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为什么要改称“婆罗多” ？

第18届G20峰会9-10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作为东道主，印度总统穆尔穆依惯例准备欢迎晚宴，并提前向与会各国领导人发出请柬。穆尔穆在邀请函中称自己为“婆罗多总统”，而不是“印度总统”，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极大关注。

历史与正义

近年来，伸张历史权利和历史正义，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去年6月，土耳其政府正式要求国际社会用“Türkiye”一词，取代英文中的“Turkey”，指出“Türkiye”一词“以最好的方式表达了土耳其民族的文化、文明和价值观”。“Türkiye”源自于“突厥”一词，本意是“光明”、“来自光明的人”，而“Turkey”则很容易与西方感恩节用的“turkey”相混淆，带有侮辱性。

联合国、WTO、欧盟和北约等一些国际组织，目前都已应土耳其政府的要求，在各种公文中采用了“Türkiye”一词。但西方主流媒体对此鲜有正面报道，一些评论指责埃尔多安总统“煽动民族主义，转移国人对经济的注意力”。

印度在过去一些年里，已经将一些原由葡萄牙、法国、英国等欧洲殖民者起的地名，改为更符合印度本土发音的名字，如Madras改为Chennai，Cochin改为Kochi，Calcutta改为Kolkata，Bombay改为Mumbai，Bangalore改为Bengaluru。

在国名问题上，印度国内也已讨论多时，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人民党也一直在推动。据西方语言学家考证，“印度”一词当源于梵文“Sindhu”，本意为“河流”，指印度河。古代波斯人用以指称印度，将隔开印度与阿富汗的山脉称为“印度山”，即兴都库什山。印度一词经希腊语“Indu”传至欧洲，后变为英文“India”。

对印度人而言，India是外来词，他们自称婆罗多。据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婆罗多本是古代印度一位伟大国王，后来成为印度对国家的自称。古代民族中，常用杰出英雄的名字称自己的部落和国家。

印度宪法中明确规定，英文“India”和梵文“Bharat”是同义词，印度就是婆罗多。印度领导人借举办G20会议之机，通过一张晚宴请柬，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国际社会对婆罗多一词的关注。虽然西方主流媒体重复了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指责，称印度总理搞民族主义，谋求明年竞选连任，但此举客观上有助于促使世人更多地去了解印度的历史和文明。

历史与文明

“梵语”一词字面的意思是“完美的语言”，是“众神的语言”，古代印度人早在公元前1800年就开始使用梵语。18世纪，欧洲一些学者认识到梵文对欧洲语言的深刻影响，并据此提出印欧语系之说。

1921年，美国夏威夷一位医生阿瑟•莫里茨发表了一本关于流感的专著《美国、欧洲和夏威夷流感简史》。书中提到，英文“流感”这个词，追根溯源，当是来自梵语。英语的“流动”、“流淌”一词，在拉丁语里是fluo，德语里是flysen，希腊语是phleo，意大利语是influo、influente，它们都来自梵语词根“Plu”。至今，夏威夷人仍然把流感称为“Plu”，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夏威夷人和太平洋其他岛屿的人们，可能是古代从印度分离出来的一些支脉。

19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玉尔提出，古印度《摩诃婆罗多》书中所说的“Sin”、“Chin”，即是《圣经》中“Sinim”一词的源头，希腊和罗马时期，变为“Thin”、“Thinae”、“Sinae”，以及后来的英文“China”，本意可能指的是“秦”。

中国最早知道印度当是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29年左右，张骞出使西域，抵达阿姆河流域，见邛竹杖、蜀布。问当地人，知道是来自印度。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汉代时，中国还不认识棉花，《史记•大宛列传》说，大宛国“有羔羊自然生于土中，……其脐与地连，割绝则死。”后人一直沿用这种说法。直到成吉思汗时，丘处机一行和耶律楚材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长春真人西游记》提到：“其地出帛，目曰秃鹿林，盖俗所谓种羊毛织成者。”耶律楚材公元1235年所作的一首回忆西域的诗中，写得更明白一些：“西域风光好，大率无蚕桑。家家植木绵，是为垅种羊。”

中国从印度引入的另一种重要作物是高粱。高粱原产地是东非，经印度引入。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仍称菠菜为“波斯菜”，原产地为波斯。唐太宗时，经印度、尼泊尔引入。西藏高寒，并不产红花，著名的“藏红花”，实际上来自于克什米尔。印度古代哲学精妙高深，举世公认，佛教的引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

外族入侵

印度历史上饱受外族入侵。从喀布尔至白沙瓦，有一著名“开伯尓山口”，狭长险要，是从阿富汗进入印度大门户。历史上，波斯国王大流士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都曾率军通过这个山口，侵入印度。

