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郭焦锋：传统能源转型必须做好统筹规划

9月16日，在2023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上，《中国能源革命进展报告 能源消费革命》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12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变，生产和生活领域能效大幅提升。

此次报告的编写人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郭焦锋表示，用一句话概括我国的能源转型之路，就是“全面绿色转型”。要在处理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同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

他同时提出，传统能源转型涉及很多领域，必须要做好统筹规划，要以“减人不减能”“减能不减量”“减量少减值”为方向，循序渐进地实施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所谓“能源危机”，实则是没把握好能源转型节奏

新京报：去年，全球原油、煤炭、天然气等能源价格波动上涨，欧洲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如何看待这种区域性的能源危机？

郭焦锋：全球原油、煤炭、天然气的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出现在去年，今年价格逐渐恢复到了正常状态。这种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原油、煤炭、天然气属于大宗商品，本身具备金融属性，今年在市场上，能源的这种金融属性相对于供需关系，体现得更加明显，放大了价格波动的区间。

实际上，就全球而言，我认为真实的能源危机只发生在欧洲区域。在我看来，发生这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欧洲没有把握好转型的节奏——在可再生能源还不能有效支撑起地区性能源系统的稳定运行、能源系统韧性尚未形成、底层逻辑上未建立起能源供应的安全架构之前，过于激进地“退核退煤退油”，未把握好转型节奏，严重依赖相对单一的能源供应，扩大了能源安全的风险敞口，导致能源短缺、物价上涨、经济衰退、温室气体排放反弹。

新京报：德国等欧盟国家加快了向可再生能源系统转型的步伐，但为解决电力短缺等现实问题，又重启了部分煤电和核电。在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系统向零碳能源体系转型的路径中，这将会成为日后常见的矛盾吗？

郭焦锋：在此次论坛上，有能源领域的院士也提到，从技术上来说，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对于稳定电网的贡献非常低。这就要看到，“靠天吃饭”是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最大的特点，它们具有波动性、间接性，以及不稳定性。

如德国，目前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结构中占比在45%左右。自2000年以来，燃煤发电厂的发电量大幅减少，而天然气消费量不断增加。在“弃核、弃煤”后，只靠燃气发电和光伏发电、风电，就出现了很大问题。在去年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并激烈波动时，导致天然气供应不上，光伏、风电的波动问题难以解决，德国的电网系统中就没有足够的可靠能源来调节电力波动。这也导致德国为了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和波动问题，只能反过头来使用传统的煤炭发电，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上来了。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无论在工业领域，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些“电”是不能断的。比如医院、工业中一些连续生产过程，一旦断电，就会面临巨大的事故和损失。

所以天然气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一些国家重启煤炭，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握好转型的节奏，没有处理好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之间的关系。

天然气将成为能源转型中的“稳定器”

新京报：在面临能源转型的当下，天然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郭焦锋：在天然气领域，天然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有共识的。《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对这个问题已有了清晰的阐释——天然气在能源转型中，扮演着一个“长期陪伴”的角色，也就是陪伴着煤炭等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陪伴着可再生能源进一步持续发展。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后，可再生能源势必会替代传统能源，特别是煤炭。在这个过程中，天然气会起到助推转型的作用，在煤炭逐步被替代的同时，代替煤炭起到平抑可再生能源波动的作用。因为一般情况下，燃气发电比煤电要清洁、低碳，其机组比煤电机组的灵活性更好。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天然气在能源转型中被寄予厚望，说它是实现能源低碳转型的关键能源，你怎么看？

郭焦锋：我并不认为天然气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称得上是“关键能源”，但天然气会是今后能源转型的稳定器之一。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不低，大概40%-50%需要进口，这也使得天然气不可能起到“压舱石”的作用。

正是因为这样高的对外依存度，天然气作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出现大幅波动，这也让用户不敢把“宝”押在天然气上面。不可控因素会伴随价格浮动而提升，所以我们经常讲的“可能三角”中很重要的，是要重点考虑“经济可行”。

传统能源转型涉及领域众多，必须做好统筹规划

新京报：目前，我国化石能源的占比依旧很高。在向零碳能源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将面临什么挑战？还需要做些什么？

郭焦锋：我觉得最主要的挑战在于，推进传统能源稳健转型，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铺设地基。

中国的传统能源转型重点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在我国传统能源中所占比例并不高。煤炭是中国的主体能源，也是当前我国能源安全保障的“压舱石”。目前，我国还有4500座左右的煤矿，合计每年有大概50亿吨的开采能力。在煤炭开采的下游，建成了10多条铁路运输通道，运力大概是一年24亿吨。为了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我国已建成12亿千瓦左右的煤电机组。这些连带的是大量的投资与就业等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传统能源转型这件事，涉及很多领域，必须要做好统筹规划，要以“减人不减能”“减能不减量”“减量少减值”为方向，循序渐进地实施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京报：在能源转型的探索和建设期，把“不可能三角”变为“可能三角”，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郭焦锋：安全可靠、经济可行、绿色低碳，被称为“可能三角”。在能源转型的探索过程中，最核心的要点，还是要把握好转型节奏，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坚持系统观念，以“可能三角”为实现目标，有序、有节奏地推动各种政策改革。

稳健转型，要处理好四组关系

新京报：我国的能源转型之路应该是怎样的？

郭焦锋：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表述，就是“全面绿色转型”。这句话其实也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来的。

具体来说，就是按照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相关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要在处理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同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通过能源结构调整，处理好发展与减排的关系，以及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发展的关系，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通过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加快推动“电代油”和“气代油”，着力推进智慧网联共享和绿色交通体系。通过用地结构调整，加快发展绿色建筑、低碳城市，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着力推动乡村振兴。

同时，还要推动科技创新，加快新一代技术与能源技术的深度融合，以数字化促绿色化、低碳化。最后是转变消费方式，鼓励形成节约的生活方式，同时要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政府和市场的四个关系。

新京报：在你看来，哪种能源将成为未来电力系统的主体？谁是未来能源？

郭焦锋：如果说这个“未来”指的是到2060年的话，在未来30多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会在50亿-60亿吨左右，这样的消费体量还是很大的。

根据目前很多机构的研究成果，从终端能源角度来说，电力将成为终端能源的主要消费方式。光伏、风电肯定是未来的主力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会达到70%左右。而除了光伏、风电外，核电、氢能、天然气，甚至包括煤炭、石油，也还会有一定的比例。多种能源的存在，是为了解决能源供应和电力供应稳定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