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仪到政治，中国的外交特使做些什么？

2002年9月，巴以冲突愈演愈烈之际，我国资深外交官王世杰成为首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使命便是积极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

从那时开始，中国“外交特使”这个称谓越发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正如美国学者汤姆•法莱尔所言。

“每一种外交制度都能在古代找到雏形。”

在春秋战国时期，“聘问”盛行于各国之间，源于此，现代中国的外交特使实则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甚至彰显着古人的外交智慧。

特使，顾名思义，为了执行某些特殊使命而派遣的外交代表，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的外交特使有着起步晚、发展慢、形式单一的特点，只不过，这些特点已经处于被不断打破的状态。

从担负的使命来看，外交特使分为礼仪性和政治性两类，礼仪性使命很好理解，起到的多半是锦上添花的外交作用，要说真正彰显外交特使神圣使命的还得是政治性层面。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特使出现在外交活动中，他们的存在恰恰是在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缓和地区间紧张局势、出席有关国际或地区组织的会议等等。

所以说，外交特使才是彰显外交艺术的存在，正如开篇提到的那样，继王世杰特使在中东亮相后，从礼仪到政治，众位中国外交特使的传奇历程才是真的精彩纷呈。

先来看王世杰等人在中东的外交特使历程。

来到中东后，王世杰始终秉承公正态度劝和促谈，令人意外的是，他曾四次会晤被困的阿拉法特。

“这样一个曾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被囚禁在只有普通教室那么大的房间里，那情景颇为悲凉！”

即便承担着劝和促谈的使命，也不代表王世杰就要做一个没有原则的和事佬，他要做的恰恰是配合和补充中国的主体外交。

在他之后的继任者便是孙必干，对于“特使外交”这件事，孙必干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与工作理念。

在他看来，特使工作主要分为宣介中国政策和劝和促谈，源于此，他每次出访都会去巴勒斯坦及以色列，在两国之间相互做工作，平均每年三到四次，除此之外，还会去往俄罗斯、法国等地区外国家，以此得到更多的有关于特使工作的国际看法与意见。

事实上，在战乱频发的国家、地区做外交特使，很多时候都处于“哪里有炮火，哪里就有特使”的工作状态，人身安全遭到威胁也是常有的事情。

再来看曾任中国政府非洲外交特使的刘贵今。

在他的外交特使历程中，特使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权力，可在涉及到重大问题面前，应对媒体和公共外交方面却可以展现较大的灵活性。

刘贵今更喜欢将自己的特使身份做如此定位。

“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

在他看来，特使总是介于官员和专家之间，需要对相关政策做到全面深入的了解，还要懂得时刻站稳政府立场，面对媒体还可以如专家那般在知识范围内尽情发挥。

在刘贵今出任非洲外交特使的岁月中，起初，他专司达尔富尔问题，包括接触政府军和叛军、参加相关国际会议、与其他国家特使沟通等等。

直到2008年2月24日，抵达苏丹之际，他又与当地政府官员进行会晤，在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苏丹南北双方最终达成分家协议。

就在南苏丹于2011年7月宣布独立后，又与苏丹接连发生冲突，且内战频频，这也使得刘贵今的劝和促谈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即便如此，他依旧保持着外交特使应有的乐观态度与令人钦敬的外交原则。

“中国特使还是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的，因为我们打交道的方式不是盛气凌人、强加于人的，而是公平、平衡、平和的！”

他始终坚持中国一直主张的“政权由本国人民决定”这一原则，身为外交特使在非洲做的努力，全都是推动地区和平与安全，绝非设套推进政权更迭。

时至今日，中国“特使外交”已经走过将近70年的风雨历程，从起初只有象征性、临时性的礼仪使命，到如今承载越发重要的外交使命，外交特使已经以更具亲和力的形象参与到了促进世界和平进程中来，值得钦敬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