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涛《宋史》24宋代史学：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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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巅峰

陈寅恪先生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作为文治昌盛的朝代，宋朝高度重视修史工作，把以史为鉴、资治当代作为治国理政和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宋太宗说：“史氏之职，历代所崇。帝王之言动必书，朝廷之政令咸录，所以纪猷于一代，垂盛烈于千年。”司马光提出“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考当今之得失”这样的一种史学主张，强调全面认识历史治乱兴衰之迹及其内在规律对于取鉴资治的重要意义。

宋朝不但建立了完善的修史机构和制度，而且从官方到民间，讲史、著史、论史的活动异常活跃，史学名家辈出，各种体例的历史著作汗牛充栋。随着新儒学的复兴，宋朝的学者们自觉融合经、史，把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与对宇宙、社会、人性的思考结合起来，在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和功能论方面有许多创获。

完善的修史制度

与前代相比，宋代修史机构不仅种类多样，各机构的分工与职能也更为细密，制度化、常态化的程度相当高。

宋初沿袭唐五代旧制，以史馆为修史机构，统管日历、实录和国史的编修工作。自宋太宗在史馆置修史院，综合性的修史机构先后有编修院、史馆、秘书省国史案、门下省国史院等名目。随着修史种类的多样化，修史机构逐渐增多，分工逐渐细化，有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实录院、国史编修院、会要所、玉牒所等等，分工细密，各有所司。

起居院掌修起居注，除了记录皇帝言行之外，还包括百司供报文字，如德音诏敕、封拜除授、官员奖惩、州县废置、户口增减、风俗善恶，以及祭祀燕享、行幸引见、诸番职贡、贡举品识、礼乐仪注、风云气候、祥瑞证验等等，涵盖了官司事务的各个方面。

时政记房分属中书门下和枢密院，掌修时政记，由二府执政官主持。内容包括宰执对于军国事务的记录以及相关的制度沿革，中书门下和枢密院日常事务的档案材料，以及内外臣僚的章疏表奏等等。

日历所负责把起居注、时政记和诸司文字、臣僚墓铭行状等史料，按时间顺序汇编成日历，是修实录和国史的资料长编。

实录院以日历、时政记、起居注、诸司关报等材料为依据，并征集私家撰述及元老旧臣回忆等等，整理加工成编年体的实录。

国史院根据实录和官修记注等史料，并广征私家记载，加工成纪传体史书，修成某朝正史或数朝国史。

会要所负责编撰会要，会要具有档案汇编的性质，依据日历、实录、国史，并调集各种诏令和政府文书，分别门类记述一代典章制度及文献掌故，既是档案材料，也是处理政务的依据。由于其中许多内容涉及朝廷机密，因此严禁传抄和雕印。

玉牒所掌修皇室宗属的谱牒，包括皇帝玉牒、仙源积庆图、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图和宗支属籍等等。

除常设机构外，朝廷为修故实、宝训、圣政录等书，还临时选官置局，书成即罢。

多样化的史书体裁

宋代的史学著述具有数量多、篇幅大、质量高、体裁多样、富于创新和流传广泛等特点，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纪传体史书有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欧阳修、宋祁等撰的《新唐书》，以上三史均列入二十四史。其他纪传类史书有路振的《九国志》、陆游的《南唐书》、王称的《东都事略》等。

编年体史书有司马光主持编纂的通鉴294卷，自战国迄五代，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此书“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详近略远，取材详备，考订精审，发展完善了传统的编年史体例，被称为“通鉴体”，成为后世编年史的通用体裁。该书以其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及鉴往资治的明确宗旨而广受推崇，成为与《史记》并列的不朽名著。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对众多官私资料进行考订辨伪，是历史上第一部出色的当代编年史，也是古代卷帙最大的私修编年史。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保留了宋金和战的丰富史料。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录高宗一朝史事，也都是著名的当代编年史。

典章制度方面，有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等。宋朝官方先后编撰本朝会要十余种，多已亡佚。现存《宋会要辑稿》是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残书，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堪称宋代史料的渊薮。

南宋史学家袁枢自出新意，将《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分门别类，每事列出标题，详备始末，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以史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此后，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纪传体鼎足而立，成为主要的史书体裁之一。类似的史书还有杨仲良的《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等等。

史评类的书像吕中的《宋大事记讲义》，记载北宋九朝史事。事以类叙，间加论断，凡政事制度及百官贤否，俱载于编论中。所议选举、资格及茶盐改制诸条，尤切宋时的稗政，不少内容是《宋史》各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所没有的。

朱熹及其门人赵师渊在《资治通鉴》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史书编成《资治通鉴纲目》，开创了“纲目体”史书。在体例上仿效春秋经文，在写法上也效仿春秋笔法，以寓褒贬、示劝戒为旨归，集中反映朱熹的历史观念，强化了伦理教化功能。其纲举目张、简明扼要的特点也大大有助于该书的流传和推广。

郑樵仿《史记》体裁撰成《通志》200卷，强调会通的思想，重视制度和史事的联系，其中的“二十略”有不少内容为前人所不及，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尤多创见。

方志的修纂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体例臻于完备和定型，后代方志大体上未超越宋人的窠臼。代表作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欧阳忞的《舆地广记》、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范成大的《吴郡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罗愿《新安志》、马光祖《景定建康志》等等。

宋朝还开创了古代金石学的先河。金石学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订文字资料。从北宋时起，在宗经复礼的思潮下，研究金石文字受到学者重视，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而且有助于复原古礼，逐渐发展为专门的学问。代表作有刘敞的《先秦古器图》、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等等。

新儒学与宋代史学

宋朝建立于五代丧乱之后，恢复统治秩序、实现社会安定，既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是思想领域的主流。同时，宋朝始终面临严峻的外部压力，南宋时内忧外患更加严重。有识之士不但由衷地重视历史，从历代治乱兴衰中寻求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而且更为热忱地投入到复兴儒学的工作中去，重振儒家道统，探求先王之治，通过优越的文化跟强邻作持久的抗衡。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立褒贬之法，拔乱世而反诸正。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对《春秋》的研究出现了新的旨趣。陆淳师啖助而友赵匡，务在考《三传》之得失，所论多异于先儒。其舍传从经的治学方法，实导宋人的先河。到宋朝，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提倡大一统，强调尊王攘夷。程颐更认为《春秋》不仅褒善贬恶，而且蕴含了圣人的经世大法。

这种治经的新风尚影响到史学，就是史学义理化倾向的发展。欧阳修作《新五代史》，以恢复儒家伦理纲常为主旨，强调正统之辨，仿《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司马光在《通鉴》中一再强调礼治，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宋朝是一个重思辨、强调道德理性和重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时代，许多史学家同时也是经学大儒和思想家，欧阳修、司马光、朱熹、吕祖谦都是杰出的代表。经、史并重的学术风气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催生出史学思想的诸多创获，呈现出反对迷信、敢于疑古、强调会通、关注现实等等时代特征，构成了这一时期史学繁荣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

宋代史学也有明显的缺陷。例如，在官方修史中确立了皇帝审阅起居注、时政记的制度，统治者对修史工作的干预和掌控大大加强。宋太宗为掩盖“自立”之实，频繁干预《太祖实录》的修撰删削，实开恶例之先。此后多次发生因政治原因而重修实录的情事，史官畏祸避忌，往往不能秉笔直书。凡此种种，不但引起朝廷纷扰，也严重影响了官修史书的客观公正性。又比如史学义理化、理学化的过度发展，使历史研究不是从事实出发，探求其真伪，而是从预设的观念出发，使史学沦为格物穷理、验证天理的工具而丧失了自身独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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