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也不能幸免，左撇子到底为什么受歧视？

8月13日是国际左撇子日。西方历史上，左撇子曾长期遭受怀疑与歧视。在教育与科学的名义下，对用手习惯的改造强制施行，更一度成为全球左撇子的噩梦。

如今，左撇子随处可见，看似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左手。但在以右手为主的社会中，对左撇子来说仍存在着右手便利者们视而不见的种种不便——只要想一想地铁闸机刷卡和扫码的位置，或者银行窗口带绳笔的位置就知道了。

人人生而用两只眼睛观看，两个鼻孔呼吸，为何只有左手低右手一等？使用右手不过是一种社会习俗，偏好使用左手的人究竟为什么要比大多数人承受更多？

左撇子遭矮化，

连达·芬奇也不能幸免

《碧血剑》对何铁手初登场的描写结合了视觉与听觉，一位艳光四射、笑意盈盈的少女教主跃然纸上。不过要等后文写她出招时，金庸才向读者透露，她罩臂的粉色纱衣下，其实早已自断左掌，装上剧毒的铁钩，趁对手不备便突然进攻。

何铁手身上的反差令读者难忘。不过，金庸以善用左手来暗示角色的阴险与残忍，这种刻板印象在古代中国其实缺乏土壤。中国历史上，左右与尊卑的关系随着朝代更迭而屡次变换，缺少固定的联结。也因此，左撇子通常并不低人一等。关于左手便利者的记录很少见，如果不算个别因右手病残才改用左手的书画家，相关记载都集中在武艺方面，而且偏正面。比如汉末的董卓和曹丕、曹彰兄弟都善于“左右射”，这种边骑马边左右开弓的技艺能提高攻击效率和范围，显然只有善用左手的少数人才能做到。明末宦官刘若愚在狱中写下《酌中志》，书中极力贬斥魏忠贤，但提到魏“右手执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时，也没有强行关联左撇子和人品，反而微微称赏魏的射术。

心脏在左，左胸受伤比右胸受伤更危险，所以人类倾向于右手持武器进攻，左手持盾护体。这一假说与宗教原因叠加，逐渐形成了西方社会以右手便利为主流的习惯。少数左撇子不按常理出招，于是成了威胁。如福楼拜在《庸见词典》所记录的一般印象，左撇子被认为是“击剑高手，比用右手的人灵活”。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也有类似表述，不过随即乐观地指出，“与左撇子较量的机会是极小的，因为左撇子的人数不多。”

左撇子轻易具备了右手惯用者缺乏的能力，因而被占多数的人当成异类。左右看似对称，却从未平等。千百年来的西方世界里，与右手相关的东西被认为体现了人性，左手则被认为残缺、无所事事，乃至无法称呼。包括英语、法语在内的许多语言，“右”都包藏褒义，“左”则暗含虚弱、无价值等意思。当代中文“左撇子”的“撇”并非佳语，只是如今习以为常，用它来指称左手便利者；在一些方言里，甚至没有“左”“右”的说法，“左转弯”和“右转弯”要说成“借手转弯”和“顺手转弯”。右是顺的，而左是借来的，依附于右，根据右才能识别出来。

就连著名的左撇子达·芬奇，论者在高度赞赏他的天才与成就时，不忘对他爱用的那只左手表示惋惜，批评它“不能达到理想的完美”“没有达到其智慧的高度”“不能表达他的思想”。只有英国作家托马斯·布朗的言论堪称金石之声：“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根据他是否符合某种生理标准，而是根据他的才华来判断的。”

左撇子与犯罪：歧视，

以科学的名义

中世纪的左撇子常被看作怪人、反常者、女巫，但受到的歧视与迫害仍不成体系。随着君主专制兴起，权力日渐集中，礼貌的概念被礼节的概念所取代，人们必须遵守各种义务和禁忌。从上流阶级到中产阶级，每个人就餐和写字都必须用右手，左撇子被认为违背礼节、缺乏教养，必须被强制矫治。餐桌和课桌，成了左撇子的改造营。

尽管如此，真正的噩梦要到19、20世纪之交才降临。《左撇子的历史》提及了一个矛盾的事实：不仅是由于残余的蒙昧主义，也竟是由于人本主义与共和主义，那时人们开始推崇秩序，厌恶一切社会边缘现象。恰恰是在进步的理想中，野蛮和仇恨悄然滋长——身为旧世纪的遗民，茨威格事后道破。

