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汉代简牍上的丝路盛况

中国与中亚国家两千年前彼此间的交通交流交融，清晰地记录在中国汉代的档案文书之中。20世纪90年代初，考古人员在甘肃省敦煌市发现了西汉敦煌郡所设的悬泉置遗址，这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汉代设立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在此出土了大量的汉简，其内容涉及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邮驿、交通等方方面面内容，真实记录了古丝绸之路使者往来经贸交流，弥足珍贵，为我们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贡使通商之路：公元前一世纪的康居使者

悬泉汉简中有一册被学者命名为《康居王使者册》的汉简极为珍贵。这枚简册由7枚简编连成册293字记录了公元前39年，来自中亚的康居王使者等一行人前来向西汉朝廷献贡骆驼时遇到不公后反映问题，朝廷受理解决的经过。

康居王使者一行入关后，发现与以往不同，首先是从敦煌到酒泉，他们一路上缺吃少喝，无人照应；其次是到酒泉后，酒泉太守和手下人对其奉献的骆驼单方面作出了评价，把使者带来的膘肥体壮的白骆驼评定为羸瘦的黄骆驼，使者认为“不如实，冤”，因而上告到中央。朝廷要求敦煌太守对此进行查询并按时上报中央，不得留迟。这一事例生动地反映了汉与康居正常外交关系之下的纠纷处理。此简不仅为研究汉朝与康居友好往来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更是见证丝绸之路繁盛通达的重要实物，也是今天的中亚各国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可补传世史籍之缺载。

唐模制商旅砖上牵驼的胡商。 敦煌市博物馆供图

《劳边使者册》 朱建军供图

在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的悬泉汉简中就有14条关于康居的记载，记录着汉武帝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地处撒马尔罕一带的康居，始终同汉王朝保持着贡使往来关系，而撒马尔罕城就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首府所在地。

让康居再次从历史中走进我们视野的，是一次探险发现。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以西一座被废弃的汉代烽燧发现了一组密封信札，信件以粟特文写就，有部分残缺，后来经多位专家翻译分析，认定这组粟特文古信札记录了以姑臧为大本营的一个粟特商团的商贸活动情况。

专家们认为一封写于公元313年的粟特5号古信札，是一位名叫“发黎呼到”的粟特人写于姑臧凉州，后遗失在敦煌汉代烽燧中的。他的身份或为粟特商队成员，类似于当今常驻海外公司的负责人，而信札是写给总部董事长的报告或半年工作总结。信中详细介绍了商队往来、货物分发、钱财分割，以及小商人的日常往来，只字未提当年发生在洛阳的战乱。而同时被发现的2号信札，则有大段陈述饥饿、火灾、死亡的内容，其中所言：“酒泉的遏末娑支平安无事，姑臧的遏末支也是一样”“当商队离开姑臧……当他们到达洛阳，不管那里的……还是印度人、粟特人，都死于饥荒”，说明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凉州以及河西走廊彼时是相对安定的。

法国汉学家魏义天先生认为，写这些信札的粟特人来自康居，这说明至少到3世纪初，粟特商业就已在距离索格底亚那3000公里外的凉州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至此，可见从粟特古代商业网形成至发展，凉州一直都有粟特人的存在。4世纪后，凉州成为汇聚中国人、粟特人和印度人的国际化大都市。之后，粟特人聚落从凉州延伸到京师。这样，粟特人在从撒马尔罕一直通向中国北方地区的丝绸之路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网络，这条商道获得了空前发展。

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越来越多的粟特人身影出现在中原大地。甘肃省武威文庙现存有一块《康阿达墓志铭》，我们通过碑文可知墓主人康阿达其祖上拔达在南北朝时期就已远离故乡在凉州任职，其父也在唐朝廷任职，墓主人也被诏赠武威太守，就是说在唐朝初期，康阿达祖孙三代就已经全部移民至凉州。至此，一个康氏家族三代人的发家画卷可以铺开。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康国条称康国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作为康国人“善商贾”的典型代表拔达，在青年时期就随着新兴的粟特移民浪潮，以粟特商队首领“萨保”的身份从遥远的撒马尔罕出发，带领一支人数众多的商队，历经坎坷，来到地处甘肃中心的凉州，并以此为中心施展其高超的丝路贸易能力，在凉州扎下了根基。在唐朝政府将胡人商队首领“萨保”纳入官僚体制后，康阿达成了有官家身份的聚落首领“萨保”。魏义天先生认为，聚落组织的首领既是萨保，又是商队首领，他们是商人传统的继承者，萨保除管辖聚落里的每位成员外，还负责祭祀活动，至少起到监督作用，并在聚落内建立等级制度。