公元1000年，来自阿富汗的穆斯林侵入印度，占领了白沙瓦。随后，穆斯林军队不断地侵袭印度，到公元1192年时，已在印度很多地区建立了伊斯兰统治。公元1221年1月24日，成吉思汗引兵追击花拉子模国王子扎兰丁，立马印度河西岸，击溃了扎兰丁，引军北还。

“莫卧尔”就是“蒙古”、“蒙兀儿”，只是写法和译法不同。莫卧尔帝国的建立者巴布尔，是15世纪中亚最大的蒙古征服者帖木尔的六世孙，巴布尔的母亲则出自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系。作为帖木尔的后裔，巴布尔的父亲曾统治过喀什噶尔和费尔干纳地区，到巴布尔时，家族的领地仅剩下了费尔干纳。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出自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系的昔班朝的乌兹别克人崛起，风卷残云般地扫荡着帖木尔帝国的残余。1514年巴布尔被击败，退却至阿富汗，攻取了喀布尔作为新的立足之地，后见无望重振势力打回中亚故乡，便转移了注意力，向东侵入印度，建立了政权。

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击败了德里最后一位阿富汗苏丹，统治了莫卧尔朝50年时间。阿克巴将蒙古人、突厥人、阿富汗人、波斯人和印度本土的精英融合为一体，纳入统治阶层，使帝国的军事和行政结构臻于完善。在他统治时期，除印度西部和印度半岛最南端的部分地区之外，几乎整个印度都纳入了莫卧尔帝国的版图。

英国的统治

英国的霸权地位肇始于1763年。这年2月，它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和平条约》，结束了两国间的“七年战争”，逐出法国人，独占了印度。

印度是英帝国的基础。孙中山1917年发表的《中国存亡问题》一文，有精辟阐述：“以偏在欧洲西北三岛之地，其所领有土地周绕地球，自诩国旗不逢日没，其操纵之，操何术乎？非议会政治之力也，非强国海军政策之力也，非条顿骑士精神之力也，所恃者印度而已。”惟拥有印度，英国始能“控御散布于世界之殖民地，伦敦市场始得为世界中心”，“外交始得执欧洲之牛耳，横行于世界。”“英之所以为帝国者，在印度不在英伦也。”“除去印度，大英帝国不过世界之三等国，此英人所自认者也。”

英国之所以能取得印度，全有赖于英国东印度公司。1588年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前往东方的海上通道大开。1600年，伊丽莎白女王向伦敦的一个商团发放特许状，专营东方贸易。

1612年，英国人第一次闯入当时由葡萄牙人控制的印度洋，在距离今天的孟买250公里一个名叫迪乌的小港口附近，击败了葡萄牙人。这场规模很小的“斯威利战役”，在英国史书中常被称为“一场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大战役”。随后，英国人和他们前驱葡萄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一样，向印度莫卧尔王朝的地方汗王付租金、赠礼物，获准在沿海地区建立军事据点和贸易货栈，占据了一小块根据地。

从1700年前后开始，由于帝国内部继承权争斗引起的分裂，加之波斯人入侵、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势力复兴，莫卧尔王朝步入了痛苦的衰落期，边陲省份纷纷脱离中央政权的控制，成为一个个事实上独立的汗国。

1757年，东印度公司一位精明能干的书记官克莱武，率一支小规模的雇佣军击败了孟加拉汗国的军队，为该公司获取了150万英镑的赔款，这个数额至少相当于今天的1.5亿英镑。此外，公司的各级官员都得到了价值高昂的“礼物”。据现代英国学者研究，克莱武在1757-1760年间，向孟加拉汗亚法尔索取了至少23.4万英镑现金及大量的不动产。

1765年，英国废黜了孟加拉汗，直接取得了在该地区的行政权和征税权。随后，英国通过与印度各邦结盟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扩大势力范围。到1800年时，英国基本已经控制了整个印度。

英国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当地的政治经济资源。直到1858年灭亡前，莫卧尔王朝虽早已有名无实，但其宗主权仍得到承认，而英国政府到1926年才明确其对印度的主权，直至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

金本位制的秘密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第二年，英国从法律上实施了金本位制，从而使英镑一举取得了世界第一货币的地位。今天英国仍然在世界金融领域保持着某种优势地位，也是过去金本位制留下的一份遗产。

1914年凯恩斯发表的《印度货币与金融》一书，揭示了金本位制的秘密。这是一种天才巧妙的设计，理论上，英镑的标准是由黄金支撑的，可以自由兑换。实践中，英镑也可以兑换黄金，但实际上，由于英镑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以至于英镑很少被用来兑换黄金。凯恩斯在书中指出，英格兰银行持有的黄金储备，比阿根廷银行还少。

