高情商。他的两种说法,究其本质,还是因为他坚信《不虚此行》是一部影史佳作。
那么,对绝大多数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来说,真的错过了一部优秀的影片吗?
壹
胡歌与闻善的“超度”
《不虚此行》上映前,胡歌在微博上“疯”了好几天。时而说”未来五年可能不拍戏”,时而又以胡子拉碴的倦容慨叹“希望对得起这短暂的一生”。
网友调侃有之,担心有之,还有一个声音涌现出来,暗示胡歌的“醉话”是在为《不虚此行》造势。这或许是“诛心”之论,不值一哂。只是胡歌自称“对不起很多人”的发博日期,恰好是他17年前发生车祸的日子。他的助理,亦是朋友,因此身亡。
那场车祸的一端是令他难以释怀的死亡,另一段则是长久沉陷泥潭的自己。直到他遇见《琅琊榜》中的“梅长苏”,一个从巅峰跌落,死里逃生的角色,与他的人生轨迹高度契合。
“我既然活了下来,便不会白白地活着……”梅长苏这么说,胡歌也是这么做的。由此,他或许稍稍释然,能够用未竟之业的召唤,稀释车祸的阴霾。
不幸,2019年,胡歌母亲去世。“她的离开带给我的内心伤痛,好像一直都找不到出口去化解,我也没有真正去面对这件事情。”丧亲之痛的打击,令胡歌手足无措,只能用高强度工作自我麻痹。
这种逃避和压抑的情绪,直到撞见《不虚此行》的“闻善”才得以纾解,“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种治愈,它让我更好地处理母亲的离世和死亡这一话题。”
胡歌不惮于在公开场合谈及亡母,绝非是借势宣传,而是因为“闻善”教会他如何面对死亡,正如同“梅长苏”教他走出那场“车祸”。
闻善是一名失意的前编剧,误打误撞成为写悼词的人。日常工作就是通过亲朋的描述,用悼词还原亡者的生平。他的生活寡淡无味。除了殡仪馆和亲属的家,总是蜷缩在破烂的出租屋,用烟和矿泉水熬夜工作。
片中共展示了他的五个“客户”:死者万晓军的弟弟妹妹,对大哥的印象截然不同;忙于工作的王先生并不了解亡父,同时也忽略了儿子;“抗癌圈”网红奶奶积极闯入时代,做时尚的主播;IT公司创业人死于心梗,他的伙伴朋友感念不已;邵金穗拒不接受惺惺相惜的男网友抑郁自杀,跋涉千里来质问写悼词的闻善。
五个亡者故事,涉及兄弟姐妹、祖孙三代、家庭婚姻、创业伙伴及网络情缘,构成一幅全景式的时代情感画卷。
闻善就像一名心理医生,不断向客户询问死者的生活细节,以及他们对死者的感受,由此唤醒生者的记忆,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与亡者的过往,乃至对现世产生启发。
由此,万晓军的妹妹释怀,不再抗拒悼词对大哥的描述;王先生弥补亡父的遗憾,学习与儿子相处;网红奶奶在追忆往事中,释然了早年的婚姻不幸;IT公司的伙伴终于实现兄弟的遗愿;邵金穗在与闻善的日常相处中,逐渐平静下来,接受了生活的真相。
闻善以一种稚拙的、直接的方式,修补了生死两界的裂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是在“超升”亡者,使之在彼岸的遗愿得遂;又在“度化”生者,使之在此岸的生活继续。
胡歌在母亲去世时,一样经历了影片中许多家属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他坦言道:“你发现戏剧的世界和现实的生活有非常多的交集,它可以给我继续前行的力量,给我治愈和温暖,这对演员来说太幸运了。”
这份感同身受,给了胡歌塑造闻善的决心和经验;同时,游弋在生死两界的闻善,因为“闻”到了人间之“善”,亦有所悟,重新校对自己对事业和人生的观念——对亲身演绎过该角色的胡歌来说,他的体会更深,也因此获得与“死亡”相处的能力。
如今,胡歌可以在公开场合,相对坦然地谈及母亲和一些往事,还会给亡母发微信,继续分享自己的日常点滴,以此来消化死亡这件事。这种心路变化,焉知不是闻善带给胡歌的一场“超度”。他从中汲取到了疗愈的力量,或许这就是他偏爱《不虚此行》的原因。
贰
导演的精神自传
闻善是一名以文字为业的灵魂摆渡人。创造这一角色的编剧兼导演,刘伽茵,同样志在文字。
除了编剧和导演的身份,刘伽茵还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老师。自1999年考入北影后,她一直在和文字打交道。闻善喜欢去动物园、殡仪馆等各处做“观察笔记”。这正是源自刘伽茵的亲身经历。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生活的人,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观察到的是我身边的人。”刘伽茵谈到《不虚此行》的创作契机源于一次殡仪馆采风。她想,文字工作者在这里能做什么?一个写悼词的人,便出现在她的想象中。
有了闻善的雏形后,整个故事在刘伽茵心里酝酿数年。就像片中吴磊饰演的角色小尹,他是闻善笔下的一个角色,却以真人的形象出现闻善的生活中。“我猜不少写故事的人都会有这种体验,就是你会和你笔下的人物展开对话,能看见对方。”刘伽茵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小尹这个角色,其实是对自己创作过程的一次影像化展示。
