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成为“次等”职业？它如何面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

8月17日，第二届译文双年选在上海世纪出版园颁出。郑体武翻译的《我独自一人面对严寒——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全集》和刘象愚翻译的《尤利西斯》获得了这一届“译文双年选”。

《我独自一人面对严寒——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全集》

郑体武领奖

《尤利西斯》

刘象愚的编辑代领奖

2021年，上海译文策划举办了首届译文年选评奖活动，翻译家杨自伍先生翻译的《近代文学批评史》获得这份奖项。为扩展作品的评选范围，完善评选流程，选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品力作，译文年选自第二届更名为译文双年选，延长评奖周期，并将每一届的获奖作品从一部增加为两部。

本届“译文双年选”评审团由李敬泽领衔，并召集八位来自文坛译界的专家：毕飞宇、程巍、刘文飞、陆大鹏、毛尖、魏育青、袁筱一、邹波。他们的专业领域横跨中文写作与英、法、德、日语文学翻译。

这一天，李敬泽、毕飞宇、刘文飞、陆大鹏、毛尖、魏育青、袁筱一、邹波、黄昱宁等作家、翻译家也齐聚一堂，就“文学翻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带来了三场精彩的分享。

翻译意味着什么？

“没有翻译，我的写作是不成立的。”作家毕飞宇直言，没有翻译文学，他可以如常地生活，但不可能成为一名小说家。“我之所以开始写小说，很大一个原因归于翻译文学的影响。虽然我不以先锋作家示人，但在刚开始写作的五六年甚至七八年，我有意无意地让自己的语言向翻译文学靠拢。至于找到自己的语言，那是后来的事情。”

他还认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起码要看两个译本。译本和译本的区别，本身构成了文学阅读中的审美点。

在翻译家魏育青看来，一部文学作品会有很多价值，但在翻译中，译者对这些价值的呈现必然有所选择，重译也因此有了必要性。

“文学名著的重译，从一个很少见的现象，变成现在‘遍地开花’。从有人争论‘能不能重译’，变成大家都很麻木，不再关注。”翻译家刘文飞说，“国人的外语水平一直在提高，懂行、内行的读者越来越多，但翻译的文学性反倒下降了，它从一个无比神圣的事业变成谁想做都可以做的事情。”

沙龙第一场：毕飞宇、刘文飞、魏育青

比起创作，翻译“次等”吗？

“中国读者买小说，会看是不是毕飞宇写的，但中国读者买翻译作品，不会看是不是刘文飞翻译的。”

刘文飞玩笑道，相比创作，而今翻译似乎成为了“次等”的文学职业。“我以前在社科院工作，我们的老所长叶水夫在1950年代翻了一本特别有名的书，《青年近卫军》，当时拿到9千块稿费。9千块钱是什么概念？他说我还有一点私房钱，加了一点，用一万块在北京买了一个四合院。但是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翻译一本书的稿费依然是一万块，或者是两万块，只能买几块盖四合院的砖。”

翻译家袁筱一并不认同文学翻译变成了“次等”的文学职业。“其实今天文学创作的门槛也在降低。”她说，“文学翻译是一种经典化的运动。无论如何，哪怕时代速度再快，我们也需要一点时间去确认作品的价值。如果重译19世纪作品，我们可能是一种肯定，一种跟随，也可能是一种颠覆，但对于当代译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种感觉，这些作品经典化的命运还有待我们确定。”

“一方面会有一部分作家往世界性的方向发展，包括日本的村上春树，但也有一些很本土化的作家往传统那个方向回溯。”翻译家邹波说，“以后通过翻译，或许也可以拓展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

沙龙第二场：袁筱一、毛尖、邹波

如何面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

作家、批评家毛尖谈到了网络媒体时代对文学的“改造”，“经典文学已经从文化C位上被拉下来，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三分钟讲完一部小说’的短视频，表面上是时代浮躁，骨子里是经典断代。”在这种情况下，她认为译文社的经典作品可能是总体文学的最后一个“堡垒”，“本来我们的白话小说就是译文开的步，很多作家从翻译小说找到自己的语法和风格，从翻译小说找到了作品人物的口吻和声音。”

译者、编辑陆大鹏一度对机器翻译的进步感到惊讶和激动，但他也发现，出自AI之手的很多句子看似正确，却非常平庸和无趣，措辞机械而单一，硬伤虽然比过去大幅减少，但仍然不能让人放心。“对一个编辑来说，把一个错误句子改对不难，但把一个平庸句子改好却很难。我担心的是，如果未来的译者和编辑不愿意花力气积累实践的经验，那他们的鉴赏力如何提高？我担心的是看到普遍正确，但普遍平庸的文本。”

“如果家里挂一幅画，我希望我知道它是谁画的，而不是一个机器画的。同样，当我看一部文学作品，我希望它有一个确切的作者，如果是外国的作者，我依然希望他边上站着一个确切的译者。”作家、批评家李敬泽表示，他不会读一本由ChatGPT翻译的书，“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人和人的关系上。”

“至于文学的门槛，我不认为我们应该竖起一个门槛，来保证这是文学。我想，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确认和发明自己的文学性，都会拥有他们自己的了不起的创作。”

沙龙第三场：李敬泽、陆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