孙中山之所以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性质、印度对英帝国的重要性认识得那么透彻，很可能读过凯恩斯这本书。除了凯恩斯，当时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讲得那么清楚。凯恩斯说，所谓金本位制与黄金实际上没有关系，英镑标准的真正基础，是英国从其殖民地，主要是印度提取贸易盈余，然后作为资本对外输出。英国人为此必须将工业品大量出口至印度，不惜摧毁印度原有的一切工业基础。

为了使印度能够购买其工业品，英国人实施了另外一项精明的策略，从土耳其引入鸦片，在孟加拉等地大量种植，并由东印度公司专营走私到中国。这一计划是1787年由亨利•邓达斯向英国议会提出的。到19世纪，鸦片已成为是世界上最大宗的商品，代表着成船流出的白银。

凯恩斯在描述英国金本位和资本输出的同时，附带说明英国的殖民地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诸如印度、埃及、缅甸、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等地，不是英国人的移民地，称为“非居住殖民地”，英国人可以尽可能地从这些区提取财富和资源。另一种是“居住殖民地”，即英国人可以移居之地，将资本投入到这里，建成新的英国人的国家，这就是今天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某种程度上，包括美国。

殖民主义的残迹

在新的“居住殖民地”，英国实行类似于英国的法律制度；而在“非居住殖民地”，英国人对当地人民的反抗毫不留情，实施严酷的恐怖统治。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把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的小说《1984》，当做描写苏联极权政治的书。2005年，一位匿名美国记者“艾玛•拉金”发表了《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的书，揭示了奥威尔的真相。

奥威尔真名叫埃里克•布莱尔，英国人，1903年生于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缅甸当警察，负责抓捕、审讯从事抵抗运动的缅甸爱国者。回到伦敦后，陷入孤独和痛苦之中，流浪于街头。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曾作为志愿者参战，站在共和派一边。1949年发表《1984》，1950年去世。奥威尔一生中，与苏联无任何交集，他书中所描写的极权主义统治，正是英帝国的现实，来自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

《1984》最著名和最恐怖的描写，是秘密警察“奥布莱恩”折磨英雄温斯顿•史密斯的场景，让笼子里饥饿的老鼠撕咬他。英美学者解读，“奥布莱恩”是托洛茨基，用老鼠咬人是“契卡”的做法，但实际上，这只是当时英国殖民警察对印度和缅甸抵抗战士使用的例行讯问技术，奥威尔本人和他的同事们经常使用，对此非常熟悉。

英国宣传部门能够把奥威尔的真相严密地隐藏起来，把他对英帝国的抨击转移到苏联身上，背后当是做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工作。“艾玛•拉金”关于奥威尔的书很少有人能够读到，奥威尔在普通读者心中的印象一时也很难改变，但印度人对于英国殖民主义还是深有了解的。

印度独立时，就有人提出不用“India”这个词，但由于面对实际治理问题，只能接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指出，“India”在历史上被西方过度滥用，“东印度”、“西印度”、“印第安人”用的都是India这个词。西方语境中，这个词基本上等同于“殖民地的他者”。印度是英语国家，要经常面对这个词，对很多印度人而言，这是一种无法为外人言说的困扰和不适。

成为领导者的婆罗多

G20峰会9日开幕时，莫迪身前的东道主“名牌”上的确写着——婆罗多。人们已经知道，这不是一时起意，对此也无需感到惊奇。早在10年前，莫迪领导的人民党的竞选口号就是“一个婆罗多，伟大婆罗多”——前者说的是内政，后者对应着外交，表达了印度提升国际地位的强烈愿望。

印度无疑是个大国，不论从国土面积、人口规模，还是从地缘位置、历史文明上看，都是如此，印度人自己也这样认为。尼赫鲁曾说过：“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在尼赫鲁时期，印度虽然还不具备相应的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但仍与中国、印尼、埃及等第三世界国家成功举办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1961年，尼赫鲁与铁托共同主导了“贝尔格莱德会议”，成立“不结盟运动”。

在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印度艰难地维持着“战略自主性”，在大国之间周旋。与理想主义的尼赫鲁不同，莫迪是个实用主义者。莫迪于2013年10月在金奈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明确说：“印度的外交政策应该建立我们文化、传统、实力、经济、贸易，和战略安全的基础之上”。翌年，他当选为印度的总理。时代也不同了。现在的印度，人口规模已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伴随人口红利的，是强劲的经济增长。2021年当全球经济还在为新冠疫情所苦时，印度GDP增长达到创纪录的 9.05%；今年二季度增长7.8%，是发展中大国里最快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它将成为下一个经济强国。与此同时，印度的军费预算达到738亿美元，列全球第三。

G20由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包括“金砖国家+”和“西方七国集团”。印度政府作为东道主，在G20峰会的场合公开用“婆罗多”指称自己，虽然不排除还有其他的政治考虑，但其宣示印度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意图呼之欲出。就像其外长苏杰生说过的那样，“要成为领导者，而不仅仅是平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