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玮《元史》10守成政治：武与仁共天下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的罗玮，欢迎您收听崇贤馆与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二十四史》大师课。

关于忽必烈的继承人问题，忽必烈依照汉制册立了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但不幸的是，至元二十二年，年仅四十三岁的真金早于忽必烈去世了。伤心的忽必烈多年没有再立皇储，直到至元三十年，忽必烈命令真金的幼子铁穆耳抚军出镇漠北草原故地，行前还把皇太子的宝印授予铁穆耳，这算是变相明确了自己心中的皇储人选。

至元三十一年年初，元世祖忽必烈驾崩，伯颜、不忽木和玉昔帖木儿等三位托孤重臣保驾护航，挫败了野心者的窥伺，把铁穆耳扶上了帝位，这就是元成宗。成宗即位后起用的军国重臣，差不多全是忽必烈朝后期朝政的原班人马，这就从人事方面保证了按照忽必烈遗训实施“持盈守成”的国策。“守成”就成为了成宗朝政治的基本精神，对内对外都强调“宽宥惟和”，意思就是要改变忽必烈时期的穷兵黩武的政策，缓解国民经济的巨大压力。即位后的第二个月，成宗就决定罢征安南国，就是不打越南了。而大臣们要求再次征讨日本的建议也被成宗拒绝。在西域方面，元军的防线到成宗朝中叶也稍有后退，从火州，就是吐鲁番撤至哈密，以减少西北叛王对漠北草原本土的侵扰。担任中书省右丞相的完泽也奉行“安静政治”，要与民休息。

虽然朝政以“静”为主，但并不是说成宗朝在边疆政治上没有建树。成宗朝最大的边政成就就是元军在金山，就是今天的阿勒泰山附近，击败了忽必烈时期长期骚扰西部边疆的窝阔台汗国的海都叛军，导致海都负伤死去。海都死去不久的大德七年，就是1303年，元廷与中亚、西亚、东欧的几个蒙古汗国终于签订了和约，巩固了对这几个汗国的宗主国地位。至此，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爆发战争以来，元朝西北边疆的战火基本平息了。

元成宗的立储问题跟他的祖父一样，也是疑云密布。元成宗曾经立嫡子德寿为皇太子，但不久德寿就夭折了。元成宗从此未再立嗣，一直到去世。并且成宗身体不好，连年疾病，执政后期的几年都是皇后卜鲁罕主政，形成了自己的政治集团。并且卜鲁罕集团与皈依伊斯兰教的安西王阿难答关系密切，阿难答是忽必烈第三子忙哥剌的儿子，也就是成宗的堂弟。阿难答本人也因手握重兵，想以忽必烈嫡孙的身份争夺皇位。一般认为，他更多代表了回回政治集团的利益，因此并没有得到元朝中央的蒙古和汉人官僚集团的支持。相反，阿难答对于帝位的窥伺，引起了他们的警惕。

争夺皇位的另一方是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的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两个，他们就是以后的元武宗和元仁宗，咱们以后以帝号称呼他们。他们也就是成宗的侄子，而他们的名字都是梵语。

元武宗长年出镇漠北，在大德年间与西北叛王的几次硬仗中战功卓绝，得到了在漠北一起作战的诸王将领的拥护；而武宗的弟弟仁宗则雅重儒术，在身边聚集起了一批汉族士人，颇有几分曾祖父忽必烈潜邸时期的风范，因此被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寄予了希望。两兄弟一武一文，总体实力是强于阿难答的。

成宗去世后，中央官僚集团很快反应，急速召集武宗和仁宗回大都。仁宗首先回到大都，并抢先行动，诈称武宗遣使至京，约阿难答、卜鲁罕及党羽入朝议事，遂将他们全部拘捕。

卜鲁罕与阿难答被干掉以后，仁宗与还未赶到大都的哥哥武宗的关系，就顿时变得微妙起来了。仁宗禁不住对近在手边的皇位产生了垂涎之心，而母亲答己也更倾向于让仁宗即位。并且仁宗更多得到了大都官僚集团，尤其是汉法派官员的倾心与支持，于是母子二人遣使去武宗处试探反应。武宗依仗手中握有的漠北重兵，对于帝位是志在必得的。武宗本人亲率大军，分三道从漠北开始南下。面对武宗强大的军事震慑，答己母子及大都诸臣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想法，向武宗明确表示拥戴之意。虽然把帝位让给了哥哥，但这并不影响仁宗抓紧这段时间在大都培育自己的势力，把亲信安置在大都各个重要的政治岗位上。