当然，来自撒马尔罕的金桃在长安飘香时，唐风也徐徐地吹到了金桃的故乡。1965年至1971年间，考古学者对康国王宫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在1号房屋的遗址中，发现了保存较完整的壁画。有学者认为其一部分壁画内容是唐高宗猎豹和武则天端午节泛舟的场景，丝绸之路文化的双向交流在此得以体现。

礼宾待客之道：谁曾是丝路行旅

悬泉置是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重要接待机构，汉简中也多有“西方来客众多”“道上过客众多”的记载，那么除了康居使者，还有哪些人不畏路途艰辛千里迢迢通过丝绸之路在与大汉交流交往？

在悬泉汉简有这样的记载：“者、贵人、从者度四百人”“各有数。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渊泉。”“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从这三枚简文我们可以得知有人数众多的使者、贵人及西域国王行经悬泉置前来交流，第一枚简中所记使团人数为四百人，而使者王君所带的于阗王团队就有1074人之多，千人使团浩浩荡荡行进在丝绸之路上，那是何等壮大的场面。这应该是敦煌太守下发到悬泉置的文书，要求沿途做好接待准备工作。第三枚简记录了楼兰王一行260人从敦煌东行去长安。

《康居王使者册》朱建军供图

唐人面兽身镇墓兽，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实物见证。 敦煌市博物馆供图

西汉时期，行经敦煌郡悬泉置的往来客人数量众多。为适应频繁交流的节奏，西汉中央政府设有专门的外事机构。敦煌郡也为此进行了基础设施的规范化建设，并设置了相关的外事机构、官吏、译者等，这为其接待外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外，西汉敦煌郡接待外客时对其尊卑贵贱与等级差异明显地进行区分，迎送接待不同国家、不同身份来客规格有所不同。

中国人的好客之道早在两千年前悬泉置的接待中就体现出来了。有简牍记载为证：“出米四升，酒半斗，肉二斤。以食乌孙贵姑代，一食”“踈勒肉少四百廿七斤直千七十……酒少十三石直……且末酒少一石直百……”这两枚汉简，前者是接待乌孙贵人的记载，后者是接待疏勒、且末使者的记载。接待乌孙贵人姑代，一顿饭吃了四升米、半斗酒、二斤肉，这也是接待西域贵客的标准。而接待疏勒、且末二国客人尚需购买酒、肉若干。在本身物资匮乏的西北，汉朝对前来朝贡的各方宾客以不菲的礼遇相待，可见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热忱待客之道。

但是迎来送往有吃有喝也不是随意而为，悬泉置在接待外客方面有着诸多严格的规定。“假千人高放持麾迎广至西界。”简文中的“假千人”若指西域都护属吏，则西域都护府会将西域外客迎送至敦煌郡，很可能还会继续往东护送。且从“迎”字观之，假千人高放奉某郡属国都尉之命赴敦煌郡迎接降汉的少数民族部众的可能性更大。“出粟五斗二升。以食安远侯副卫司马遣假千人尊所将送匈奴归义抪类王使十一人，质子三人……人一食四升。东。”此简文反映的是西域都护府遣人护送归义匈奴蒲类王使团经敦煌往东入朝，悬泉置在招待蒲类王使团时给予他们每人每顿四升粟的用餐待遇。从这条记载来看，比较重要的西域来客很可能是由西域都护府派员迎接护送的。再从迎送的官员中两次出现假千人观之，千人的主要职司或许就是迎接护送客使，迎客时还有“持麾”等相应的礼仪要求。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认为，悬泉置接待的众多外客按其所属阵营不同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西域诸国国王及其所遣质子、使者，西汉敦煌郡接待的西域诸国国王，包括楼兰王、龟兹王、乌孙昆弥等。第二类是匈奴降汉诸王及其所遣质子、使者。匈奴诸王归降西汉且经敦煌郡入朝者，当首推日逐王。日逐王依靠僮仆都尉掌控西域，身份显赫，是匈奴的实权派人物。日逐王从西域赴长安，敦煌郡是其必经之地。第三类是诸羌羌王及其所遣使者。悬泉汉简有一枚简文记述了神爵二年十一月西汉平定西羌后，敦煌郡太守快派人护送归义羌使团十二人赴京奉献之事。

文化融合之径：佛教东渐 天马西来

浮屠简是一枚悬泉“明星简”，文字内容很有意思：“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这枚简全简可识别24字，简中有“弟子”“浮屠”等与佛教相关的文字，经考证与佛教传入敦煌时间有关系，具体年代范围应在公元51年至公元108年及其前后，也就是说早在公元一世纪下半叶，佛教就已传入敦煌，并且一开始就流行在民间。

