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郑州丨杜甫：半生潦倒的老杜，也有过裘马清狂的快意时光

提到诗圣杜甫，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一张饱经沧桑的干瘦面庞。他把对时事的忧心、对家国的挚爱、对苍生的关怀诉诸笔端，成就了一代诗名。但环绕在他身上的，总是沉郁顿挫、风雨飘摇的悲凉标签。

其实，这位出生于河南巩县的诗人，出身名门，是一个妥妥的贵公子，年少时也曾鲜衣怒马、意气风发，只是在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节点上，个人的命运齿轮只能随之转动……

出身名门 壮游天下

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祖籍襄阳，在其曾祖父杜依艺任巩县令一职时，家族开始在巩县定居。他是西晋著名军事家杜预的十三世孙，祖父是被誉为唐代“近体诗”奠基人的杜审言。杜审言官职不高，却以一首《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被誉为初唐五律第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杜甫也曾写诗云：“吾祖诗冠古。”

杜甫的父亲名为杜闲，虽不如祖父有才名，但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员；母亲出身清河崔氏，是义阳王李琮的外孙女；继母是范阳卢氏之女，同样是世家豪族。

出身官宦世家的杜甫，有肆意潇洒当纨绔的资本。但他受家学熏陶，勤奋好学，“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贵的是，他还有一份单纯的少年心性。

杜甫曾在《百忧集行》中写道：“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这样顽皮的杜甫，与大众眼中的“诗圣”形象，似乎很难重合，却彰显了诗人一生贯之的赤子之心。

古人讲究“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有条件的人，到了年纪就去远方漫游，广交好友，增长见识。成年后的杜甫，也开始了自己的旅行。

他从洛阳出发，经过淮阴、扬州，到达江南，甚至一度想要东渡日本。多年后，杜甫还在长诗《壮游》中回忆这段经历，表示“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

少年不知愁滋味，鲜衣怒马，意气风发。游历五年后，杜甫回到洛阳，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不料名落孙山。但他并没有沉浸在落榜的失落中，而是打包好行囊，继续漫游。此时，杜甫的父亲在山东任兖州司马，杜甫便顺势来到齐鲁大地。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鶬。”期间，杜甫登上泰山，不禁胸起狂澜，许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志向。

十年的壮游生活，是杜甫一生中最为轻松惬意的时光。他的家族，给予了他看遍河山的资本和裘马清狂的后路。而这一切，在杜闲因病去世时，都戛然而止。

中年失意 困守长安

父亲去世后，已是而立之年的杜甫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要走的路。他与妻子杨氏成婚，寓居偃师首阳山下，后因姑母病逝而前往洛阳。

在洛阳，杜甫与被“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此时的杜甫，正处于“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的尴尬境地。失意的两人一见如故，携手同游东都名胜，并相约“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同年秋天，两人如约而至，还与高适邂逅，三人一路东行，在古吹台醉酒赋诗。次年，杜甫和李白在山东再次相聚，一起登高怀古，求道访隐，两人“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关系更加亲密。

分别时，李杜互赠诗篇。杜甫作《赠李白》云：“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李白则写下《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只是相较于李白“且尽手中杯”的潇洒，杜甫的“空度日”似乎蕴藏着自己因虚耗光阴的无边落寞。因此在与李白分别后，杜甫便前往都城长安，求取功名。

次年，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与了这次科举考试。但由于主考官李林甫嫉妒贤能，设计出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使得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

科举不成，杜甫只能寄希望于权贵举荐。他客居长安，投赠献赋，奔走干谒，但都没有结果。“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郁郁不得志的杜甫，困守长安十年后，才被授予了一个管理军械的小官。

志向远大的杜甫，想必是心有不甘的。但他只能为了生计接受这无用之职。上任之前，杜甫前往长安城北的奉先县省亲，不想刚到家就得知小儿子已经活活饿死的消息。

结合省亲途中的见闻，杜甫在悲愤之中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的诗句，字字泣血，令人不忍卒读。

这时的他无法想到，这样不幸的遭遇仅仅是个开始。

乱世飘零 老病孤舟

杜甫从长安返家的路上，触目即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悬殊景象。此时，安史之乱在远方已经爆发，只是消息还未传回京城，玄宗与贵妃仍在骊山宫中歌舞升平。

次年六月，安禄山进逼潼关，玄宗西逃，杜甫也带着家人仓惶避难。在听闻肃宗即位的消息后，杜甫只身北上，希望为国效力，途中不幸被叛军俘虏，押至长安。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充满理想主义信念的杜甫，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发展，积极为剿灭叛军献策，思考如何减轻百姓的负担，后来成功出逃，面见肃宗，被授予左拾遗的官职，但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华州。

战乱纷纷，民不聊生，“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百姓的真切苦楚和时政的污浊不堪，几乎摧毁了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在职仅一年左右，他就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彻底远离了朝廷。正是在这段时间，杜甫写下“三吏”“三别”，将对王朝兴衰的关注，转向了对普通人命运的诉说。

几经辗转，疲于奔命的杜甫来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度过了几年安定的生活。但日子依旧很苦，“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杜甫苦中作乐，与妻子“画纸为棋局”，与孩子“敲针作钓钩”，仿佛放下一切，成为一个真正的田园老翁。只是在茅屋为秋风暴雨所破之时，他彻夜难眠，心中忧虑的仍是天下寒士。

哪怕是这样的日子也无法长久，在一直给予关照的严武去世后，杜甫离开成都，后因思乡而乘舟北上。途经湖南岳阳，他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面对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感慨万千，写下了《登岳阳楼》：“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时，杜甫身患肺病，右耳已聋，年老体衰，此后不足两年就在投奔舅父的途中去世，年仅59岁。

去世前的数年内，杜甫几乎一直在船上漂泊，缺衣少食，居无定所，与年少的富足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半生的颠沛流离，更彰显了他的崇高志向。他在乱世中书写的“诗史”，使他虽未建功立业，却得千古不朽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