至于闻善的人物前史,直接取材于刘伽茵的个人经历。她在校期间,便从事编剧相关工作,并有志于拍摄电影。但因家庭拮据只能在“写电视剧本赚钱”和“认真做导演”之间寻求艰难的平衡。
大三那年,她拍出人生的第一部短片《火车》,获得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短片类最佳导演奖。之后,又自编自导了第一部剧情长片《牛皮》,让她站上了柏林电影节的领奖舞台。四年后,又以《牛皮2》再登戛纳电影节。这两部作品,几乎都是在用固定镜头拍摄一家三口的生活,再通过剪辑以达到“创作”的目的,呈现出强烈的作者电影的气质。
之后,便是长达十多年的沉寂。期间,她读了北影的研究生及博士,又留在文学系当老师。创作自然没有停滞:到处采风,坚持做“观察笔记”以及部分教学环节,都是刘伽茵在运用编剧思维,考察并进入真实的生活。
只是过去的荣誉和深厚的积累,并不能提供人生的坦途。“在这个行业里,很多时候你觉得这一次是能成的,但是最终每一次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它都成不了。”正如闻善的编剧事业停滞不前,甚至一度改行,“堕落”为悼词写手。这其中有多少无奈的现实打击,从胡歌颓丧的生活状态便可看出。
至于刘伽茵,若非《不虚此行》的监制曹保平鼓励她“还是要多创作”,并为这个剧本保驾护航,恐怕这部银幕处女作还要再推迟几年。
影片除了探讨生死,还有一个潜藏的主题,就是创作的困境。举凡剧本,总要写英雄;可闻善是普通人,笔下的主角也是普通人,普通人怎么能成为主角?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他深知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市场需要的剧本存在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缝,因而才搁浅创作,改写悼词谋生。
对这个“困境”的描述,很难说不是刘伽茵个人心境的展览。
《牛皮》系列让她暴得大名。但她并没有急于接受新片邀约。她直言,“很难想象拍自己不喜欢的电影。”而且,她始终聚焦普通人的创作理念,以及强烈的学院派式的作者风格,与讲求效率和刺激的商业片,明显不在同一个步调。但商业片能赢得观众是不争的事实,而她偏爱的《牛皮》始终都没能上映。
从各个角度来说,闻善即刘伽茵的自我投射,而《不虚此行》就是她的精神自传,一部纯粹的作者电影。无怪乎她同胡歌一样,会对本片分外偏爱。
叁
《不虚此行》需要什么?
刘伽茵和胡歌都将自己倾注在闻善身上。他们的合作肯定是愉悦的,彼此都收获颇丰。上海国际电影节对《不虚此行》的嘉奖,也能证明这次合作是成功的。
但这种成功并不等同于市场的反馈。胡歌“需要票房”的愿望终究还是落空了。猫眼预测该片总票房仅为3100万元。在今年汹涌的电影市场语境里,《不虚此行》可以说毫无波澜。
但这是否该归责于市场和观众呢?
从刘伽茵的角度来说,她多年来稳固的创作观,使她固执地相信,生活本身就是碎片式的,接近疏离与清淡的散文诗,而绝非任何形式上的网络爽文。所以她拒绝抒情,非常克制地用片段式台词,让观众去揣测一个人物的生平。这种反娱乐、反高潮的叙事,就是在将观众推开。
从胡歌的角度来说,他在闻善身上得到治愈,这本无可厚非。但个人的情感体验想要辐射到普罗大众,就必须有限地邀请观众进入你的历史和情绪中。而《不虚此行》在这方面明显不足。
首先,悼词写手这个职业就很可疑。
近些年来,逝者的悼词,多由子女亲人执笔。胡歌母亲的悼词,便是他亲自写的。这里面,一来是见孝道,二来为尊者讳,有些私事不好向外人道。事实上,刘伽茵自己也说,这个“写悼词的人”是出自于她的想象,因此这个职业更像是刘伽茵为了嫁接“生死超度”与“文字写作”而强行虚构出来的。
《不虚此行》主创:白客,刘伽茵,胡歌
主角身份的悬浮,已经很难让观众产生认同;加之,本片还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即从头到尾没有展示过一篇悼词。观众只能瞥见“悼词终稿”的文件名,“某某悼词,作者:闻善”的封面,以及涉及到悼词的某些词语或表述方式,而回避了悼词本身。
以“写悼词的人”为串联故事的主线,却拒绝呈现任何悼词,哪怕只是一句,这就像李逍遥不御剑,梅长苏不谋算,明台不持枪。这个角色又如何让观众进入?
反观主题与之相似的电影《入殓师》,哪怕是在大陆重映,票房仍能突破6000万元。二者相比,一个主角是写悼词的人,影片却从不展示悼词;一个则将入殓的过程做了多层次的、带叙事性的、艺术性的表达。一个整体呈现出作者电影的气质,过度疏离和颓丧;一个却能将对死的敬意、对生的真诚、对自我的寻求,统一起来,并佐之以温暖的幽默和情感的依偎……似而不同之处,还很多,不再一一枚举。只是想说,就影片的自身框架和叙事目的来说,《不虚此行》的完成度远低于《入殓师》。
因此,对于《不虚此行》这样一部不乏真诚,极具个人风格和自我表达的电影,或许应该思考的是,除了“需要票房”,还需要点什么,才能真正让自己做到“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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