这枚简应属于请柬，“少酒薄乐”是请人赴宴的一种客套话，“弟子谭堂再拜请”是主人请客的谦辞，“小浮屠里七门西入”是聚会地点和行走路线，“西入”可能指“户人”谭堂的户籍地点。此简的意义可以证明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是公元1世纪下半叶，比竺法护在敦煌翻译佛经的时间早200年，比敦煌莫高窟石窟开凿时间早300年，是目前发现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文献实物资料，极为珍贵。

唐胡人牵驼俑 敦煌市博物馆供图

撒马尔罕康国王宫遗址壁画 资料图片

自此，源于印度的佛教经大宛、波斯、康居等西域地区传入敦煌，并经由敦煌这一门户，佛教东传逐渐完成了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中国化过程。敦煌也为世界留下了文化遗产和佛教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这是现存世界上连续建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同时敦煌也成为我国早期佛典翻译要地，仅藏经洞发现的以佛教典籍为代表的敦煌遗书就达五万多件。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与欧亚文明互动、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融，展示了中古时期内容丰富的文化景观。

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必定是双向的，随着唐朝势力进入西域，汉化佛寺系统也在西域地区建立起来，远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遗址的碎叶城中，就有武周时期敕建的大云寺；作为唐朝学生习字范本的王羲之《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也都成为西域地区儿童的习字范本。敦煌学家荣新江先生认为，虽然我们目前在更遥远的中亚、西亚没有看到类似新疆古代遗址出土的汉文典籍资料，但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中国文化西渐的深度和广度。

现存的历史文献都没有中国产狮子的记载，历代学者众口一词都认为狮子产于西域。“西域”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西域一般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以西的地域。广义的西域，则指当时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狭义的西域外，还包括南亚、西亚，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狮子出西域诸国”的西域当指广义的，甘肃简牍博物馆一枚汉简就记录了狮子如何从西域而来。

简文为“其一只以食折垣王一人师使者，□只以食钩盾使者迎师子，□以食使者弋君”，这枚简记载的是折垣王派遣使者向汉朝贡献狮子，汉朝派遣少府属吏钩盾使者前往迎接。该汉简是西域国家向汉廷贡献狮子的记载，极为珍贵。一般的献畜安置于中央设在河西各郡的厩苑中畜养。稀见、贵重的奉献物要带到京城“面呈”皇帝，即所谓的“诣行在所”。汉廷这次派出钩盾使者前往敦煌迎接狮子可见其重视程度。

虽然目前对“折垣”究竟是西域哪个国家还不得而知，但是根据诸多文献记载，当时向中原进贡狮子的主要是印度、波斯等国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影响下，源出西域的狮子形象被华夏化，“吐赤白舌”的印度狮缩回了舌头，张牙舞爪的波斯狮子变得和气了，逐渐演变成具有中国气派、大家喜闻乐见的舞狮等形象，既保留了威武的气势，又具备了祥和的面貌。

“天马”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汗血宝马”，在张骞出使大宛时就强烈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而大宛国君主长期以来“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这样，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未能实现初衷，却让大宛天马西来成为了现实。而悬泉汉简真实地记录下汉朝政府如何迎接天马的历史一幕。

简文内容为“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诏使甘□□迎天马敦煌郡，为驾一乘传，载御一人。御史大夫广明下右扶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这枚汉简抄录的是公元前74年12月28日御史大夫田广明下发的一份传信文件。简文内容是朝廷派专人前往敦煌迎天马，出长安后，从右扶风往西直到敦煌，沿途驿站传舍，都要按规定接待并提供车马食宿。

记录这枚简文的时间距太初四年李广利伐大宛之后“岁献天马二匹”的约定已过了20余年，在这20余年的时间里，大宛一直践行每年献马两匹的约定，从此简的记载可得到印证。同时从这枚简中也可以知道，自太初四年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大宛和汉朝始终保持着往来贡使的关系。在当时交通条件极不便利的情况下，朝廷每年都要专门派官员远赴敦煌郡迎接贡使和天马，再到京师长安，沿途所过，要提供车驾和食宿安排，可见汉朝对迎天马的高度重视。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悬泉置，其出土的两万多枚悬泉汉简内容包罗万象，是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它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邮驿、交通等各方面内容，对于研究两汉时期中原与广义意义上的西域，以及地中海沿岸古代国家的关系极具价值，它记载了汉代大型交通保障体系中的邮驿制度，见证了其对丝绸之路长距离交通和交流的保障，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流提供了最为真实和可信的原始档案，影响重大，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