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杜正贤：运河上的宋瓷，是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丨川流中国·开天河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谭羽清 实习生 王仕豪

“古色生香，中华陶艺多神品；名山发覆，南宋人文一大观。”800多年前，在南宋都城临安的一隅，南宋官窑用恒久的炉火，锻烧出了美如碧玉的青瓷珍品。精美绝伦的南宋官窑瓷器，源自土与火的完美结合，出自能工巧匠的精工细作。

在杭州西湖风景区南缘，钱塘江边的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里，数以万计的瓷片、窑具等文物，诉说着宋代对素雅、清宁、恬淡、悠闲的自然美学的追求与诠释。

“南宋官窑的发现，是一个偶然，但却是一个无比伟大的发现。”馆内，盯着展柜上精美宋瓷说话的人，是杭州南宋官窑青瓷权威专家、著名考古学家杜正贤。

著名考古学家杜正贤

实物挖掘

“还原历史本来的真实情况”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公认的陶瓷发源地，中国瓷器驰名海外。但中国陶瓷史上有两大疑案一直困扰着陶瓷研究者，即南宋修内司官窑和哥窑。1996年，一次偶然机会，杜正贤在杂草丛生的凤凰山东麓山涧溪水旁，发现了疑是南宋官窑的瓷片。在杜正贤的组织、带领下，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展开。

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结合老虎洞窑址发掘的地理位置和实际情况，杜正贤首次提出老虎洞窑址南宋层，就是南宋朝廷在都城临安建立的第一座官窑──修内司官窑，也称“内窑”。

南宋官窑博物馆里的文物

“南宋官窑的发现，令我们所有人都很激动。从前我们以为，南宋的官窑只有一个窑，没有‘内窑’。但随着老虎洞窑址的发掘，我们不仅证实了南宋官窑有两个，同时我们还发掘出了二十四个瓷片坑。更重要的是，宋瓷的完整做法、工艺生产流程都被发现了。”

从1996年开始，一直发掘到2001年，在京杭大运河边上，这个仅有2000多平方米的老虎洞窑址，发现了让世界为之惊叹的艺术品。作为组织者和全程参与者，杜正贤理应享受荣誉与成就带来的快乐，但望着一件件出土的文物，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我们干考古的，实际上就是恢复原有的历史，通过实物来还原我们历史本来的真实情况。”

趋近完美

“每一件能出窑的瓷器都是精品”

除了老虎洞窑址发掘出土的文物，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还有大量郊坛下窑址出土的精品佳作。1985年至1986年，南宋官窑郊坛下窑址的发掘，全面展示了南宋官窑的历史原貌，也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瓷片、窑具等文物。在1500多平方米的遗址展示馆，作坊场景和龙窑区域，还原了一部分悠远的南宋古都史实。

南宋官窑博物馆的遗址展示馆

“在我们发掘的过程中，每一块瓷器的碎片，都是非常珍贵的。”杜正贤郑重说道，“这些碎片具有很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如果在市场上流通的话，也有相当大的经济价值。”这些看起来比较完整的瓷器，是在挖掘之后，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小心翼翼拼接起来的。“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存世的南宋官窑瓷器，都是精工细作，经过层层筛选出来的‘完美’艺术品！”

原来，南宋官窑的瓷器生产、管理都非常严格，“从取土开始到整个生产工艺的流程出来，基本上都是不计成本，只要生产出来好的东西就行。所以，官窑的成品率非常的低。”这也是24个瓷器坑的由来，“南宋官窑的瓷器烧制，不仅在技术上有非常高的要求，在成品后的选择、检验方面，也非常严格。而且，官窑是根据宫廷里的需求来烧制的，是皇宫里所独有的，是绝对不能够流传到民间的。所以那些烧坏的瓷器、没有达到要求的瓷器，都会被砸碎，埋在瓷器坑里。”

采访中，杜正贤还特意介绍了南宋官窑瓷器的特别之处。“与其他瓷器是胎厚釉薄不同，南宋官窑的瓷器以胎薄釉厚著称于世。首先，这些瓷器的原料用土不一样，是瓷土加紫金土含铁量高，烧出来的瓷器是黑胎。其次，瓷器拉坯拉好之后晾干，通过素烧炉素烧增强硬度，然后再用刀片把胎刮薄，一次又一次地刮，刮到非常薄之后再施釉。多次施釉釉层变厚，厚釉能加强釉的乳浊性，使釉面形成滋润如玉的效果。”

