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涛《宋史》22儒学复兴：士大夫精神的挣扎与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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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儒学，仍然是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征的注疏之学。《五经正义》之类仍然是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一本于此，“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但随着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基本国策。到北宋中叶，这项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

杨万里说：“仁祖之世，天下争相濯摩，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此风一振，长育成就，至嘉祐之末，号称多士。其将相、侍从、台谏之才，犹足为子孙数世之用而不见其尽。”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宋仁宗时期的儒学复兴称为“新儒学”，也叫“宋学”。从经学的角度而言，称新儒学为“宋学”更为确切。它是作为对汉唐注疏之学的否定而产生的。

与汉唐注疏之学相比，北宋中期的新儒学具有几个主要特点：第一，不专守先儒旧注，强调追本溯源，注重阐发本经意旨，具有较强的疑古色彩；第二，不拘泥于章句训诂、名物考据的治经方法，强调义理之学，以发挥圣人的“微言大义”为主，较之汉学具有更多的思辨色彩；第三，儒者治经不仅限于治经，更需要修身，提倡正心诚意，通过自身的切实体悟、涵泳默会和笃实践履，以臻于圣贤之域；第四，提倡自由讲学和师友间的切磋琢磨，以恢复师儒之道为光大圣学门户的必要前提；第五，拓宽学术视野，在排斥佛、老，突出儒家正统地位的同时，也注重吸收各家的思想精华，藉以促进传统儒学变化气质、脱胎换骨。

这时期的新儒学以“义理之学”为主要特征，与之相随的是士大夫政治的确立和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明体达用、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

这中间的代表人物有像“宋初的三先生”，就是胡瑗、孙复和石介。胡瑗开创了“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被尊为一代宗师。孙复治《春秋》，不惑传注，专以己意断说经旨，开创了宋人治经不泥章句训诂、专重义理阐发的风尚。石介始终致力于排斥异端杂学，在为新儒学鸣锣开道方面做出很重要的贡献。

欧阳修不仅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对宋代经学新风的形成也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南宋学者魏了翁曾说：“欧、苏以前，未曾有人骂古注。”由此可见，他在对先儒传注抱持的态度方面，实开宋人风气之先。

刘敞治《春秋》，对各家传注的优劣抱持客观态度，进退诸说，依经立意，所以他的训释远过于孙复。同时，刘敞博通其他儒家经典，《礼》学造诣尤为精深，所著《七经小传》受到广泛尊崇，对后来的学者影响很大。

从义理之学到心性之学、性理之学

讨论儒学，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重经验而轻思辨。内中可资构建体系的部分，厥惟其心性论和天道观。

宋人在疑传注、辨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讨，既反映了宋儒们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而这种风尚的形成，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在新儒学由“义理之学”向“性理之学”转变过程中，产生了两大成果：一是荆公新学的流行，二是理学的确立。王安石早年撰《淮南杂说》和《洪范传》，这两部著作奠定了他在宋代经学史上的地位，当时的人甚至把他比作当代孟子。侯外庐先生曾说：“道德性命之学，为宋道学家所侈谈者，在王安石的学术思想里，开别树一帜之‘先河’，也是事实。”贺麟先生更直截了当地说：“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以得自孟子、扬雄为最多，而与陆王的思想最为接近。”

王安石研究经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主张用“先王之道”来打破对“祖宗家法”的迷信，推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在北宋中后期，除了哲宗元祐年间以外，他的《三经新义》一直是官方法定的学校和科举教材，“荆公新学”也长期居于官方显学的地位，对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王安石开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的治学理念，蔚然成风，新儒学在诸多领域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的主题转换和学理更新。在这一历史过程当中，王安石立足儒学，融合儒、道创立了形而上的道德论、人性论及修养论，推动了儒学的复兴与发展。

