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1+1:大学教师送外卖,对坐而论道说“不”

评论1+1:大学教师送外卖,对坐而论道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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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老师送外卖,这完全不搭的两件事竟然凑到了一起。据《中国青年报》9月5日报道,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以《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为题,讲述了自己一个月的送外卖经历,引发热议。

邢斌称,2022年12月底,自己花9000元购买了一辆摩托,体验了为期一个月的外卖员生活,直到大年初一送完最后一单。在这期间,邢斌平均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毛收入7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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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生活没有切肤之痛,那么写出来的东西终究是轻飘飘的。”仅就邢斌的动机而言,这样的“理解之同情”,无疑是相当宝贵的。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20元是极限;遭遇不少冷眼,更愿回忆温暖的瞬间……通读其自述文章《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不难看到,即便仅作为一项体验而言,送外卖也并不浪漫,其中的艰辛劳累,旁人恐怕难以感同身受。心同此心,心同此理,愿意平视他们、走近他们、为其发声,这份对他人命运的真诚关切,本身就值得我们的掌声。

如果说走出书斋、深入底层,本应是一名学者的自觉,那么在此过程中,能够反思自己的局限性,这份清醒则更为难得。正如他在文中指出:“底层人生活在底层的信息茧房;知识分子生活在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两者经常是不相通的。”知识分子可能是“善用语言”的一群人,但如何更好地实现“语言介入”,却不能不加思虑,步入蜻蜓点水、浮于表面的泥淖。邢斌的自省,又何尝不是他人观照自我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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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高校教授体验送外卖,也让大家看到了调查研究应有的打开方式。在很多人印象里,知识分子做学问似乎就是“深居简出”、凭空思考,但邢老师的经历则告诉我们,做学问固然是一种思维的抽象艺术,但从选题到立论再到政策建议都离不开深入调查,只有切身体验了才能有真感悟、出真知。

再将视野放宽,这两年,党员干部沉浸体验的案例也越来越多。譬如法院院长到镇法庭出庭,园林局局长当起了护林员,交警开起了出租车,人社处长送起了外卖,等等。不管是何种体验法,大多数都获得了舆论的肯定。这也充分说明,只要肯走出去、能沉下去,用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深入了解行业的真实生态,就走出了为群众“办实事”的第一步,也是在为制定更加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奠定基础。

“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立行。”期待这样接地气的学者、善调研的干部可以再多些,这样见解深刻的调查研究可以再多些,以鲜活的体验,真心帮助百姓,解决问题,完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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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斌老师表示,自己兼职送外卖,是为了体验职业,找到创作灵感。但客观地说,这种“作家体验生活”的视角之下,邢老师的感受和普通骑手还是有差别的:他没有失业的痛楚,没有兼职补贴家用的窘迫,没有给孩子交医疗费的心酸,就会天然地忽略骑手工作中拿钱那一刻的获得感。

对于一个社会现象,有多元的、多视角的社会舆论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语文老师、文学教授偏向同情的情绪,引发关注;更全面的观察者,给出更客观的观点,带回理性;专业的劳动制度研究者,找出深层次问题;最后,政府部门、立法机关、平台、劳动者甚至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寻求一个效率、公平的平衡点。

找到最佳均衡点的办法是市场本身,是劳动者真正的交易行为。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要持续改善,以民间关注为动力,驱动持续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客观看待,不超越社会现实,避免产生行业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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