那一时期，对左撇子的敌意公开地、有组织地表达出来。有人针对左撇子大作文章，推行法西斯式的邪论。作为实证主义犯罪学的创始人，意大利学者隆布罗索宣称有些人是天生的罪犯。他和追随者们直指左撇子是异常的人，其比例在无产阶级中比资产阶级中高，黑人中比白人中高。无须惊诧，对左撇子的污名化也捎带了厌女及恐同。当时更有论文号称，左撇子通常伴随癫痫、精神错乱和犯罪行为。

“残忍、阴险、暴力的犯罪与左撇子之间，往往存在关联”——公众对此的刻板印象，隆布罗索学派有份参与塑造。开膛手杰克和比利小子的凶杀事迹令人不寒而栗，他们都不是惯使左手之人，世人却逐渐相信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左撇子。1929年的剧本《玛丽·杜甘的审判》，以及1935年巴黎医学院一篇博士论文《法医学中的左撇子》，展示了隆布罗索的学说是如何影响了后人，让他们相信左撇子在犯重罪时与众不同，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而经验丰富的警探很容易识破这些蛛丝马迹，这为推理作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大侦探波洛根据尸体的一道伤口，轻松推断出其中一名凶手是左撇子——《东方快车谋杀案》正好创作于隆布罗索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年代。

至今，我们仍能在许多作品中看到，作为一种与犯罪相关的身份，左撇子是如何被区别性地单列出来的。江户川柯南最阴险的敌人、黑衣组织的琴酒，就是左撇子。《瞳孔中的暗杀者》里，真凶是左撇子外科医生，因技术精湛的“黄金左手”被同事割伤，不能再操手术刀，日常便改用右手，隐藏左撇子的身份，只有少数情况下会不自觉地仍用左手。凶手和左撇子，两种身份在此同构，最终的败露既是左手偏好的败露，也是罪行的败露。可以看到，“天才-左撇子”和“罪犯-左撇子”两种刻板印象在这个故事里轮番上演。此外，2011年的法国小说《左撇子的杀意》尽管最终将杀机解释成一种虚构的暴力基因，但大部分篇幅仍近乎谄媚地利用普通读者对左撇子与暴力犯罪的联想，设置了叙事的迷雾。

银幕上的左撇子：

演员用哪只手，重要吗？

在公共政策与仇恨言论的作用下，左撇子的生存空间空前收束——竟然是以科学的名义。只有底层社会，特别是充斥文盲的农村，才是彼时左撇子“最安全的避难所”，因为没有品行教师来过问他们喜欢用哪只手。法国人杜马斯在《左手和右手》里写到，十九世纪的军官为了让来自偏远农村的文盲新兵理解命令，只能把干草放在新兵的左脚边，麦秆放在右脚边，然后以“干草！麦秆！”发令，而不是“左！右！”——可笑，但是奏效。

有两部较新的法国电影都与本文讨论的话题相关，背景都是1905年。《布鲁诺·里德尔，杀人犯的自白》详细展示了当时的心理学家是如何积极应用正风靡一时的理论来分析与评估杀人犯男主的心理问题——这位名为拉卡萨尼的心理学家史有其人，正是隆布罗索实证主义犯罪学的信徒。主演看起来忧郁而又狡黠，在拉卡萨尼的眼中，想必他就是那种“天生的罪犯”；不过直到他用右手写下自白书，才让观众长舒一口气，因为影片终于没有落入“罪犯-左撇子”的那种不怀好意的大俗套。

《秘密的时光》的男主来到农村度假，和小伙伴爬山时用左手握着登山杖，玩游戏扮演骑士时也是左手持剑，这一切都暗示他是天生的左撇子。那时法国的公共教育已经推行了二十多年，像他这样家境良好的城市孩子，很难不屈服于学校强力推行的右手统治，被以平等之名要求放弃对使用左手的偏好；只有离开城市到了农村，他才可以在和小伙伴单独相处时自由地释放天性。观众也可以想象男主一旦回到城市学校，又不得不放弃使用灵活的左手。

电影没有朝着这种预期发展。剧情中段，几个特写镜头清楚地显示男主用左手书写，即使父亲正在身旁盯着，他也不掩饰秉性。观众当然可以编出理由为这一幕缓颊：虽然父亲身为小学教师，是国家推行的公共教育系统的一员，但他支持妇女投票权和政教分离，自由主义倾向明显，所以才对儿子的天性网开一面。可是，男主回城后在教室里仍然左手执笔，并且另一名同学也用左手，严苛的教师却不闻不问。莫非男主这种成功保留天性的左撇子，正是法国医生皮埃尔·勒·达马尼在1919年的报告中所提到的“罕见的特例”？

