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遗嘱”，为何沦为历史笑柄？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古城西安突然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联手，在临潼华清池扣押蒋介石、举行兵谏，以此敦促蒋介石做出一致抗日的选择。

西安事变发生后，还没等消息见报，远在南京的戴笠就收到了军统西安站的密电，忧心忡忡的他如丧考妣，赶忙召集几位军统大特务开始密谈。

“领袖当前在西安生死难料，我见过何部长，他主张讨伐，我还见了宋院长和夫人，他们都认为不能打。可这么僵持下去，领袖怎么能平安脱险呢？我觉得我还是亲自去一趟西安，最好能有会飞檐走壁的人一起营救领袖，还请诸位献计献策！”

刚一说完，只见戴笠就嚎啕大哭起来，在场其他几名特务头子不禁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戴笠见状再度说道。

“既然诸位拿不出什么高招，我只好跳龙潭、入虎穴，亲自走一趟了！”

看起来，戴笠当年的一系列反应与对策都出于忠心护主，殊不知，西安事变恰恰成了决定他人生就此发迹的一场豪赌。

直到历史尘埃落定之时，后人用更加理性地眼光回看过去才会发现，当年戴笠前往西安后的种种举动更像是作秀，其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西安事变爆发之际，戴笠身为力行社特务处处长，力行社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裂痕，与国民党内部一样出现了主战、主和两派，戴笠则是坚定的主和派。

至于特务处内部也出现了一种声音，那就是戴笠应该亲赴西安，实践“君辱臣死”之义，还要冒死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如此言论给戴笠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至于张、杨两位将军那边，掀起这么大的动静，来自四面八方抗议的声音也让他们倍感压力，毕竟，他们的初心并非取蒋介石性命，而是逼蒋抗日。

12月20日，张学良委托宋子文转交给戴笠一封信，目的在于力求黄埔系人士理解他逼蒋抗日的动机和主张，也希望戴笠可以向力行社提议，派出代表前往西安展开商谈，而这在戴笠看来正是向蒋介石效忠最好的机会。

源于此，他事先没有跟力行社总社通报，也没有转告张学良的来信内容，而是在22日直接陪同宋美龄等人飞往西安。

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西安事变的爆发恰恰证明了力行社特务处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看似无孔不入，始终无法渗透到张、杨两位将军的核心决策层，自然无法预知西安事变。

对于戴笠的到来，张学良也是想要给他一个不大不小的教训，毕竟，他总是带领力行社忠实地执行蒋介石制定的“安内攘外”政策。

就在戴笠落地西安之际，配枪立马被缴了去，就在他见到张学良后，几乎是带着哭腔讲述了自己在机场的遭遇，张学良对于如此贪生怕死之徒，态度自然是嗤之以鼻的。

“戴处长，我真是不知道你们特务处都是怎么工作的，我跟老杨弄出这么大动静，你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那一天，戴笠对于张学良几乎是跪舔的姿态，全然没有以往不可一世的气度，而张学良当即下令将他关入地下室，暂时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

不过，此时的戴笠通过张学良的态度已经推测出蒋介石没有性命之忧，自己也不过是被暂时囚禁，就这样，他又开始惺惺作态，甚至写下一封遗书，将自己落地西安的情景进行描述后开始了一番煽情，只为表达自己对殉难前没能见到领袖的心有不甘。

3天之后，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与戴笠都得以平安离开西安，按照戴笠的说法，这叫做“冒死而去，呈祥而归”。

就在蒋介石返回南京之后，他开始着手对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力行社成员进行奖惩，尤其是当初的主战派成员，多半遭到免职、禁闭、记过处罚，而戴笠成了不但坚持主和还甘冒生命危险前往西安的功臣，至此迎来青云直上。

要说那封遗书在当时的确感动到了蒋介石，殊不知，张学良从未对戴笠及蒋介石起过杀心，发动西安事变的初心就是保家卫国，可戴笠却在家国危急关头开始了自己的政治豪赌，那封看似大义凛然实则作秀的遗书自然在多年后沦为历史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