大德十一年五月，武宗与答己、仁宗会合于上都。武宗在忽里台大会上就任新帝，改年号为“至大”。兄弟二人达成一种协议，那就是仁宗出任皇太弟，双方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传”。意思就是元武宗以后，他的弟弟仁宗即位。仁宗以后再把帝位传回哥哥武宗的儿子。这一约定在忽里台大会上得到了蒙古高层集团的共同认可，而这一传位构想，后世总结为“武仁授受”。不要小看这份约定，它可是理解元代中后期政治脉络的一把钥匙。

元武宗朝政治的特点是非常明显清晰的，那就是一定程度上改变成宗朝“守成”的内敛国策，在政治上强调对上层贵族官僚集团的“宽大”政策，来追求“惟和”精神。具体就是广泛的赏赐和恩封，说白了就是给大家普遍的发钱、封官，以至于到了泛滥的地步。

武宗虽然做了皇帝，但实际是在与他的弟弟仁宗分享权力。仁宗参与武宗朝的政治方面，显得异常活跃。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武宗时代也可以说是“武仁共天下”的时代。对于这样一种政治格局，武宗表面上采取一种优容放任的态度，尽量维系双方的微妙平衡，对于那些试图游说他废掉仁宗，改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的人坚决予以回绝，显示出武宗作为君主的“雍容大度”。但从他的一些政策上来看，他内心深处并不满足于这种处处被仁宗掣肘的政治困境。这表现在，武宗朝施行的一项重大的举措：那就是营建规模宏大完备的元中都，位置在今天的河北张北。因为我刚才讲过，仁宗已经抢先一步控制了大都，武宗对大都的政治氛围实际上不太适应。武宗另立中都，或许就是计划新建一个完全归自己掌握的都城。

武宗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他实施的滥赏政策。仁宗既然已经获得了中央官僚集团，尤其是广大汉法派官员的支持。武宗为了维持政治平衡，只能用大量的封赏去拉拢蒙古和色目官僚集团的支持。另一方面，或许健康状况不佳的武宗在面对势力日益强大的仁宗时，也怀疑他死后，仁宗能否做到“叔侄相传”？武宗多年在漠北掌握重兵，即位后又极力封赏和拉拢蒙古、色目官员集团，获得了蒙古、色目上层的广泛的感恩和爱戴；另一方面，面对一些人让他背弃“兄终弟及”的约定，直接传位给他的长子和世㻋的建议，武宗又予以拒绝，力排众议，信守兄弟之盟。所有这些因素，都为武宗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声誉，逐渐积累起一支庞大的拥护武宗的官僚集团，后世称之为“武宗旧臣”。

武宗去世后仅三天，仁宗就迫不及待地将武宗内阁旧臣们处死流放，进行“政治清洗”，下令停止营建元中都，将其废弃。他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行汉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科举取士制度的恢复，因为是在延祐年间，史称“延祐复科”。咱们以前也提到过，自从十三世纪初蒙古开始伐金，导致金朝在华北部分地区停办科举，从此一直到延祐复科，唐宋金绵延数百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原汉地停止几乎达到了一个世纪之久。延祐年间恢复的科举，每三年开科一次，分右、左两榜分别录取“蒙古与色目各族”士子和汉人士子。一时间，也使汉地士人们欢呼雀跃，翘首以盼。

仁宗实际上最为在意的还是当初对于武宗许下的“叔侄相传”的承诺，即位后的前几年，迟迟没有公开宣布立储之事。正如武宗生前担心的那样，仁宗实际已经在进行暗箱操作，准备背弃“叔侄相传”的约定，并争取到母亲答己太后与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等人的鼎力支持。延祐三年，就是1315年3月，仁宗正式下令将他本应该传位的武宗长子和世㻋送去云南做藩王，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标志着“叔侄相传”的约定已经开始遭到背弃。

和世㻋的被发配引起了蒙古统治集团中武宗旧臣群体的强烈反弹，遂爆发了“关陕之变”。平息“关陕之变”后，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正式撕毁了“叔侄相传”的承诺。

仁宗对于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否顺利即位可谓是忧心忡忡。到了仁宗执政的后期，他关心硕德八剌的顺利继统问题超过其他一切问题，仁宗甚至有一次向近臣试探着说：“朕闻前代皆有太上皇之号，今皇太子且长，可居大位。朕欲为太上皇，与汝等游观西山，以终天年，不亦善乎！”这就是说，仁宗甚至有过生前就让儿子登基，自己去做太上皇，去北京的西山里游览享乐的想法。这异乎寻常的言论，表明仁宗十分迫切地希望硕德八剌能够平稳地继承帝位，甚至想在自己生前就看到这一天的到来。这从侧面证明，硕德八剌的即位合法性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他的父亲仁宗能很清楚地感到这种外部压力。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驾崩，年三十六岁。硕德八剌在皇祖母答己的扶持下继承皇位，这就是元英宗，改年号为“至治”，当时他只有十七八岁。这位少年天子一登上皇位，等待他的，谁想到却是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巨大的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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