理学又称道学，也就是道统之学。所谓道统，是指承担真理传续的圣人谱系，被列入这一谱系就意味着思想的合理性、正统性，是应当尊崇的普遍真理。宋代理学家继承和发扬孟子一系，从内在心性推衍外在政治的思路，主张内在心性与天理优先于外在政治，据以确立圣学道统。《宋史·道学传》有一段序言说：“孔、孟以后千有余年，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其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正是由于新儒学完成了由“义理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的转变，宋代的学术和思想才具有了卓然有别于汉唐之学的全新气象。

周敦颐以儒家《易》学来解释道教的《太极图》，将宇宙生存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提倡“圣人主静”的说法，主张通过“主静”的修养工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心学传孔孟，道学启程朱”，是对这位理学开山的生动写照。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烁古今的名言，出自宋代思想家张载，又称“横渠四句”。意思是要为社会建立正确的价值体系，为百姓奠定安身立命的根基，为往圣先哲接续思想传统和文化根脉，为千秋万代开创太平盛世的伟业。这四句话最能表达儒者的襟怀，最能彰显儒者的器识和宏愿，涉及精神价值、生命意义、学统传承、社会理想等多方面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精神追求和社会担当。

二程兄弟是理学的奠基人。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颐则将张载《西铭》当中“民胞物与”、万物同属一气的观点概括和发挥为“理一分殊”的著名命题，重点探讨事物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通过重新思考人伦道德和宇宙自然的关系，解释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想的形上依据，开启了天道性命之学的新境界，为宋代理学的“理一元论”思想奠定基础。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被认为是继孔、孟之后，儒家学说当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学发展到朱熹那里，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

朱熹作《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及其弟子的行状、墓志、遗事等资料排比成理学谱系，说明理学的渊源和传承。宣扬二程接孟子之传，又把周敦颐尊为二程的老师，从而确定了所谓的理学道统。从此“北宋五子”成了宋代新儒学的正统，程朱理学也逐渐发展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理学的影响

宋代是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重要转折时期，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思想成果——理学。宋代思想的革命性变化具有深刻的背景：一是教育的高度发达和自由讲学之风的盛行，这是学术不断发展的前提条件。二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长期共存、互相借鉴和交融，导致新儒学的兴起。三是新儒学的兴起与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相伴始终，在其突破旧有学术传统的过程中，呈现出诸家各派相互争鸣、互相激荡的繁荣局面。四是相对的政治开明和士人地位的空前提高，也极大地拓展了宋朝知识分子的视野和兴趣点，在推动主流知识体系发展变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其他知识与学科的进步。五是宋朝所处的内外形势和政治变迁，促成了宋代思想从义理之学到心性之学的转变，这个关键性的转变正好发生在北宋中后期。

简言之，由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宋儒经世致用的热忱和追求“外王”的抱负遭遇了重大挫折。此后宋儒主要注重于探究心性道德的“内圣”之学，致力于振兴和重构儒家伦理的本体价值。到南宋后期，理学最终确立了官方主流思想的地位。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相对应，宋代思想经历了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热议的中国思想文化和精神世界从宋朝开始走向内向的问题，这个内向对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但是，宋代新儒学的主要着力点并不是颠覆传统，也不是为新制度开辟道路，而是对固有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并且这一思想成果本身又构成了新的传统的一部分。

宋代的士大夫不但是一个文化群体，也是一个政治主体。他们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越了以前的汉、唐和后边的元、明，这种主动性造就了宋朝文治的昌盛。但新儒学毕竟是少数士大夫精神挣扎和奋斗的产物，由于新儒学从“外王”转向“内圣”，造成了宋儒对现实的隔膜和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为他们当中不少人状态的真实写照。

虽然理学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道德理性和内部秩序的重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使传统儒学得以脱胎换骨，但民族精神却失去了汉、唐时代的恢弘开拓的气象。从宋朝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民族本位思想益形强固。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追求和探索新知的创造力日渐迟钝，这些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稳定却又停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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