为了追求特殊的观觉效果，官窑的匠人们还会在釉面开片，即有意识地在瓷器表面造成网状裂纹装饰。“在通常情况下，这是一种工艺的缺陷，而南宋官窑的工匠创造性地将之作为美化瓷器的手段，从而使产品流溢出一种古朴而奇特的审美意趣。”杜正贤感慨，“南宋官窑的造瓷技术，非常纯熟精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杜正贤为记者讲解博物馆里的文物

窥探历史

“瓷器风格印证时代审美思想”

瓷器不仅承载着中国的文化，同样承载了中国式美学。“从瓷器的特点来说，南宋官窑瓷器的器型造型非常漂亮，而且南宋的审美观很独特，瓷器的釉色以粉青釉、天青釉为主，非常精美。”杜正贤介绍，南宋宫廷用瓷需要满足三个要求：“第一，是否适合祭祀使用；第二，看重成色；第三，是否符合生活使用。”他进一步解释，“早期的时候，宫廷用瓷主要是满足祭祀，比如太庙祭祀时，就要用到这些瓷器，可见瓷器对于文化信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当时的人们最为看重的，而后才是考虑其成色与实际生活的使用。”

在古瓷中，因釉面开片的不同状态，有鱼子纹、蟹爪纹、冰裂纹、百圾碎等妙称。但是，南宋官窑出土的瓷器，却少有过于华丽花哨的纹路图案，给人一种淡雅的感觉。“每一位到南宋官窑博物馆来参观的游客都会发现，南宋官窑瓷器的造型、釉色，表面的花纹，都与其他朝代不一样。”在杜正贤看来，瓷器所展现的风格，印证了南宋的时代审美思想及心境，“相比起元明清时期的繁琐复杂，南宋的瓷器真的是非常独特的存在。”

淡妆浓抹总相宜，无论是其他朝代的华丽，还是南宋独有的素雅，都是一个时代文化与艺术的体现。然而，南宋瓷器的素雅美，给了杜正贤别样的体验。“反复观看这些瓷器，我感觉自己慢慢沉下去了，它们能让我的心静下来。”这种清新淡雅、与世无争之感，正是不少人急需的状态。“现在社会发展速度很快，在激烈的竞争中，南宋瓷器可以让人静静的想一想，在喧嚣嘈杂的现实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节奏。”

南宋官窑博物馆里的文物

与运河共繁荣

“瓷器的发展史也是运河的发展史”

“八百多年的青风雅韵，留传至今……南宋官窑青瓷以其端庄大方的造型、精美内蕴的釉色、匠心独到的开片、细致纯熟的工艺，树立起一座青瓷丰碑。它是中国古代陶瓷发展之路的一段经典。”这是博物馆内南宋官窑的介绍语，而南宋瓷器的发展，离不开大运河。

在杜正贤看来，瓷器的发展史，也是运河的发展史。“虽然说，南宋官窑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物质条件，使得它能够不过度地依赖大运河来进行材料与成品的运输，但是，大运河对于当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恰好从侧面为南宋官窑的发展兴盛提供了条件。”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对江南地区，特别是对杭州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杜正贤表示：“杭州在隋朝以前，名气并不是很大，杭州这个地名也是到了隋朝才有。大运河开通以后，杭州的地位不断增长，到了唐末，就是东南第一州，经济非常发达。如果没有大运河，杭州的经济不会这么发达，杭州的政治地位估计也不会上升这么快。南宋定都杭州后，杭州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科技等，都非常值得憧憬。”

正是大运河对杭州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为南宋官窑带来了财力、物力、人力，促进了绝美瓷器的生产。“为什么南宋官窑的遗址能够留存到现在？离不开当时的维护与管理。而且，当时的政府是不计成本地去提升瓷器的生产门槛，这些窑工不仅具有精湛高超的技艺，同时还能在官窑里面任职，对于他们而言，这也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这种职位赋予的责任与义务，以及他们为之形成的工匠精神，也是南宋的瓷器能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的重要原因。”杜正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