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可能性，即导演根本没把用手偏好和角色个性、时代背景结合起来思考，根本没把演员的用手偏好当成需要认真对待的事。《神雕侠侣》原著中杨过被砍掉右臂，但刘德华、古天乐、李铭顺、任贤齐、陈晓版本的杨过都是左臂被砍，留下一条右臂。因为如果沿袭原著的设定，对右利手的演员来说，接下来的表演将会很困难，与其如此，倒不如改剧本来得方便。在所有知名版本里，只有黄晓明版的杨过符合原著，这据说并非因为演员本人是左撇子，而是在表演前下了苦功拼命练习。

左撇子大都是天才？

别用一种偏见代替另一种偏见

黄晓明的案例只能说明用手习惯可以暂时训练，一旦杀青，他便改回了原本偏好的右手。强制改造用手习惯也许会取得一些表面成效，但伤害极大。1880年英国精神病学家威廉·爱尔兰指出，被迫用右手写字的左撇子儿童的困境，如同右手便利者被强迫用左手写字。这个类比简单却有效，值得一切有同理心的人停下来想一想，学校如火如荼推行的右手暴政是否合乎情理。数十年后，美国人乔治·古尔德更是语出惊人，他说全美三百万左撇子或多或少都是病态的，随即话锋一转——“这不是因为其生理特征，而是因为矫正方法的残酷”。

更糟的是，强制改造左撇子的用手习惯会留下许多副作用，例如读写和语言障碍。如果你身边有人经常词不达意、语无伦次，试着容忍他们的毛病吧，也许他们就是童年时期被强行改造的左撇子。《我是左撇子》指出，被强行改造的左撇子容易写错字并且自己难以察觉，说话时喷薄的思想无法组织成通顺的语序，且总是丢掉许多语素。虽然这本书从学术层面上看接近于地摊读物，但作者左赫以自身经历总结的部分仍有参考价值。

常见的后遗症还包括运动、智力和心理障碍。弗洛伊德便是经过改造的左撇子，他曾在书信中向朋友诉苦，自己童年时善用左手，成年后虽已用右手写字，但经常搞不清楚左右，乃至空间感、方向感极差。

此外，亲子关系也易受冲击。电视主持人尼格买提在随笔集《一夜长大》里吐露，自己童年时无法容忍，乃至记恨父母，因为他们“要求老师强力纠正我的左撇子，一年级时的班主任贠老师用了一年，我终于用起了右手……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不仅是直戳我痛点，更是揠苗助长。”

二战前夕，法国心理学家维拉·科瓦斯基疾呼，教育者应该尊重左撇子儿童的用手偏好，让他们自由地使用左手，因为左撇子是无法改造的天性，对左撇子儿童的身体和精神虐待只会破坏他们正常的生理发展。她在深潭投入的卵石，直到战后多年才引发回响：1960年代的法国，对个体的宽容与自由成为主流，家长和老师放弃了体罚，放下了偏见。而左赫1970年代在西德读中学，手工课上他左手持剪时依然提心吊胆，生怕受罚。

对左撇子儿童的强制改造在地球上持续了超过一百年，至今仍未消弭。成年左撇子被另眼相待，似乎也没有真正成为历史。有人过度称赞左撇子，认为其通常伴随着某种天赋，本质上也是将左撇子视为异类，用一种偏见代替了另一种偏见而已。惯用左手的少数群体远未取得应有的平等权利，如今他们虽可以在社会上按照本性生活，但经常不得不屈从于右手便利者的多数统治——要论证这点很简单，只要想一想地铁闸机刷卡和扫码的位置，或者银行窗口带绳笔的位置就知道了。

每个左撇子都感受过孤立无援。这种体验相当微妙，有时若隐若现。阅读彼得·汉德克的小说《左撇子女人》，有助于理解这点。它刻画了一位试图摆脱婚姻关系的羁绊、从当代都市生活中遁逃、寻求内心宁静与独立的女性玛丽亚。文中没有一字提及她是左撇子，只有她某夜听的唱片是以《左撇子女人》命名：歌词里的女人即使身处人群，也隐约透着落寞；直到某天所有方向忽然调转，铅笔搁在笔记本左边，茶杯把手也是朝左，女人才袒露真实的自己——原来她是左撇子。

歌词里的女人是玛丽亚内心的映射。尽管玛丽亚不是左撇子，但她的特立独行，她不被周遭人理解的孤独，与左撇子们的感受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